伪道士：是贼，还是流氓？

文/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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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重读鲁迅先生的名篇《流氓的变迁》，深感“流氓”的形成与演变过于复杂，是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原因的。

结合鲁迅先生笔贬的流氓，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影响鲁迅写作《狂人日记》的果戈理。果戈理成功地刻画了一个个“死魂灵”，那丑恶且滑稽到令人捧腹大笑程度的“死魂灵”，由于变异，活至今日的，究竟是贼，还是流氓呢？

在对世界文学史的研究中，后世学者曾就果戈理成功刻画的典型形象“死魂灵”，展开过持久而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是：“死魂灵”仅属沙皇专制的产物，还是乃为人性所固有，不分时代而永久存在的现象？

有鲁迅和果戈理为参照，以经典名著中活生生的“流氓”和“死魂灵”形象为例，观察现时代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无不复活了两位已故大师在文中用力揭露并严厉批判的一类人，这让我惊叹不已。

对于同一谱系上可称之为一种类型的各式人物，隔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光，从后往前溯源查看，一路下来，却十分懊恼地发现自己难以分辨当代伪道士究竟是贼，还是流氓！

中国人对流氓的认识，从根本上讲是极不全面的，多时压根错误。鲁迅先生讲过，中国人在性方面的想象力最为发达，凡是有男人谈论女人或不经意间触碰到异性皮肤，就有人神经兮兮地立即联想到性交、调戏、强奸、施暴。有此发达想象力的民族，自然会将好色之徒判定为流氓。这种对流氓的片面认识，只不过让好色之徒背负骂名，从而引起人们的防范和警觉而已。其实，远有比好色之徒更为可怕的流氓。

这种流氓，看似文质彬彬，显得气质高贵，一副很有涵养的样，他们几乎全是大学毕业，又有相当体面的工作，还有让人羡慕的职位。但他们胸内长有一颗贼心，手脚极为不安分，如遇成熟时机，便会趁人不加提防之时，动作极为迅敏地行窃。对于秘密行窃这事，当事人宁可胆大妄为地冤枉他人，也不会羞羞答答地坦白承认。他们怎么可能以贼自居呢？

以文化为掩饰的贼，不仅自己偷窃，而且还要向被窃者嗡嗡嘤嘤地打小报告，说某某朋友在某某会上把他视为一头“苦力马”， 于是，一头年迈的“苦力马”被那无形的友情之鞭抽打着奔跑，从东跑到西，再从西跑到东，但一天下来赏给他的钱物却少到难以启齿的地步。与“苦力马”付出的辛劳相比，对方某君所给钱物是慷慨的回谢，还是无情的侮辱呢？

此时的贼，摇身一变为“正义”的化身。他曾当着某君的面，在私下里先清点好那些加倍丰收的钱物，自觉达到目的了，才肯小心地将它包裹，谨慎地塞进衣兜，而后面带笑容，回头向奉上钱物者的某君点头致谢。但当他见到一些足以让他甘拜下风的富有者、权贵们，心里盘算着要向他伸手偷窃时，就会神奇地忘记一切，这时的他一面极力奉承富有者、权贵们，一面极力贬损盛邀者、真正的朋友，待前者信以为真，对他表达认可态度后，便良心安稳地伸手去偷。

遇此情况，往往付出的一方被无辜抹黑，难以为人了，行窃者却理直气壮的成了讨得被窃主人欢心的“实干家”。至于被窃者损失什么，他如知真相，会有何感想？大概是行窃者无所顾忌的了！

对于这种伪道士，既为贼，又为流氓，贼与流氓身份灵活转换的文化人、名人、官员，我如何才能精准地界定他们的身份啊？！

贼是可以法治的，流氓是可以讨伐的。但贼和流氓集于一身，贼和流氓身份灵活转化，既是贼，又是流氓的人，我凭什么理由，凭什么事实，去报警进行法治或写出实名实例，进行讨伐呢？

无论是被窃者，无论是行窃者，无论是被贬损者，皆为熟人，都是朋友，有过很多合作，可说是同一路上为同一目标，一起奋斗过的朋友，即使相互不满，谁愿主动去告或揭露对方，而毫不计较做人为友的那层一捅即破的薄膜呢？

贼成了流氓，流氓成了贼，当贼与流氓混合在一起，为一人所同时共有时，我如何像鲁迅和果戈理一样为他们画魂呢？我具备这样的才能吗？

同为混圈子的无奈“工仔” ，纵便你读破《鲁迅全集》和《果戈理文集》，也难弄懂这种贼与流氓两种身份同时并存的“特殊” 伪道士，乃为社会的产物，还是人性的必然？更难觅得一种与之对抗的策略和武器。

面对他们的存在，我只能在心灵深处体验一种永远无法说清的生存困惑，这大概就是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自明的迷茫感” 吧！

呜呼，悲哉！

                   2015-10-31万圣节于通州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