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是君主专制理论的集大成者

韩非被誉为法家思想之大成者，即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形成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家思想。“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使吾法之法，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敢犯也”（《内储说上》）。“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难三》）。“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势》）是因为“势”，“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所谓法家思想，其实就是君主专制的理论。韩非把君主如何集权、用权，如何驾驭臣下，如何统治人民，说得再透辟不过。孟子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也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韩非则把“民萌”列为“八奸”之一。何谓“民萌”（萌即氓）？他解释说：“为人臣者散公财以说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誉已，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谓民萌。”（《韩非子·八奸》）原来是指行恩惠于民众。韩非称此种行为为“奸”，所以是容不得的。“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因而君主对人民“不养恩爱之心而赠威严之势”（皆见《六反》）；“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外储说右下》）。韩非是这样看待人民群众的，他们只是被统治、被役使的对象。

韩非鼓吹君主集权专制的言论很多，如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四方谓臣民，中央谓君主。君主一定要牢牢地掌握权力。又说：“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同上）他把君主集权的理论与法术称之为“道”，道要“一”，要“独”，要由君主独掌，操于一人之手，臣子只是执行君主命令的。他特别强调“道”的重要，“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主道》）又说：“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同上）。这个“道”要保持神秘性，使臣下不能预测，使他们畏惧。所以，韩非所说的“道”已是“权力”的同义语。

韩非又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君主驾驭臣民的法术。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君臣之间亦然。“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所以要强公室，杜私门，不使臣下结党营私。“有国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君不贵其臣。……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将塞公闾，私门将实，公庭将虚，主将壅围。”以君驭臣不能讲仁义，只有利害。“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奸劫弑臣》）；“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思诈而诬也。……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六反》）至于驭民，“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显学》）即是说君主不能指望民众心悦诚服地服从你的统治。“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同上）所以仁义也不能施于民，“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六反》）所以必须用刑法来统治人民，镇压民众的反抗。

难怪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见其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集权的秦国，就是以韩非的理论为指导的。韩非的理论导致个人极权与专制，导致暴力统治，这是不言而喻的。韩非云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五蠹》），这种看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云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是利害关系，“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备内》），这些看法有一定道理，也撕去了道德说教的虚伪。韩非的学说必然遭到儒家人士的猛烈抨击，《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对策：“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敎训于天下也。”劝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然汉代政治是儒、法兼用，正如汉宣帝教训太子的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后来，历代的统治者尽管表面上崇奉儒学，其实也是“内法外儒”。韩非的一套理论始终没有被摒弃，也不会被摒弃，因为各朝各代所奉行的专制制度始终是秦朝所确立的那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