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皇台（宋王台）位于香港九龙宋皇台道与马头涌道的交汇处，与原启德机场仅隔一条马路。据嘉庆《新安县志》卷十八《胜迹略·古迹》记载：“宋王台，在官富之东，有盘石，方平数丈。昔帝昺驻跸于此。台侧巨石旧有‘宋王台’三字。”即南宋末年临安被蒙元攻破后，宋少帝等人南逃时曾在此处停留。有关其名称，黄佩佳认为当作“宋二王台”，他指出：“香港新界之名胜，以九龙宋王台为最著。……然人皆称之曰宋王台，且曰此宋帝昺登临处也。是说未尝不可，惟不若‘宋二王台’之贴切，盖所以志益王昰与卫王昺也。史称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三月以后，正统当归于元。益王以是年五月，即帝位于福州。其明年四月，始偕卫王昺来官富场。援以史例，实不能称益王昰为帝，卫王昺更不能帝矣；故称曰二王。惟其后之秉笔续纲目者，于景炎、祥兴，仍用大书纪年。此殆以其为宋室之帝子，宋亡而仍帝之者，寓惋惜于敬也。”（引自黄佩佳《九龙宋王台及其他》）陈伯陶、简又文则认为当作“宋皇台”。陈伯陶在《东莞县志》卷三十八《古迹略二》“宋皇台”条中称：“《职方典》（指《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引者注）又云：‘宋景炎中，帝舟常幸于此（指官富场——引者注）。’《元史》以帝昰、帝昺为《二王纪》，此元时旧刻，故称‘宋王’。”他在《宋皇台怀古·序》中称：“石刻旧城‘宋王’，以史称二王而然。兹正之曰‘宋皇’，盖使后之人无惑焉尔。”简又文在其《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一文中对此解释道：“余以为元脱脱等修《宋史》之以末二帝为‘二王’，实含有宋已亡国于德佑二年（一二七六年——引者注）元兵入临安时而不承认二帝为正统之意，元人书此三字亦作‘王’，是沿其误。然益王昰已于上年（一二七八，年——引者注）正式即位福州，改元景炎。翌年（一二七八年——引者注），驾崩，其弟卫王昺，亦于是年继承帝位。故应改作‘宋皇台’，所以正名也。”此外，简又文还对“宋王台”之“台”字的意义进行了考证，他指出：“今进而研究‘宋王台’三字之意义。于此有两说。其一，历来多人以为帝昰偕弟卫王昺驻跸官富时，常登小阜游览，及入山洞嬉戏或小憩，故所谓‘台’，即此戴石小阜（圣山）（“宋王台”刻石原在圣山之上，详下文——引者注）也。从常识言，借称山石为高台，此说未尝不近人情。其二，按严格的历史考证，上说殆非也。上录‘舒志’（指嘉庆《新安县志》——引者注）明言：‘台侧巨石，旧有“宋王台”三字。’可见石侧必另有台，则此石此山之非台也明甚。而石上刻字，殆所以标出台之在山麓附近地方而已。最近，我为此一点，曾与同文李景康（凤坡）先生互相讨论，承其来函表示意见云：‘“台”字问题，如一般俗人以为该荒地一幅（小山）为台，亦极可笑。试一翻类书如《渊鉴类函》或《事类统编》，“台”字俱入“宫室部”，并非“地理部”。故古人于地势高而有建筑者多称“台”；例如：燕之“黄金台”，西汉之“思子台”，东汉之“云台”，曹操之“铜雀台”，赵佗之“朝汉台”，皆其类也。但宋台久已不存；今仍称“台”者，不过沿用旧名而已。’这真是考据精详的高见，且与上录‘舒志’所言‘台侧巨石’句相吻合，足称定论。”（引自简又文《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

宋皇台原在启德机场范围之内，后迁移至此。其昔日之风貌，据黄佩佳《九龙宋王台及其他》一文记载：“宋王台位于九龙马头涌之圣山（Sacred Hill）上。山高十丈，周百余丈，去九龙寨城之南一里。……圣山之周，缭以石垣，高可五尺，为民国四年港商李瑞琴所资建者。马头涌自二王殿山来，经此而入九龙湾。涌畔竖碑，禁人采石。原文曰：‘Sung Wong Toi Reservation.Quarrying Absolutely Forbidden.’译文刻曰：‘此地禁止采石，以留存宋王台古迹。’山之南麓，昔居刘氏数家，今已他徙。自谭公道旁沿马头涌畔而行，可抵圣山之麓。由此拾级而登，循斜坡行，至石牌门，门无题识。越此，绿草如茵，山霭迎人，行数十武，即抵宋王台矣。台临山巅，而偏于东北。岩石三头，叠如品字。其周范以石栏，栏因岩之势升降，错落有致。远望如薯之贮篮中然。在上之石最大，高丈余，周数十丈。其西侧面稍平，刻‘宋王台’三字，旁署‘清嘉庆丁卯重修’（嘉庆丁卯即嘉庆十二年，公元一八零七年——引者注）七字，涂朱。侧有裂痕。自底斜透于顶，稍作曲折，降于别隅。裂痕经补，坟起如带。其下伏石二，大小悬殊，皆半陷土中。相距处，为小隙，才通人。去台之东不远，有岩如椅，俗称太师椅，可容五六人。东望，适对鲤鱼门，云山邈邈，江水悠悠。而清风时来，振人衣袂。北瞰九龙城，楼台历落，街道纵横。远望狮子山、赤网岭，迤逦如屏然。台之周，危崖峭壁，屹立峥嵘。遍山植树，使成茂林。滨海有石二，耸立如靴，又有巨石如牛，至为形胜。最近填海，无复旧观矣。”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因扩建启德机场，圣山被夷平；而刻有“宋王台”三字的巨石亦被日军炸毁，所幸其中刻有“宋王台”三字的部分尚保存完整。香港政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将其“削成方块”，移置现址，并以之为中心修建公园，以资纪念。

在九龙地区的南宋史迹中，宋皇台是知名度最高的。然而，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它才开始受到政府与学者的关注。一些政府官员以及学者出于特定的立场，通过积极发掘九龙地区与宋史的联系来说明宋皇台的价值与意义，并呼吁政府及社会加强对这处重要历史遗迹的保护。笔者无意探究宋末史事与九龙地区的联系，只是想通过叙述相关人士对宋皇台的保护与研究，反映九龙宋史的建构过程，进而加深人们对于香港近代史以及陈伯陶等历史人物的了解与认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早将南宋末年史事与九龙地区联系起来的是德国人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欧洲在中国：从起初至一八八二年的香港历史》一书中，在介绍宋皇台的同时，强调了宋史与九龙地区的联系：

“中国的史书告诉我们：当宋朝被在忽必烈（他后来成为中国的君主）领导之下的蒙古人推翻之时，宋朝最后一个皇帝（那时是一个小孩子）和朝廷其他人员一起，被带到中国的南部，最后不得不在一条船上避难；在一支小型舰队的护卫下，他继续南逃：从福州开始，沿海岸航行，经过厦门和汕头，大约在一二七八年的时候，他穿过鲤鱼门进入香港海域，并在九龙半岛稍作停留。此后他向西航行，抵达位于西河（澳门西南）口的厓山。与此同时，蒙古人控制了广州，且迅速建立起一支舰队，并利用它对宋朝的小舰队进行了全方位打击。当时的宰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将小皇帝背在他的背上，跳入海中，自杀殉国；二人一同葬身大海。

在发生这一事件的几个月之前，宋朝的小朝廷曾在九龙一个叫做马头涌的小港湾暂住过一段时间。传说称九龙城以及现在的马头涌和马头围这两个小村庄当时并不存在；宋朝的军队曾经在山上现在刻有题字的地方（指圣山“宋王台”刻石——引者注）露营，同时皇帝和大臣则居住在一座草草搭建的木构行宫里。行宫离宋皇台之东的太师椅不远，在马头涌小溪的另一侧，现在这里矗立着一座庙宇。据说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曾在这片处在香港范围内的，现在属于英国的土地居住过一段时间，他在这里等待着从广州而来的有关蒙古人活动的消息，奢望从这座已经被元朝军队占领的城市得到救援。”（原文为英文，见赵雨乐、钟宝贤主编《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第一章《绪论：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之附录一：“英殖民地部有关《宋王台保留法案》报告”；中文系笔者据该报告之附件一译出。）

一八九八年，时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何启在读过欧德理的相关著述之后，提议“立法保留今宋王台用地”。他是基于以下三点理由提出这一动议的：“一、九龙在一八九八年人口尚算稀少，但在新界租借后，人口与经济发展将一日千里，为免九龙重蹈上环市政发展失控的例子，政府宜在九龙预留土地作公共用途；二、及至一八九八年，香港统治英国已近五十年，但全港仍未有任何较具历史意义的古迹或遗址，港府应趁九龙与新界开发之初，发掘历史遗址，替香港这英国殖民地增添一点古远的历史传统；三、何启声称据欧德理的《欧洲在中国》所载，中英签署有关九龙割让条文时，英方曾承诺会保留宋王台，但这条款（据何氏称）却‘不知何故’未有被执行。”（以上引文引自赵雨乐、钟宝贤主编《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第一章《绪论：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何启的提议得到其他一些议员的支持，而保护宋王台的法案也在一八九九年获得通过，其名为“一八九九年保存宋王台条例”（其全文见简又文主编《宋皇台纪念集》）。何启关于立法保护宋王台的提议得到香港政府的批准，这其实“牵涉到很多政治手段和统治手段的考虑”。港府这样做可以得到以下好处：“一、让香港市区中心能预留土地作市肺及公众休憩地；二、这些预留的公众土地，港府亦可在日后轻易收回，改变用途；三、中西议员皆认为香港是一个年轻的新殖民地（a brand new colony），港府应为这年轻殖民地头上增添一具‘古远的历史光环’（respectable halo of antiquity）。”（引自赵雨乐、钟宝贤主编《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第一章《绪论：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

一九一一年清朝灭亡前后，陈伯陶、赖际熙等前清遗老避难香港，他们“怀念故国，在港研史咏诗，以表露自己这代知识分子的去国情怀，他们把‘遗臣’的气节和情怀投射进宋末忠臣史迹的研究中，对九龙宋代史的发扬起了重大作用”（引自赵雨乐、钟宝贤主编《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第一章《绪论：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对于宋皇台历史的考证，陈伯陶较之欧德理更进一步，试图根据史书的记载来确认欧德理所记述的传说，将其变为正史：

“九龙古官富场地。明初置巡司。嘉庆间，总督百龄筑砦，改名九龙。道光间，复改官富巡司为九龙巡司，而官富场之名遂隐。其地东南，有小山滨海，上有巨石，刻曰‘宋王台’。《新安县志》以为帝昺驻跸于此。考明钱士升《南宋书》，称端宗景炎二年二月，帝舟次梅蔚，四月次官富场，九月次浅湾。三地俱新安县界，相去不远。《宋史·二王纪》只云，至元十三年十一月，昰次甲子门（在惠州）。十四年十月，刘深攻浅湾，昰走秀山（今虎门），无次官富场之文。然《宋史·杜浒传》云，文天祥移屯潮州，使浒护海舟至官富场。《元史·唆都传》云，至元十四年，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会于广之富场（即官富场史省文）。又云，唆都进攻潮州，知府马发不降。恐失富场之期，乃舍去。皆景炎二年事。当时遗臣奔赴，敌人会攻，并指兹地。《南宋书》所云，当得其实。《二王纪》偶失载耳。逮至元十五年四月，端宗崩于碙州（即今大屿山），帝昺立。六月迁厓山，不再至兹地。然则台乃端宗驻跸之所，非帝昺也。《一统志》称宋行宫三十余所，可考者四。其一为官富场。《广州府志》则云，殿址犹存，今惟厓山最著。兹地改称九龙，世罕有知之者矣。余登眺之暇，因为考证诸书，以著其实。”（引自陈伯陶《宋皇台怀古·序》）

    所谓“以著其实”云云，即是要论证有关宋皇台的种种传说是可信的。陈伯陶还论述了宋皇台在南宋末年的重要地位：“当次官富场时，张镇孙进攻广州。文天祥、赵时赏，由梅州分复吉赣诸县，进围赣州。张世杰进讨蒲寿庚，复邵武军。淮兵在福州者，亦谋杀王积翁以应。盖尚有可为者。则斯台也，吾意宋之君臣，拥旄北望，必谓有呼渡河与抵黄龙痛饮者焉。而又规形势，缮宫室，千兵万骑，散居溪谷间。其艑之辐凑，衢路之填委，邮传之交午，饟道之络绎，栉比鳞萃，虽不比汴杭故都，亦必成一都会焉。”（引自陈伯陶《九龙宋王台麓新筑石垣记》）如此，则当帝昰驻跸官富场之时，其地俨然一政治中心也。

有关陈伯陶对发扬“九龙宋代史”所起的作用，当时的学者已多有论说，如吴道镕在《宋台秋唱序》中称：“九龙海汭，峦嶂杂沓，中有崔巍峙列者三大书，深刻曰宋王台。台南平眺，绿树寒芜，风烟掩抑。有村曰二王殿。村民沿故称，莫详所自久矣。辛、壬（指辛亥年、壬子年，即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二年——引者注）之交，焘公（指陈伯陶——引者注）卜居其地，自号‘九龙真逸’。登览之暇，钩考史乘，知其地为宋季南迁之官富场；村即以宋故行宫遗址得名。……自是而后，怀古之士，俯仰凭吊，稍稍见之吟咏。”梁淯则云：“考九龙宋王台，虽新安邑志略载，而僻在海岛，游屐罕至。故七百年来，绝少骚人题咏。迨辛亥之变，真逸（指陈伯陶——引者注）流寓其间，访求金石，证以士人所闻，著于诗章，宋台始显。”（引自梁淯《宋台秋唱跋》）在他们看来，虽然清代的《新安县志》对宋皇台有所记载，但由于偏处一隅，它并不为人所注意。惟有经过陈伯陶的考证与研究，宋皇台的知名度才得以提升。

陈伯陶、赖际熙等清朝遗老还积极致力于宋皇台的保护。《宋皇台纪念集》中收有李景康之《纪赖际熙等保全宋皇台遗址》一文，详记其事。其文曰：

“民国元年，增城赖焕文（际熙）太史任教于香港大学。同时，东莞陈子厉（伯陶）太史，侨寓九龙城瓜庐。两先生交谊素笃。焕文先生有暇，辄渡海过访于瓜庐。其时予肄业大学文科，间或随行。清谈片刻，相与踯躅宋台遗址。两先生徘徊瞻顾之余，辄兴异代相感之思。一次，且邀李瑞琴君同行，颇有保全古迹之想，而未及切实筹商也。某年七月，工务局布告将宋台遗址出投。瑞琴君向业建筑，且营地产，以是诇知最早，亟走告焕文先生。先生乃致电大学副监督伊理雅爵士，请其致电梅督，收回成命，俾得保全古迹。盖其时副监督乘暑假之便，往游北京也。梅督许其请，宋台遗址，遂获保全。迨副监督返港，工务局长提议：古迹虽宜保全，惟其地辽阔，究宜划定地段，俾界外公地，仍可开投，以重库收。赖太史乃转商李君瑞琴。李君毅然以捐建石垣自任。华民政务司夏理德，旋奉命会同工务局长踏勘宋台遗址，划出地段数亩，前临公路，后临海滩，左右相距若干丈，定为疆界。瑞琴君遂沿界捐建石垣，且于路旁建立牌坊，俾便游人登览，子厉太史爰撰《宋王台新筑石垣记》，焕文太史书之，以碑文托付瑞琴君，以资泐碑。寝假夏理德退职返英，陈赖两太史亦先后捐馆。迨日人占据香港，刻碑之事遂告寝息。逮至香港光复，瑞琴君尝过访，问予可否转商华民政务司署，仍将碑文泐石，且建碑亭护之。予极是其议，愿尽绵力。可惜瑞琴君旋以病闻，数月后竟告逝世。是以陈太史所撰碑记，仅见于《瓜庐文賸》，未遑刻石也。”

上世纪五十年代，又有多为学者撰文探讨九龙与宋末历史的联系，如罗香林写有《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一九五六年），简又文撰有《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一九五七年），饶宗颐则著有《九龙与宋季史料》（一九五九年）一书。但他们主要讨论的问题与宋皇台关系不大，因此笔者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香港赵族宗亲总会，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政府决定迁移“宋王台”刻石，该会则负责“筹建宋皇台遗址石碑”以及“编印纪念集”（见《宋皇台纪念集》卷五《记录之部》）。宗亲总会聘请香港大学简又文主撰碑文，主编纪念集。简又文“跟陈伯陶相似，也可说是一位‘前朝遗臣’”。他“字永真，号驭繁，笔名大华烈士，一八九六年生于新会，民初入读广州岭南学堂，一九一七年赴美留学，回国后曾任广州教育局长、国民政府铁道部参事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他奉命赴港主持文化工作，一九四二年任广东省政府顾问，兼任中山大学研究院指导教授，筹办广东省文献馆，主编《广东文物》。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失势，简氏仕途中断后，南迁香港，一九五三年出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在一九五九年接纳香港赵氏宗亲会邀请主编《宋皇台纪念集》。”（引自赵雨乐、钟宝贤主编《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第一章《绪论：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简又文在《九龙宋皇台遗址碑记》中叙述南宋末年历史与九龙地区的联系道：

“考台（指宋皇台——引者注）址，明清属广州府新安县；宋时则属广州郡东莞县，称官富场。端宗正位福州，以元兵追迫，遂入海。由是而泉州，而潮州，而惠州之甲子门。以景炎二年春，如广州治。二月，舟次于梅蔚。四月，进驻场地。尝建行宫于此，世称‘宋皇台’。或谓端宗每每憩于石下洞中，故名，非所知矣。其年六月，移跸古塔。九月，如浅湾，即今之荃湾也。十一月，元兵来袭，乃复乘舟迁秀山。计驻于九龙者，凡十阅月焉。”（引自《宋皇台纪念集》）

碑文“把九龙地方重认为宋帝南逃海上的末站”；因为这块碑是由香港政府批准竖立在宋皇台公园内的，碑文经过政府的审核，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把这段宋末“遗史”“进一步纳入官方认可的‘正史’里”，由此“九龙宋史遗事”得到了“确认”（引自赵雨乐、钟宝贤主编《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第一章《绪论：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

宋皇台周围还有一些与南宋末年历史有关的遗迹，但多已湮没无闻，以下一一述之：

（1）金夫人墓与耿迎禄墓。陈伯陶称二墓“在宋王台西”（见《侯王古庙圣史碑记》）。据康熙《新安县志》记载：“耿迎禄墓，在官富山，碑刻‘耿氏迎禄墓’五字。金夫人墓，在耿墓侧。相传慈元后女晋国公主溺死，铸金身以葬，镕铁固之。”陈伯陶在《侯王古庙圣史碑记》一文中指出：“耿迎禄墓，县志不详为何许人。疑亦随宋二王南奔死葬于是者。”简又文则认为县志记载及陈伯陶之说不确：“考慈元后即杨太后，有少女为帝昰之妹（见《厓山志》），从南宋制封‘晋国帝姬’（见《赵姓族谱》），死时仅七八岁，何得称为‘夫人’？观此，纵此墓真为晋国帝姬葬处，墓碑断非当时朝廷所立。如谓为土人所立，又何至有‘金夫人’不伦不类之称？况‘金夫人’并非‘俗称’，墓上立有丰碑，刻有大篆，尤非当时附近朴鲁贫寒之土人所能办者，必原另有‘金夫人’其人可知。‘舒志’（指嘉庆《新安县志》——引者注）只云‘相传为晋国公主墓’，从历史上严格言之，则此传说未可信也。”至于陈伯陶对耿迎禄墓的考证，简又文认为：“此说比金墓传说尤乏证据，故尤不可信。”（引自简又文《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

以上二墓，今已无存。陈伯陶《宋晋国公主墓诗·小序》云：“十年前（一九零六年——引者注），碑址尚存。近因牧师筑教堂于上，遗迹湮没矣。”吴灞陵曾去探访金夫人墓与耿迎禄墓之遗迹，但一无所获：“再跑到那晋国公主墓所在地去。那是一座小山，在宋王台西，与台址相隔约半里。山顶有一所三一圣堂，是一幢占地数十丈的洋房，为当时一间女校的校址。这建筑物，已经有些破旧的样子。据说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我在这山的前后左右察视过，也没有一些‘金夫人墓’、‘耿迎禄墓’的遗迹！”黄佩佳《九龙宋王台及其他》一文称金夫人墓与耿迎禄墓“皆在宋王台西北之小丘上。丘临英王子道（今太子道——引者注）与谭公道之间。上建有教堂，今以筑路掘山，教堂遂毁。然遍寻此丘，皆不见此二墓者”。可见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之时，山上的“三一圣堂”也不存在了。

（2）二王殿村与上帝古庙。据嘉庆《新安县志》记载：“官富驻跸，《宋行朝录》：‘丁丑年（一二七八年——引者注）四月，帝舟次于此，即其地营宫殿。’基址、柱石犹存，今土人将其址改建北帝庙。”陈伯陶在《侯王古庙圣史碑记》中称：“今宋王台之东南（按“东南”当为“西南”之笔误，因为宋皇台之东南方向为大海，不可能有村落存在，参见黄佩佳《九龙宋王台及其他》与简又文《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有村名二王殿。旁有上帝庙。庙后石址犹存，即其地也。”陈伯陶的《宋行宫遗瓦歌·序》对此的考证更为详尽：“官富场宋皇台之东，有村名二王殿。景炎行宫旧基也。《新安县志》所称土人因其址建北帝庙即此。今庙后石础犹存。其地耕人，往往得古瓦，色赭黝，坚如石，虽稍粗朴，然颇经久。考景炎自福州航海，后由泉而潮，而惠，极为狼狈。至二年二月，次广之蓝蔚山。四月，进次官富场。其时张镇孙复广州，文天祥、赵时赏等，由梅州分复吉赣诸县，进围赣州。张世杰讨蒲寿庚，陈瓒应之复邵武军。淮兵在福州者，亦谋杀王积翁以应。世杰兵势颇振。故景炎得于其间缮治宫室，为久驻计。其后诸路皆溃，敌氛渐逼，遂败走秀山、井澳间。至祥兴之世，厓山不守，而宋亡矣。”

二王殿村及行宫故址，今已不可寻得。黄佩佳《九龙宋王台及其他》一文称：“至于二王殿之故址，陈氏谓‘土人因其址建北帝庙’。惟今日谭公庙之北帝庙，乃因二王殿村开辟市区而改建于此者，时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引者注）间也。……今日北帝庙之所在，既非二王行宫故址，则石础与遗瓦，当不可复得矣。过其地者，惟有发思古之幽情而已。”

今日九龙一带之露明道尚存有上帝古庙遗址。许多学者误以为其地乃二王殿村故址，实则它所在的村落名古瑾围。尽管与二王殿村无关，但古瑾围与南宋末年的历史仍然是有联系的。据罗香林先生《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一文记载：“按自九龙城至红磡间，盖有古瑾围村。村北有石山，状如马头，称马头角，故其村亦称马头围焉。据故老相传，当帝昰等离官富场时，以宗室人众，仓卒不能从行者，多变名而匿居于马头角一带，后乃立古瑾村。以村之四周，有墙垣围绕，故亦称古瑾围焉（饶玖才称：“‘瑾’是赤色美玉，取名‘古瑾’，可能是村民暗喻其祖先为皇室贵胄。”引自饶玖才《香港地名与地方历史·土瓜湾的古今》）。王崇熙纂《新安县志》卷二《舆地略·都里·官富司管属村庄》，亦载‘古瑾村’一名。今附近梨芬道之上帝古庙，内壁所嵌碑刻、有：‘光绪二十二年丙申（西元一八九六年）仲冬吉旦重修，古瑾围信士’某某，捐银若干等字样。则其村至光绪初叶，尚完存也。此村旧有石砌小庙，中塑男女神像，衣冠作帝王与皇后形状。据故老相传，是即赵氏祖先。其村内赵氏，原为宋之宗室后裔，殆无可疑。张世杰于厓山失败后，仍欲再立赵氏之后，则其心目中，必知尚有此类匿居于沿海之宗室遗裔也。惜至光绪末叶，古瑾围赵氏，悉迁居于东莞县等地，其围中各姓，乃先于清雍正以后，自广东内地所陆续迁入者。立村之赵氏后裔，已悉居别地，而古瑾村旧名，遂以隐没。今日市民，则多仅知其为旧名马头围矣。”

至于古瑾围之上帝古庙，它所供奉的“上帝”，并非是基督教信奉的上帝，而是指“北极玄天上帝”，简称“上帝”或“北帝”（引自饶玖才《香港地名与地方历史·土瓜湾的古今》）。其庙之历史，据饶宗颐《九龙古瑾围上帝古庙遗址辟建公园记》记载：“是庙曩有碑记，题乾隆重修马头围北帝庙。……马头围，即昔之古瑾围。……此古庙相传已久，且为古瑾围耆老所崇祀。……庙久倾圮，只剩门额，香港政府念旧构之就湮，即此仅存者，恐归泯灭，谋所以永之。乃即其地，缭以瓮垣，植以卉木，辟公园以为游憩之所，与宋皇台公园相丽，俾登临者，得以咨嗟咏慕于其间，其扢扬文化史迹之功，岂不懿欤。”上帝古庙如今仅存石门门额及对联：“真义著千炼，煌煌气象；武功超万古，赫赫声灵。”其遗址被香港政府辟为露明道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