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城侯王庙位于九龙寨城公园以北的白鹤山上。其始建年代今已无考。该庙最早的重修记录是在道光二年（1822年），庙中现仍保存有当年的重修碑记，     其名为《重修杨侯王宫碑记》。根据这块碑的记载，其时侯王庙已“榱桷朽腐”，故而“众议重修”。如此则侯王庙的创建年代当在道光二年（1822年）以前。碑文又云：“其间之士女，采春花，献秋宴，以光几筵（《香港碑铭汇编》作“儿筵”，似不通，“儿”当作“几”——引者注），以充笾豆。自宋迄今，数百年如一日。”即侯王庙一带的百姓宋代以来一直都在奉祀侯王。似乎庙宇在宋朝时就已存在。不过由华人庙宇委员会于1988年撰写的《九龙城侯王古庙重修碑记》则称该庙“经始之期，厥在清雍正八年（一七三零年）”，未知何据。

道光二年《重修杨侯王宫碑记》对侯王庙之环境描述道：“且试登斯庙之亭，左望珓杯之石，右瞻铜鼓之山；前皇台，后仙岩。松风绕韵。涧水流香。”其中提到的“珓杯之石”“为宋王台大石的别称”；铜鼓山则是一座“位于狮子山与烟墩山（毕架山）之间”的山峰；“皇台”“应指一座位于风门坳（约今天东宝庭道西面）之南的小丘，位置坐落在今天九龙仔公园主运动场内”；“仙岩”“即白鹤山”。据嘉庆《新安县志》记载：“白鹤山在九龙寨西北，有游仙岩。岩下三小石如品字，上盛一巨石，高约六七丈，广约三丈余，壁立难升。……石北刻游仙岩三字，第年远，字稍模糊。昔常有白鹤一双栖止石上，故名。”（以上引文引自高添强《九龙城区史迹概览》，见赵雨乐、钟宝贤主编《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侯王庙之庙址则“适应地势，砌成石壁，筑起一座台基。庙就建在台上，要拾级而登”。起初侯王庙只是“一座茅寮，后来才建成屋子”。现在的庙为“三幢形式，左边是正殿，中间是客堂，右边是厨房。正殿奉祀侯王，配祀土地。客堂前面是小小庭院，绕着围墙，和正殿前面旷地所筑的亭子相接。进庙的人要经过亭子。亭的两旁列着石凳，中间摆着两只古鼎。亭门外有大小石狮，亭里四面都挂满匾额对联”（以上引文引自吴灞陵《宋台怀旧录》）。

侯王庙内“存有不少古物”，比如“道光年间所铸的铁香炉、咸丰年间雕成的门前小石狮等”。庙后则有著名的鹤字石与鹅字石。鹤字石“刻于光绪十四年（1888），石上‘鹤’字一笔写成，署名‘凤山’，其旁附有对联：‘道古仙岩归鹤岭，侯王显赫镇龙疆’，由‘桂树黄润华书’。该石刻真迹至今仍保存良好，不过因被半遮于庙墙之后，观赏起来较困难”。鹅字石“真迹由九龙城西头村人张寿仁所书。其旁对联：‘古石书鹅摹逸少，名山驾鹤仰侯王’，则为东莞黎庆堂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二次大战以前，不少游人为了欣赏这块鹅字石的书法，更专程前往侯王庙。与附近不少古迹一样，真迹其后毁于日占期间，现存置于侯王庙旁小亭内的鹅字石乃是一九七○年模刻的”（本段引文引自高添强《九龙城区史迹概览》）。

侯王庙“向以灵验著称”，所以清代晚期“当地驻防军官，对此庙信仰至深”（引自饶宗颐《九龙与宋季史料》）。清末道光至同治年间驻守九龙的张玉堂在题赠侯王庙的“□荷帡幪”木匾跋文中称：“道光二十年春二月，督师官涌防范，会督诸军。仰藉雄威，肃清海甸。迄今二十余载矣。逮咸丰四年春，捧檄九龙，瞬十二载。冰渊兢惕，艰险备尝。皆蒙神灵庇佑，默授机宜，一带地方，均获安静，铭篆心中。兹者年逾古稀，功成告退，东山雅意，志在林泉。敬撰数言，以志永佩不亡云尔。时同治五年秋八月，奉酬沐恩署大鹏协副将张玉堂薰沐敬书。”（引自罗香林《大地胜游记·九龙新界等地游访记》，部分缺文据饶宗颐《九龙与宋季史料》补入；另“铭篆心中”一语，饶宗颐读作“铭篆五中”。）由此可见当地驻防官兵对侯王庙的信仰之深。另据记载：“一九六○年代以前，这座位于白鹤山脚的侯王庙可说地位不凡，一本一九四八年出版、介绍香港史地的书籍形容其为‘游客没有一个不去瞻仰过’及‘香火之盛，超过香港九龙其他的庙宇’。另一本于一九五○年代末出版的掌故书籍中，也说侯王庙为‘以香火之盛，在港九庙宇中，列入第一等’。不过自附近的黄大仙庙兴起后，从前‘仰香火之辉煌’的盛况已不复见。”（引自高添强《九龙城区史迹概览》）

有关侯王庙所供奉的侯王之身份，学界多有争议。罗香林先生在其《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一文中曾记载了一则有关九龙城侯王庙的民间传说：“据土瓜湾故老相传，谓帝昰驻跸官富场时，夜闻野兽叫声甚惨，而不知何兽。询之士人，则曰黄麖。因是得疾，苦无御医，群臣忧惧。惟幸得土人云为杨二伯公者，自来行宫，为之医治。问其居址，则曰：在何家村。使人访之，则其人早已死去，仅有杨二伯公墓而已。”他对这一传说分析道：“此虽不见史籍记录，然本区自昔盛产黄麖，至于狮子岭及大屿山等地，猎人尚以黄麖为主要狩猎对象。按黄麖为鹿类而无角之中型野兽，其叫声甚哀厉而频。帝昰骤闻是声，惧而成疾，自无足异。杨二伯公诣行宫医治事，虽迹近神话，未足深信，然可逆识侯王庙所祀之杨侯王，殆为据民间传说所构成之神袛，且与宋季行朝有关。”所以道光年间的《重修杨侯王宫碑记》曾提及“侯王助法护宋”云云。而“今日侯王庙外祭亭所刻自道光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四年重修时之石柱楹联，亦云：‘慈元旌大节，官富被鸿恩。’又云：‘不避时艰，克尽精忠扶宋室；纵教逝去，仍留灵感福华夷。’”（引自罗香林《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其中的“慈元”即南宋端宗之母杨太后。1917年，陈伯陶撰《侯王古庙圣史碑记》，他根据侯王姓杨以及楹联中的“精忠扶宋室”一语，推断侯王即南宋末年追随宋帝出逃之杨亮节。兹摘引该文相关部分如下：

“九龙砦西北有侯王庙，甚灵异。相处神杨姓，佚其名；南宋末忠臣。始封侯，晋封王，故称曰侯王。余曰：此殆杨亮节也。杨淑妃生益王昰、俞修容生卫王昺。德佑二年，以淑妃弟亮节、修容弟如珪，提举二王府事。元兵入临安，奉二王走婺州。范文虎趣婺；亮节等负二王徒步匿山中七日。张全追及；遂走温州。至元十二年五月，昰即帝位福州；立杨淑妃为太妃。亮节居中秉权。秀王与檡，自以国家亲贤，多所谏正，遂犯妃嫉。诸将俱惮之。当时劳苦功高，为朝廷具胆如是。自是而后，亮节遂不见于史考。是年十一月，元兵破建宁；宋主遁入海。十二月，次惠州甲子门。十三年二月，次广之蓝蔚。四月，次官富场。九龙、古官富场地。疑亮节道病卒，葬于斯土。土人哀之，立庙以祀；史实失载也。宋世外戚多封王；亮节脱二王于险，又辅政，则生封侯、殁封王，亦恩礼所必至。海滨朴鲁，故不能举其名及封郡耳。不然，如珪与亮节俱提举，亮节尤用事；十四年十一月，刘深追宋主至七洲洋，执如珪，史有其文；如亮不死，后必为元俘，史当特纪之矣。况从二王海上，史别无杨姓者。焉有晋侯而王，烜恭如是，而史阙文者乎。余故曰：此殆亮节也。”

陈伯陶之说影响很大，比如维基百科在介绍杨亮节时，即采用了陈氏在《侯王古庙圣史碑记》一文中得出的结论：“杨亮节（？－1279年），南宋末年的国舅，为杨淑妃之弟、宋端宗之舅。由于他生时被封为侯，死后被封为王，故称侯王。元朝军队追杀宋帝时，杨亮节一直追随宋帝，至今日香港境内一带，曾经到过𥐻州（今大屿山）及官富场（今九龙城），后病殁。现时香港九龙城、元朗、东涌、大澳及大围等地，仍存有纪念他的侯王庙。”而1988年的《九龙城侯王古庙重修碑记》在陈伯陶论断之基础上，又增添了杨亮节病殁的细节：“考侯王庙所崇祀者，为宋末忠臣杨侯亮节。宋帝为元兵追逐，至于海隅九龙驻跸。亮节护驾，并御元军。旋杨侯婴疾，然军书旁午，仍运筹帷幄，求却强敌。带病从公，药石无灵，不幸薨逝，葬于城西，追封为王。其公忠体国之精神，名垂青史。士人为崇功报德，遂建庙奉祀，藉期庇荫。”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其中的一重意思即“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见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本文中提及的有关杨亮节事迹的记载，即印证了这一观点。陈伯陶只是怀疑杨亮节在随宋帝到达九龙后病卒；上文引用的《九龙城侯王古庙重修碑记》写作时代比陈伯陶的《侯王古庙圣史碑记》晚70年，但在叙述杨亮节“道病卒，葬于斯土”之事时，却更加肯定，不见任何怀疑之辞，且补充了杨亮节“带病从公”的细节，可以说是“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罗香林先生在继承陈伯陶观点的同时，又对其有所修正。他认为：“九龙寨城右侧侯王庙，自昔谓所祀者为助法护宋之杨侯王。勘之史实，自是与杨亮节有关。道光二年（西元一八二二年）罗世常撰《重修侯王庙碑记》……虽未言及杨亮节一名，然当日矢忠护国之杨氏，除杨亮节外，亦别无他人。故陈伯陶氏依此前提，钩稽史实，遂谓此侯王非杨亮节莫属。……按陈氏以杨侯王为杨亮节，其说固无以易。然谓亮节疑于道中病卒，而葬于斯土，则或仍有可推究者。盖帝昰等驻跸官富场，几达六月之久。如真曾营葬亮节于官富寨侧，自无不为立碑，而竟为后人失记其名者。即如帝昰女弟晋国公主于道中溺毙，其墓地亦仍为立碑，且能传其名字。以此例彼，则亮节非以道中病卒，殆无疑者。其所以能为后人所景仰者，殆因其以提举宫廷，由掩护二王与杨太妃等，俾再迁别地，以致为元将刘深等舟师所袭，而殉难其地，寻为土人草草埋葬，故不能为具名立碑，实为当日事势发展所可能者。”与陈伯陶一样，罗香林先生亦认为侯王庙所奉祀之“侯王”乃杨亮节；有关杨亮节的死因，陈伯陶认为是病卒，罗香林则认为亮节“以拒敌于官富场侧，而殉难其地，即今日侯王庙地址”（本段引文引自罗香林《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该文发表于《东方文化》1956年第2期）。

不过，陈、罗二人并未找到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恰如简又文先生所说，陈伯陶之文“全篇以根据‘相传’所祀神为宋末忠臣杨姓遗说起，而中间加以‘疑’似之己见，乃结论两言‘殆’杨亮节也（殆即“或然”之义）。如此行文，措辞立言，审慎之极，可见其自己仍未敢作断定之语，盖其自知毫无确凿根据，只是臆测之辞，故只姑陈此说，而不得不保留绝对的论断也”。对于罗香林先生之说，简又文评论道：“时人著述中，赞成陈伯陶说最力而以杨侯王即杨亮节者为罗香林先生……其稍异于陈说者，则否定亮节道中病卒，却提出亮节因‘拒敌于官富场侧’，掩护二王等，致为元将所袭而殉难其地之新说，但未举出证据。”可见简又文、罗香林先生的论证多有臆测的成分。

正是因为原先的观点证据不足，罗香林先生后来亦不复坚持己见，他在修改《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一文时说：“按陈氏以杨侯王为杨亮节，其说虽非无成立可能，余昔年，亦颇以为是。然细加究考，亦容有未宜。何则？以杨亮节在行朝关系之重大，其道卒扶葬，未有不为立碑旌表者。安有土人既为立庙，而反致失其名者乎？且宋遗民周密《癸未杂识续集》上《二王入闽大略》，亦明谓宋军于厓山败后，帝昺，及‘枢密使陆秀夫、杨亮节，皆溺海而死焉。此二月六日也。’亮节既死于崖山败后，而不死于南下道中，则陈氏所谓道卒扶葬而为土人立庙一说，更未能成立矣。”即陈伯陶未见周密《癸未杂识》，以至于误认为杨亮节在追随宋帝逃至香港九龙之后病卒，当地人遂为之立庙以示纪念。且杨氏在行朝地位甚高，土人为其立庙，不可能不知其名，而仅以“侯王”称之。

至于侯王之来源，罗香林、简又文、饶宗颐等学者在反驳陈伯陶的同时，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罗香林先生在其《香港九龙新界等地一八四二年以前之史迹分布》一文中指出：“按侯王庙所崇祀之杨侯王，据旧日传说，谓其尝‘助法护宋’，故本区域凡与宋季帝昰、帝昺等有关系地址，每有侯王庙建立，而大屿山之大澳与东涌二地，亦有侯王庙焉。”他在研究大澳侯王庙时引用屈大均《番禺沙亭侯王庙碑》道：“广之州，多有侯王庙，盖祀秦将军任公嚣云。……吾乡沙亭，当番禺之东，扶胥之口，江干石矶之上。有庙曰侯王庙，吾屈子之姓，上下数村，烟火相连，皆以公为社稷之主，世受神庥，每食必先祭焉。谓自有沙亭，即有此庙。盖宋绍兴间，始祖廸功郎诚斋公所建，以为一乡之根本，百世蒸尝者也。诚斋公初自南雄珠玑巷，来宦番禹。其择居时，舟载侯王神像，顺珠江东下，至于沙亭之石头，舟止不动，因立庙以妥神。神止于斯，始祖亦止于斯。”罗香林据此认为大澳侯王庙“建于海岛边角，或仍有其更深意义”，即“所谓侯王庙，南宋初期，粤中滨海、即已有之，非必至宋帝昰时，始创建者。且其所祀神祗、亦有所谓‘助法护宋’之杨氏，与所谓秦时曾任南海郡尉之任嚣等各说。然无论其为杨氏、或任氏，亦似与先民之避地与迁徙者有关”。

简又文在其《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一文中不赞成陈伯陶对“侯王”一词做出的解释，他指出：“‘侯王’之为一名辞，最难置信，因若既由侯晋封王，则当直以王称之；在文字上及口语中，是侯则侯，是王则王，从未有连其前后两爵——尤其是生封死赠者——叠称为‘侯王’也。”简又文认为侯王庙所祀之“侯王”并非杨亮节：“综观杨侯王庙各处多有，为数颇众，其非祀杨亮节者可知。何也？盖以其人、其名、其位、其功，究非特殊‘烜赫’——至如陈氏所云，亦非人所共知者，故也。况各庙所祀之神，均称‘杨侯大王’，尤非‘生封侯，殁封王’之叠称，——殆杨其姓，侯其名，而大王则大概是土人俗称之尊号，如‘感灵大王’、‘洪圣大王’之类是。考历朝制度，无‘大王’封号，宋只有‘郡王’，一字‘王’（即亲王）两种。除神号外尚有强盗之僭称。则陈伯陶以为是生封侯殁封王之杨亮节一说，愈为可疑，甚且简直无成立之可能矣。”萧国健在其《香港侯王庙所祀奉之“杨侯大王”考》一文中则认同简又文之观点，指出侯王庙“所奉祀之杨侯大王，当非杨亮节，而神实姓杨，名侯，神号大王”。

饶宗颐则对“侯王”一词做出了与陈伯陶、简又文不同的解释。他在《九龙与宋季史料·杨侯王庙》中指出：“窃按‘侯王’一词，已见于老子《道德经》三十九章云：‘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侯王自谓孤寡不谷’。《齐策四》亦引老子‘侯王称孤寡’一语，‘侯王’为现成通名，二字自当连读。盖春秋战国，周室弱，诸侯称王已是常事。老子《道德经》称‘侯王’，自必有据。汉初侯国封王则为常制，‘诸侯王’于《史记》、《汉书》乃为习见之词。屈大均撰《番禺沙亭侯王庙碑》言：‘广之州，多有侯王庙，盖祀秦将军任嚣。’足见‘侯王庙’是一通称，故无定祀。九龙侯王庙，上系杨姓者，以杨氏为宋季外戚，累代轩冕，自杨次山以下封王者不止一人，此上必冠以杨姓者，示为杨氏侯王之宫，自杨淑妃、杨亮节播越海裔，后之杨姓不忘先德，立庙以祀，不敢指名，但取‘侯王’二字颜曰‘杨侯王庙’，相沿不替，所祀或非一人一代，犹言‘杨氏家庙’耳，其不指亮节，则昭然若揭也。”即九龙城侯王庙乃祭祀杨亮节及其祖先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