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的进化思想

文  /  杨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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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是进化论的坚定支持者，他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甚至还说“为了捍卫达尔文的理论准备接受火刑”之类的话。赫胥黎当然知道，他不可能成为布鲁诺第二，此时的欧洲早已不是彼时的欧洲。宗教思想和专制传统仍然顽固，但也仅仅是顽固而已。

其实，在将人类纳入生物进化谱系方面，赫胥黎的观点比达尔文更加激进。正是赫胥黎最先提出了人猿同祖论，确定了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他的最主要观点在1863年出版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这本著作就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这本书最初由三篇论文构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类人猿的自然史；（2）人类和次于人的动物的关系；（3）人类的几种化石。在《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中，赫胥黎从解剖学、发生学、古生物学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动物和人类的关系，确定了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最后得出了人猿同祖的结论。

赫胥黎还是一位优秀的科普作家和演说家，他所做的工作为进化论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曾翻译过一本叫做《天演论》的书，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们都知道这一本书，书的作者就是赫胥黎。

书的原来名称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主要讲述了宇宙演化过程的自然力量与伦理道德过程的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根本问题。

两相对照，你就知道严复没有采用直译，“天演论”这三个字贯穿了译者的思想和意境能够达到的高度。严复真的是太有水平了。我看过严复的《天演论》，译文可说是简洁、形象和逼真兼而有之。

严复谨尊“信、达、雅”这三条翻译标准，他翻译的《天演论》和《论自由》都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外文化关系史不可多得的好书。

“天”在这儿指代自然，这本书讲的就是自然演化的规律。在严复那个时代，中国民众最渴盼、最需要的就是科学启蒙，与之相伴随的还有民主的启蒙，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期间，社会上流行的塞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文中首次提到了德先生（democracy）和塞先生（Science）。从那之后，这两位来自西方的先生成为中国启蒙运动最深入人心的形象，他们对未来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极其深远，几乎成了新文明理想的代名词。

《天演论》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观点，对停滞在封建社会超稳定体制下的中国，对在这种体制下沉睡的中国人民，都产生了巨大的警醒作用。

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一个世纪快要从人们的手指尖滑过，几代人早已灰飞烟灭，包括他们的梦想。及至当代，我们还在为这两个先生的落地生根和适应水土而负重拼搏，有时候还有可能为此付出生命代价，不用往远看，想想几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那些事情，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真的是很可悲啊。我只能无可奈何地感叹，中国人真的是太有韧性了。

活着就好。那两个东西好像有些奢侈，特别是那个德先生，不是这个常常自喻为草根的群体所能消费得起的。

不过我要说，这跟文化熏陶没有太大关系。这都是权力的急剧膨胀和某些既得利益者不可告人的欲望深壑惹的祸。专制独裁和强权政治的突出特点就是流氓习性，其主要表现是需要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和肆无忌禅地强奸民意。文化的力量能有多大呢？恐怕脆弱得近乎不堪一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