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转载]我们不能退却 前面就是破碎的氢弹
(2017-02-18 20: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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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退却
2011年初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1979年9月13日在核试验基地进行的氢弹试验失败的文章。那篇文章的起因是当时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因为里面这次核试验失败的情节，我从自己了结的角度，来回忆这次核试验失败后各方面的处置情况。那个时候这个方面的保密情况也是刚刚解禁，看了网上的一些东西，更多的是向参加这次试验任务的战友解了一些当时各自的情况，发表在自己的博客里，也得到了一些战友的认同。经过这么几年，又有一些战友或者参加过当时核试验的有关部门的同志发表了一些文章，来回忆那次核试验失败现场处置的过程，也使自己对当时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觉得有必要再在这里叙述一下，让我们对那次失败的氢弹试验有个较全面系统认识。
对一次失败的核试验再一次的述说，不是为了窥视他的瑕疵。因为试验失败了，就会产生人们预料不到的境况。这里假借大文豪的一句名言：成功的试验都是相同的，不成功的试验各有各的不同。面对预料之外的后果，是对参试的指挥者、处置的参与者的一种更大的考验。在这种考验过程中，各级指战员们在生死面前表现出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控制了事态的恶性发展，保证了核试验场区的安全。
这次试验是一次中等规模的氢弹试验，基地代号为21-715，设计当量10万吨。从试验的规模上讲并不算太大，但当时军委、总参谋部组织了全军各大军区、各兵种1500人的师以上干部参观团。其中军以上干部300多人（这是历次试验所未有的），由李达副总参谋长带队，前往基地进场区参观。此外，还邀请了有关地方政府、人防、以及基地有关方面人员参观，参试、参观人员近万人。
当时，场区内国防科工委的最高首长是陈彬主任。基地主持领导场区指挥部的最高首长是张志善司令员。指挥部指挥组的首长是基地朱平参谋长。
8月初，21-715试验场区指挥部在7号场区720完成开设。各参试单位也相继进、转场完毕。基地研究所测试和技术保障人员；二机部九院的相关人员；基地勤务保障单位以及各军、兵种效应试验单位相继进场并按计划展开现场准备。空军指挥所，执行投弹任务的空军航空兵第36师轰-六机组及其保障人员；二机部九院、三机部以及纺织部第520厂的弹伞装配和其有关人员进驻到马兰场站。
根据气象预报，经试委会研究报请国防科工委批准，21-715任务日期定在9月13日，“零”时为15时整。
这次试验的综合安全边界为距爆心26公里，指挥部设在爆心西面26公里处，附近百米处就是参观场，参观场取名为青草坪。
15时临近，半小时准备，10分钟准备，5分钟准备，报时员开始读秒，所有人员也在心里默数着：“10、9、8、7、6、5、4”，报时员报到这里突然停住了，但参观场的人们仍在默数着：“3、2、1，起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氢弹并没有按时爆炸！
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关注现场指挥部里的情况。曾参与指挥部现场指挥协调工作的基地司令部作试处参谋李荣业、王方欣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不得不说的历史真相——我们所经历的21-715核试验》是这样描述的：
指挥部里有国防科工委陈彬主任、基地张志善司令员、胡若嘏政委、程开甲副司令员、朱平参谋长、国防科工委作试部部长高建民、核工业部副部长李觉等首长。核弹没有按时爆炸。人们处在原地谁都不敢摘下护目镜。参观场及指挥部帐篷内鸦雀无声。
终于在核弹脱钩50多秒后，指挥部收到遥测站报告“遥测信号消失！”
几分钟后，一个参谋大声提醒道：“是不是派人进去呀！”这一喊声立即惊醒了所有的人。国防科工委作试部高建民部长率先举手说：“我去！”。随即，核工业部李觉副部长和基地司令部参谋长朱平也都要求进去。王方欣作为作试参谋也大声说：“我去！”人员很快就定了下来，第一批进去的人就是率先表态的高部长，李觉副部长，朱参谋长和王方欣。
高部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李副部长、朱参谋长和王方欣坐在了后排座位上。当他们的车离开参观场驶上通往爆心的通京路的时候，济南军区防化团的两辆防化侦察车也启动了，他们的车在首长们的前面侦察领路。其他的防化侦察车也都跟了上来。
车队沿着“通京路”急速地向爆心驶去。
我们不是当时的亲历者，我们无法想象他们对这种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精神，有没有一丝的懊悔。这是在还不知道氢弹为什么没有引爆？会不会延时爆炸的情况下，为了尽快摸清情况，向着一颗十万吨级的不明核弹冲去。他们不是无知，他们是谁？核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作试部部长、核试验基地副军级参谋长。他们十分清楚现在的处境，但他们更知道自己的责任。
在《不得不说的历史真相——我们所经历的21-715核试验》里有这么一段对话；司机说：“咱们这么往里走，那颗氢弹会不会突然爆炸？如果突然爆炸了怎么办？”他的问题使车内的人一愣。是啊，氢弹会不会突然爆炸呢？当时他们要求挺进爆心的时候谁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此时司机一提，他们也不得不考虑这个后果。高建民部长回答说：“不排除这个可能，因为我们还不知道造成氢弹没有爆炸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出现点火延迟的故障，那么就有突然爆炸的可能。”司机说：“如果突然爆炸，咱们不都得牺牲了吗？”高部长说：“是啊，这可是一颗氢弹，十万吨级的，落在地上，如果爆炸，不光咱们性命难保，就是参观场的人员恐怕也会受到波及！”转眼之间，车队到了环绕爆心修建的二环路，领导们的车超到了最前面，示意整个车队停了下来。这时济南军区防化团副参谋长李铁男走下车来，王参谋向他们简单地下达了任务。防化团李铁男副参谋长很快对防化侦察分队做出了安排，每两台车为一个小组，从不同的方向逐渐向爆心集中展开侦察。他自己亲自率一台车在首长们的车前面开路，按照指定的方向，沿外环路逆时针地从外围向里逐渐缩小范围开始了仔细地寻找。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整个车队集中在了爆心，防化侦察车所有的防化探头都没有发现高出本底的核污染数值。
事后得知，由于氢弹是化爆，没有产生核反应，放射出的射线是甲种即阿尔法射线，乙丙射线极其微弱，防化部队装备的乙丙仪根本测不到。所以，即使是从化爆的弹坑旁边经过，靠仪器也是发现不了的。高部长和李觉副部长决定先返回“零”时指挥部，指示防化侦察分队就地待命。
再说地面寻找车队出发以后，张志善司令员召集指挥部成员迅速议定，通过空军指挥所指示投弹机组从空中观察靶标情况。机组很快报告了观察结果：在靶标方向发现黄色烟尘。
此时，程开甲副司令员在指挥帐篷内，神色凝重，来回地踱步。当得知机组报告内容后，便不断自言自语地说：“化爆咧，化爆咧！”同时迅速在简易计算器上快速运算起来，并很快给出了飞机投出的氢弹落点：大约在靶标东侧七公里左右。
据此，指挥部决定：除了已经挺进场区的防化侦察分队继续实施侦察搜寻外，派出直升飞机实施空中搜寻。大约半小时后，直升飞机返航降落在“零”时指挥部。据报告，在靶标西南方向200多米的地方，发现一枚完整的航弹。经研究分析，指挥部认为可能是没有回收的训练弹。经电话查证，分析得到证实。但地面侦察依然杳无音讯，事故现场仍然没有找到。
指挥部决定直升机再次起飞实施空中搜寻。这一次李荣业参谋主动请缨执行这次任务，一起去的有刘景致参谋，防化处吴克参谋，还有两位防化侦察兵。他们一行五人，准备好地图和望远镜便直奔直升机而去。巨大的螺旋桨不停地旋转着，就像一匹即将奔赴沙场的战马，急切地等待着出征的号令。
不长时间，直升机上的侦察兵发现可疑目标，经李参谋查证。机下有一片抛射飞散状土黄色地表与周围地貌明显不同，周边还有少量金属残骸样物体，较远处还有一大块黑色碳化样物质。这使他很自然地联想到那肯定是降落伞燃烧后留下的痕迹。当时李参谋以十分的把握断定：它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目标！此处弹坑位于预定靶标正东略偏北5公里处。与程开甲副司令员给出的地点非常接近。据此他们决定立即返航。
此时高建民部长，李觉副部长，朱平参谋长已经从爆心返回了“零”时指挥部，基地作试处周处长指定李荣业和刘景致参谋陪同张司令员驱车前往现场，实地查证落实弹坑位置。
大约半小时左右，张志善司令员一行便顺利到达预定地点。靠望远镜他们就迅速捕捉锁定了弹坑的位置。弹坑就在他们正南方近百米的地方。他们大体位于弹坑的侧上风方向，尚有利于他们的安全。
这个时候，附近几公里处有十几辆防化侦察车正在侦查。但由于情况紧急和条件所限，他们出发时没有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唯一可用的就是一面三角形红色小旗。刘景致参谋便登上身边的海军效应物051驱逐舰的上层建筑（约三层楼高），用小旗引导防化侦察车向他们靠拢集中。首先到达的是八大队（总参防化兵部效应单位）的车辆，他们是在济南军区防化团侦察未果的情况下，与基地防化团的防化侦察车奉命同时进爆心驰援的。当即决定要求他们绕到弹坑西侧（上风方向）向东对弹坑实施辐射侦察测量。
很快到达弹坑位置后回撤并报告：没有侦测到辐射剂量（前面已经提到，因为化爆的原因，氢弹没有产生核反应，乙丙两种射线极弱，防化兵配备的乙丙仪自然测不到辐射剂量。必须用阿尔法即甲种射线测量仪器才能测到）。
晚饭后，指挥部召集工程处、防化处、气象处、后勤部，汽车团连夜开会并邀请二级部的领导参加会议，研究事故现场的下一步处置措施。会议决定：一、二机部通知九院迅速连夜将阿尔法测量仪器从马兰调送进场，对弹坑现场污染进行测量，以便确定弹坑的具体位置和范围；二、气象处密切监视气象变化情况，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防止和减少不安全因素（已预报次日地面风风向风速可能改变和加大）；三、汽车团组织运水车配合防化洗消喷洒车做好污染区域喷洒作业准备。
这个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就等着氢弹研制单位二机部九院调运阿尔法测量仪进场。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九院。九院是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的简称，也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一般的核试验，爆炸完成以后，就没有九院什么事了，但这次没有成功，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九院就必须参与进来。有关九院参加这次失败的核试验以及后期处理情况，九院退休“核武老人魏世杰”（老刘）2011年3月22日在他的博客中撰文讲述了他与九院同事罗元璞用阿尔法测量仪三进弹坑区测定化爆氢弹弹坑的惊险经历。
九院参加核试验他们一般有“前面（前方）”和“后面（后方）”的叫法。“前面”指的是核爆区，“后面”一般指马兰。因为21-715是空投氢弹试验，装弹是在马兰机场，这也是试验的关键一环。当时九院院长邓稼先坐镇马兰指挥，试验失败后，指挥部决定调九院的阿尔法测量仪进场区，院长邓稼先也随仪器一起星夜赶到场区。他们从马兰出发时路灯己经亮了，赶到“前面”的试验场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
邓院长心里十分焦急，要求随九院携带阿尔法测量仪的人员一起进入弹落现场，因为核弹落下后的情况不明，二机部付部长和科工委付主任两位首长坚决不同意邓院长亲自前去。邓院长只好服从命令。首先决定先派两位同志前去，基地派出向导车。
前面的向导车突然停了下来，老刘他们的车也跟着停下来，从车上把仪器和手电取下，先把仪器打开让它们预热几分钟，穿好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手套，准备出征。先在原地测量本底，发现没有异常，他们拿着仪器，打开声响，往向导指的方向进行探测。两人基本上成“V”形前进，走了一段距离，仪器没有异常反应，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仪器的α计数增加, 心里一阵高兴。他俩靠近了一些，选择一个计数强的方向前进，愈往前走α计数愈强。再往前走，音响不再是“叭，叭，叭”的间断声了，而变成“鸣------”的长鸣声了。计数率表的指针己经指示在4~7计数/秒，这个数字表明，空气中钚气溶胶浓度可能已经超过钚的导出空气浓度（DAC）数万倍以上。地面上看到已有一层薄薄的尘土和爆炸后碎片。这表明核弹己经爆炸。此时仪器侦察功能己经完成，再往前走，仪器可能会超量程而损坏。他们关掉了仪器，用手电照路，总于看到弹坑了。弹坑大概有一米多深，直径大约有十多米，弹坑里还留有爆后的残骸。环顾弹坑周围，没有看到降落伞，不远的地方有较大的“弹片”。任务完成，他们沿着来时留下的脚印快束回撤。
回到营地，向指挥部报告侦测结果，稍作清洗后就上床休息了。紧张过后的放松，老刘很快就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在睡梦中又被人叫醒，一看还是罗元璞，问他又有什么事？他对老刘说： “邓院长他们要亲自去弹坑看看，你去带路。”
这是邓院长第一次进入弹坑区，他坐在第二辆车上，老刘坐在第一辆车的副驾驶的位置上做向导。到达弹坑附近后，两辆车子刚好停在夜里第一次停下的地方。走进弹坑区，这次因为是白天，弹坑内和它周围的情景就能看得很清楚了，邓院长站在离弹坑不远的地方察看，有两个人走到弹坑边后准备往弹坑里去。“不要下去！不要下去！”老刘的喊声未能阻止他们。他们下到了弹坑里，有一位还用脚踢了几下残骸。老刘赶快跑到邓院长身傍，请邓院长喊他们快上来。邓院长对他们喊了几声，他们终于上来了。空气中的钚气溶胶浓度肯定极高，他们赶快离开了弹坑区
在第二次进入弹坑区回来的晚些时候，老刘又带领九院的有关人员进入弹坑区进行了拍照记录和收取弹坑周围土样，以便回头进行分析。
在这次核试验事故中，九院先后有7位参试人员进入弹坑区。其中罗元璞和老刘是三进弹坑区，应该是吃了不少剂量。
14日上午，根据测定的污染范围，指挥部跟进召开会议，研究弹坑现场污染物处置措施。并形成以下方案，即：将污染区域内地表几十厘米土层全部推起堆积后，作三油两毡加筑围墙封闭处理，以防污染物随风雨条件流动扩散，并做出永久污染区标识。
随后大部队撤场，化爆的氢弹弹坑就地掩埋的艰巨任务就交由基地建筑工程124团来完成。下面我们来看看掩埋臭蛋的战友们的回忆。
王明贵，时任基地建筑工程一二四团一营四连连长。
两天后，也就是9月15日的下午，124团指挥所范春副团长亲自到四连驻地，对王明贵说：试验失败的原因已经弄清，是由于控制核弹下降速度的降落伞没能打开，致使核弹直接掉下来，跌落至东南方向几公里处，发生了“化爆”。现场因钚泄露引起的核辐射浓度很高，如果不及时处理，将威胁到整个试验场区，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向四连下达了试验指挥部要求四连尽快奔赴现场开展善后处置的命令。
情势紧迫，军令如山。听完首长的布置，王明贵不敢有丝毫耽搁，当即带领一排长齐美满（1975年入伍，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人），二排长张凤辰（1974年入伍，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三排长张显玉（1976年入伍，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人）随团工程股的邢玉佩技术员(1970年1月入伍，山东省德州市人。)乘坐36团配属的解放牌运输车前去现场勘察。
弹坑处地势比较平坦，土壤呈沙土状。弹坑不是很大，直径约两米多，深约一米多，边沿有三四十厘米厚的塇土，坑内有残骸，周围散落着大小不一的碎片，飞溅起的尘土西南方向远于东北方向，应该是当时的风力和风向所致。围绕弹坑由东北方向向西南方向延伸，大体呈椭圆形，己撒有白灰线，约有大半个足球场的面积，这应该是防护侦查分队用仪器测试后确认的严重污染区域。
承担这次任务除四连外，还有124团机械营的工程机械连，另有汽车36团一个汽车连配属施工。
四连的任务是在团机械营工程机械连一台推土机的配合下，将严重污染区域的几百个平米、厚约四十厘米的“脏土”收集，以弹坑为中心堆成一个大土包压实后，浇筑三十厘米厚的素混凝土覆盖，以暂时控制核污染的继续扩散。这样的工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其特殊的是在高浓度核辐射条件下施工作业，这无异于用血肉之躯堵枪眼般的悲壮。因此这需要全连战士在恶劣的施工环境下，始终保持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度具备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退却，身边就是破碎的氢弹。
9月16日上午，全连展开了工程作业。从“脏土”的收集，到沙石料的运输、作业现场的准备，再到混凝土浇筑和被覆沥青红砂的作业过程中，干部战士置高浓度核辐射于不顾，战酷暑、斗风沙，充分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一开始，他们还穿戴着简单的防护装备，但是，九月的戈壁滩，时而烈日炎炎，地表温度高达三四十度；时而风沙弥漫，眼睛不辨东西。汗水加上飞扬的尘土，不长时间就把用以防护的口罩糊的透不过气来，战士们也就不太那么讲究了，索性摘掉了口罩玩命地干。
什么核辐射，这种时候谁还顾得上。经过几个日夜紧张而激烈的奋战，工程圆满结束，解除了核污染对试验场区的严重威胁。任务结束后，连队受到各级首长和领导机关的高度评价，并荣立集体三等功，有七十余名干部战士荣记个人三等功。
这次事故过去半年以后，也就是1980年的初夏，基地又安排驻守在108地区的建筑工程124团2营9连，在连长肖治业的带领下，对去年试验失败后临时用素水泥覆盖的土丘进行钢筋水泥覆盖。
关于124团9连参与第二次永久覆盖的情况，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很少。只是在我2011年的博客“再说715核试验事故”的后面，有一位当年参加了这次任务的9连的战友做了一个简单的回复。
全连战士围着“臭蛋”站了一圈，用搞、锨每人挖一米多深宽的壕沟。这个地方是硬戈壁，表面看是盐碱沙地，下面十几公分就是坚硬的砾石，身边就是还在释放的严重核辐射的“脏弹”，又不能进行爆破施工，战士们就是用这近似原始的工具，一镐一锹的挖出了一条一米深的壕沟。在沟底浇筑砂石水泥混凝土平面，编织钢筋网，再浇筑混泥土外壳，晾干后铺油毡，然后洒水对水泥面进行养护。经过数月的施工，浇筑了一个厚厚的半圆形的水泥壳，就像一个巨大的坟墓，所以人们以后就把这个水泥壳称之为“氢弹之墓”。在这个水泥壳的旁边竖了一个水泥浇注的碑，上面镌刻着“永久沾染区”五个大字。
在这次数月的加固处置过程中，基地防护部、警卫团、气象团、汽车36团等单位也都派出干部战士进行了相应的工作。我的邯郸籍战友白振华当时在配属施工的汽车36团6连当班长，每天为进行浇筑施工的工程兵拉运砂石、水泥，出入在施工现场，直到完成任务才撤回营地。
时至今日，21-715核试验事故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年，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以后的日子里陆续的退出了现役，回到了原籍，成为了一名普通的老百姓。甚至在他们的档案里都没有参加这次事故处置的任何记录。荣誉被刻意的保密，英勇只在自己的记忆里。当年参加事故处置的老兵们有些因为受到了较大的核辐射伤害，一些人过早的离开了人世。即使活着的人，大部分都到了耄耋之年，虽然他们依然清贫，一身伤痛，但每当回首这段他们用生命谱写的英雄乐章，他们无怨无悔，依然感到自豪和无尚荣光。
（本文参阅了李荣业、王方欣的《不得不说的历史真相——我们所经历的21-715核试验》、魏世杰的《一次核试验事故的真实过程》王明贵的《我亲历的一次核试验事故》，希望战友们允许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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