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古诗中的数字

作为逻辑思维的概念符号---数字，与作为形象思维的诗歌，两者有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古诗中巧妙运用数字的例子非常多，许多诗歌正是运用了数字，才产生感人的艺术效果，使作品或多一份曲折，或多一份含蓄，或多一份幽默，或多一份情趣。干巴巴的数字一经诗人匠心独运，就会被感情所滋润，变得有血肉，有思想，有韵味，构成诗歌美的一个有机部分，使作品具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数字在古诗中，主要有以下几种作用。

一、数字夸张。数字入诗一般多是虚指，诗歌中的数字大都是不确切的。如果按生活的真实性去衡量，用逻辑的方法去推理，处处要求准确的话，一些很有情趣的好诗就会变成荒唐之论，毫无艺术享受可言。很多情况下，诗人运用数字进行夸张。陶渊明诗歌《咏荆轲》中有“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句，其中“万里”“千城”通过对路程的夸张描写，表现了荆轲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李白诗歌中有一些传世佳句，如 “愁来饮酒三千石”、“桃花潭水深千尺”、“ “飞流直下三千尺”、“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等等，也极尽夸张之能事，大胆而不出格。其作品《将进酒》堪称数字入诗的代表作，数字的巧妙运用也到了极致，“千金散尺还复来”、“会须一饮三百杯”、“斗酒十千恣欢谑”、“千金裘”、“与君同销万古愁”，狂放豪纵，高潮迭起，令人击节称叹。

诗中数字的夸张是艺术的需要，它虽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却符合艺术的真实。

李白《秋浦歌》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三千丈的白发，现实生活中绝无可能，但却很传神地烘托了“愁”字，写出了诗人对明镜见白发的复杂心情。但宋朝却有人对这两句诗提出异议，如《艺苑雌黄》就批评说：“其句可谓豪矣，奈无此理何！”也就是说，这两句诗气魄很大，但不合事理，生活中决无“三千丈”的白发。诸如此类的批评，就未免有些煞风景了。杜甫《古柏行》中的几句诗，也曾招来过不少争议：“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后两句说老柏树的形象很高大，“围”是计量圆周的单位，但具体是多少，说法不一。一说五寸为围，一说直径一尺为围，也有说两手姆指和食指合拢起来的长度为围，还有说两臂合抱的长度为围。争议在“四十围”和“二千尺”上。北宋沈括（字存中）以科学家的严谨和精确对这棵古柏的粗和长作了计算，他在《梦溪笔谈》中说道：“武侯庙柏诗：‘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乎？”也就是说，沈括认为，按这个数字的话，则这棵古柏树干太细而树身太高，不相称。南宋胡元任《苕溪渔隐丛话》引录《缃素杂记》说：“予谓存中性机警，善《九章算术》，独于此为误，何也？古制以围三径一，四十围即百二十尺，围有百二十尺，即径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两手大指相合为一围，则是一小尺，即径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庙柏，当从古制为定，则径四十尺，其长二千尺宜矣，岂得以太细长讥之乎？老杜号为诗史，何肯妄为云云也。” 其实，我们读此诗时，不仅不会指责诗人统计失实，反倒会因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众多的感受。不管沈括和胡元任两人的算法谁对谁错，其出发点都是不对的，都太过拘泥死板，没考虑到诗歌中数字夸张的艺术性。“四十围”、“二千尺”，也只是形容又高又大，这里的数字都是极尽夸张的，
　　杜甫另一首《潼关吏》诗有两句：“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哪里有万丈高的城呢？只是极言其高罢了。不能太较真。又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诗人没有丈量过天台山的高度，不知道它具体有多高，只是要说它非常之高，但这么高的山，跟天姥山一比，却又微不足道了，以此衬托出天姥山的磅礴气势和参天高度。
　　杜牧《江南春》也是一首富有想象的好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杨慎《升庵诗话》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这些批评未免有些不近“诗情”。诗人正是紧扣题目，着眼于整个江南来写的。“千里”本是形象地概括江南一带，到处都是大好春色，若改为“十里”，则既不切诗题，也没有诗意。所以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就反驳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至于“四百八十寺”，也不是个准确的数字。据《南史·郭祖深》记：“时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其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杜牧说“四百八十寺”，也不是要告诉我们南朝到底有多少所寺庙，而是出于诗歌形式要求和感情表达的需要。
　　明白了这些，我们读诗时，就不会过于拘泥于数字了。我们会透过数字夸张艺术，感受到诗中的无穷韵味。

二、数字造境。数字入诗词，如果用得恰当，能造出优美的意境，表现出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古往今来，无数文人诗词中巧妙地运用数字，带我们进入了一个个美妙的境地。
　　晏殊《破阵子》一词中描写了清明前后清和的景象：“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同是描写春色，李山甫《寒食》诗中写道：“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在诗人笔下，数字好像活了一般，显示了春光的明媚动人。杜甫《与朱山人》一诗：“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刻画了朱山人的幽居清闲生活，语言朴素生动。曾几的《三衢道中》写道：“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诗人为我们绘出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初夏山行图。你看，顺山路行走，绿荫仍是那般浓郁，却又增添了几声黄鹂的鸣唱；进山渐深，环境更幽。宋代一牧童写有一首《答钟弱翁》：“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诗中形象鲜明地表现了郊野辽阔的景色和牧童自在快活的生活，文字浅近，用意却深。著名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词：“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写的是农村夏夜的风光。天边的几点疏星，山前的稀落雨点，都描绘得灵活生动，反映出作者的愉快心情和对农村生活的爱好。数字入诗，多是一句一处，用多了，易显平板呆滞。不过诗家高手往往不拘常理，随意为之，虽信手拈来而自成雅致，究其原因，功力使然。请看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首诗笔调轻松，意境无穷，黄鹂在枝头呜叫，白鹭向远空飞去，写景动静结合，有声有色。再来看看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中两句写登高望远所见景色的句子：“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的《江雪》是历代传诵的名篇：“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写景抒情交融，以极力渲染的江乡雪景来表现自己卓而不群、高洁不凡的品格。“千山”“万径”“孤舟”“独钓”，四处巧用数字，写得极具意境。后世很多山水画，都以此诗作为题材。 

三、数字铺陈。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描述的是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焦仲卿的母亲硬生生地拆散了这一对夫妻，刘兰芝的娘家又逼她改嫁。写到太守家迎娶兰芝时，诗中连用数字，表现了迎亲时极尽铺张奢靡的场面：“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
郁郁登郡门。”这段文字也反衬出刘兰芝“富贵不能淫”的高贵品质。这首诗歌中还有一段文字表现刘兰芝聪明能干、知书识礼：“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悲苦。”其中的数字也是虚指，意在用数字进行铺陈渲染。

司马相如是西汉时期著名的作家， 文君夜奔相如的故事，在中国流传很广。相传司马相如做官之后，有遗弃文君之意，文君察觉到这一点，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别之后，二地相思。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不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倚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急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这首诗写得缠绵哀婉，表达了一个女子对意中人又爱又怨，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恋。诗中反复用了一至万十三个数字进行铺陈，表现了作者的聪明巧思。据说相如读后很受感动，与文君和好如初。可见数字在诗歌中的感人力量是无穷的。

唐代诗人卢仝也善用数字铺陈，其诗作运用数字可谓是“规模经营”，他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简直就是搞数字的批发，全诗41句中有14句含数字，中间一段写饮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险入平出，数字相连，如珠走板，气韵流畅，堪称数字入诗的经典。 

总之，巧妙地运用数字入诗，可为诗歌增色不少。解读诗歌中的数字，需要有诗意的眼光，才能发现其中闪耀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