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书，教国文，我有时极为痛苦。“国文”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是哪一个指定了这么个名称?天底下简直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事情，但痛苦的不是这个。我相信没有人狂妄荒谬到要来管我教了些什么，如果我真在那儿“教”。在这个国度中，生活有个最大的方便，即对于制度下的什么，可以全然不理睬，因为实在无从理睬，不，根本就没有什么制度！我痛苦，因为我孤独。走近一架琴，坐下，试按一按几个键子；拉开窗前的长帘，扣了工作衣的纽子，撩一撩头发，提起一管画笔……我是多么羡慕那种得其所哉的幸福呵。室中无一呼吸，而远方有无数眼睛、耳朵向着他们。我，一个教员，一个教员是多么寒伧的东西!一走进教室，我得尽力稳住自己，不然我将回过身来，拔脚就逃。不过我的“性子”常常很好(我这一向睡得不错)，我走进去，带上门(我把自己跟他们一齐关在里面)，翻开书(一切做来安详从容)，我讲了：

——上回我们讲到二十七页，“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南阁子——且何谓阁子耶?’……”我说这句话写得真好，这在文言文，普通文言文里，不多见。“闻姊家有南阁子”，忽然一折，来了“且何谓阁子耶”这么一句。我们想想：本来要说的话，可能另是一个样子，话说了半截，忽然思想中带了一带，带了一带：“南阁子是什么?”自己问自己，说出了口，问姐姐：“且何谓阁子耶?”这写得多有神情?——所以，我觉得“且何谓阁子耶”前面应加一个破折号。

底下，因势利导，我想从此出发，说说归有光文章的特色，他作文章态度，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我思想活泼，嗓音也清亮。但是，看一看下面那些脸，我心里一阵凄凉，我简直想哭。

他们全数木然。这分析得比较细，他们不大习惯？那他们至少该有点好奇，我愿意他们把我当一个印第安人看也好。可是，就是木然，更无其他。一种攻不破的冷淡，绝对的不关心，我看到的是些为生活销蚀模糊的老脸，不是十来岁的孩子！我从他们脸上看到了整个的社会。我的脚下的地，突然陷下去了！我无所攀泊，无所依据，我的脑子成了灰蒙蒙的一片，我的声音失了调节，嗓子眼干燥，脸上发热。我立这里，像一棵拙劣的匠人画出来的树。用力捏碎一支粉笔，我愤怒！

但是，我自己都奇怪，一边批判着，一边恨恨的叫苦，忽然伤狗似的大吼一声，用力抓揪自己的头发，把手里红笔用力摔去，平常决不会有的粗野态度，这时都来了。这样也有不少年了，我的青春！我仍然有耐心把一本本“作文”改了。有时候就要大喜若狂，不能自禁了，当垃圾堆中忽然发现了一点火星，即便只是一小段，三句，两句。我赶紧俯近它，我吹它，扇它，使它旺起来，烧起来。我捧出这本卷子，给这个看，给那个看。“不错噢”、“很有希望噢”……我狂热得不计较别人的眼睛怎么从卷子上收回去，怎么看我。自然，有时我是骗了自己，闪了一下的不是火，是一种什么别的东西。这是一种嘲笑，使我的孤独愈益深厚。但一有一片小小的光，我的欢喜仍是完满的，长新的。

我又是得意非凡。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把她的草稿交来给我先看看，她文章里说到家里几只小猫，一回家她就先去看看小猫，跟它们玩半天，她说她老想：小猫要是老不大起来多好啊。我想：这孩子！我好好的看了她一眼，觉得她眉目之间有一种秀气，美起来了，说“很好，拿回去抄吧”。下了班，在饭后的闲谈里，我不知在谁的话后面，插了一句。

“许多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艺术，大概真是一种本能。”我躺在椅子里，抽着烟．对这个世界很满意的样子。

可是第二天，她把作文本子交来，关于小猫的那几句没有了，我愣了愣，我把本子还给她。我说：“你本来有些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丢掉呢？你觉得——我希望你把原来的稿子找一找。还找得到么？有些东西最好保留，如果你愿意保留，有兴趣。”

下了班，饭后照例有闲谈，我仍旧坐在那张椅子里，抽着烟，可是，我没有说什么。我愿意等，等到我的话到了时候，或者，哎……或者甚至没有“或者”了!

注：汪曾祺生于1920年3月5日，卒于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本选文是其早期作品，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