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如此“名作求疵” 
——简评余光中的《论朱自清的散文》

人无完人，文无完文，名家名作，概莫例外，瑕疵难免，不必袒护，让人指出，总是好事。这样，多少可以让人全面、正确地熟悉其人其作真实面目，也为后来作家提供鉴戒。求疵确实是好事，但无论如何须得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以严谨的学术论证求得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结论。然而，台湾中 山大学教授余光中先生的“名作求疵”之文——《论朱自清的散文》[2]，却令人读后大失所看，文中的种种卓识也很难令人信服。 

余先生的文章洋洋洒洒逾万言，着重就朱文的“诗意”、譬喻、女性意象、文化心态及文字表达诸方面作精细、独到的分析、研究，从而得出了他的“发聋振聩”而又“新鲜和刺激”[3]的见解：“朱自清的艺术成就当然高些，但事过境迁，他的历史意义已经重于艺术价值了”。果真如此吗？本文试图循着余先生的思维轨迹，对余文作一番探讨，以见是非。 
                                     一

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余先生对朱文的“求疵”，就是从推倒郁达夫的整个评语开始的。他以为：“郁达夫的评语，尤其是前面的半句，恐怕还是加在徐志摩的身上，比较恰当。”言下之意，郁达夫的评语言过实在。原因是朱文“文笔理路清楚，因果关系往往交待得过分明白，略欠诗的蕴藉与余韵。”为了论证这个见解，余先生对《白水漈》与《荷塘月色》的有关内容加以分析，进而指出《白水漈》的最后一节“交待过分清楚，太认真了，破坏了直觉的美感”，由于“画蛇添足”而成为“一大败笔”。《荷塘月色》的第三节“交待太明，转折太露，一无可取，删往这一段于《荷塘月色》并无损失。”可见余先生对于朱文中的这类文章是否定的。 

    对于“文眼”的道理，余先生一定比我还清楚。它是文章精神之所在，可以使文章的主题凝聚集中，意境拓深，内涵得以丰富，情感得以升华，故而起着一语道破的作用。所以大凡大家在作文时十分留意设置“文眼”。那么朱文中那些文字究竟是“画蛇添足”的赘笔，还是“一语道破”的“文眼”呢？我们还是将其放在原文中往考察。 

    《白水漈》共有3节。第一节扼要交待事由。第二节为文章的主干。作者运用自己灵巧的画笔精心描摹出一幅引人进胜的白水漈瀑布图。最后一节便是所谓的“交待”文字。实在这算什么“交待”呢？这只不过是作者禁不住自然美的“***”而发自内心的独白，表达了作者的流连忘返之情，从而进一步感染读者，故而成为“文眼”。 

    《荷塘月色》到第三节上承月下游荷塘缘由的表白与小煤屑路的过渡性先容，下接对于月色荷香的精心描绘。这一节主要写自己初到荷塘边的心理感受。我们且不说这种感受是作者心灵深处的苦闷、热血传奇神龙帝国忧愁心绪的自然流露。单就其内涵与意蕴来说也是深刻丰富的http://，决非“一般中学生都说得出来”的。本来，观花赏月是一种仙逝之情，可以让人修身养性。然而，朱自清到荷塘边的一番踱步，并非一时雅兴大发，来此求什么闲情逸致的，而是在“颇不宁静”的心境的驱使下寻求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脱，借观赏月色荷花来排解心中的郁闷，因而在这条僻静的小路上，作者想到自己“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而产生淡淡的喜悦，从而为下文描写荷塘月色的优美景象奠定了情感的基调。因而这成为读者欣赏本文的一把钥匙。 

    由此可见，这样的“交待”并不像余先生所说的是一种“有碍想象分散感性经验的坏习惯”，而是朱自清散文创作的出色之笔，它不但没有冲淡或破坏文章的诗意，反而增添了文章的诗意。 

                                     二 

    对于朱文中的比喻，余先生颇有非议，他以为“朱文的譬喻虽多，却未见如何出色”。原因就在于“譬喻大半泛浮，轻易，阴柔”，也就是说多用明喻，而且用喻过密。这似乎在文学创作中竟是个不大不小的弊病。 

    文学作品中，比喻究竟取何等密度方为合适，没见哪家理论阐述过。余先生也没有定个准。至于使用何种比喻，还是由比喻的自身特点与特定语境中的功效决定。明喻有明喻的效果，隐喻有隐喻的妙处，暗喻有暗喻的优点，关键在于是否恰如其分并与特定的语境相融洽，是否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作家的思想感情，传神地描写景物。明喻固然有其不足，但假如运用得当，照样可以为文增色，由于它可以充分地利用读者的美感经验来描摹事物的形http://、色、味等特性。暗喻诚然可以使语义朦胧模糊，加强作品的措辞气力，增强审美效果，但它须以事物之间的同一性为基础，通过两种语境的对置以发挥作用。因此，修辞手法并无优劣之分，关键看能否用得恰到好处。 

    余先生从《荷塘月色》中挑出的11个例句，明喻固然用得多，但也不失其魅力，这些比喻或描摹荷叶之娇态，或抒写荷花之丽质，或与通感手法融为一体，以突出自己的心理感受，或以动写静，别有一番情趣，或营造氛围，酿造诗意，从而给文章注进了活力与灵气。就拿第9例来说，余先生以为：“用小提琴所奏的西洋名曲来喻极富中国韵味的荷塘月色，很不恰当”。似乎小提琴与“中国韵味”格格不进，相互排斥。可是中国名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由小提琴演奏，可谓出神进化，极具魅力，并未因此失往中国韵味而洋化。况且朱自清没有指明“梵婀玲”上奏出的定是“西洋名曲”，朱自清在这里用琴声的优美柔和来表现光与影的波动荡漾之美，有何不可？ 

                                   三 

    在余先生看来，朱文中“好用女性意象”是不可饶恕的缺陷。他先是觉得《荷塘月色》中的比喻“趋于浅显”，继而又以为“女性意象实在不高明”，“会引起庸俗的联想”，转而又批评《春》中的小姑娘的“花枝招展”很不相“宜”。对于《绿》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的“女性意象”更是大加贬斥，称之为“意恋”或“意***”。 

文学作品中出现“女性意象”竟被以为是“意***”，是罪过，甚至令人惊恐不已。进进母系氏族社会之后，原始初民中便产生了女性崇拜。人们从女性的身上发现了宇宙间最精致的美，更发现了题目所特有温柔和母爱。在古希腊，少女阿佛洛狄特被称为爱与美之神。在中国，女娲被尊为人类之母，她不仅创造了人类，还炼就五色石补天以拯救和保护人类。反映在艺术作品中，人们创造了美妙尽伦的女神形象，体格健美的女性***体塑像，光彩丰润***的女子胴体绘画等，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4]所以，歌德说：“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郭沫若称：“女性是文化的渊源”。[5]由此可见，女性意象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宫殿（不仅仅是文学）里一直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既然如此，朱自清为什么不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运用女性意象来表现自己对于外界事物的感受呢？假如我们真心诚意地欣赏朱自清的散文，就会真正感受到女性意象的美，而不会“思邪”。就拿余先生所引的例证来看，《荷塘月色》中的“女性意象”具有优美的姿态，诱人的娇容和纯美的品格。《春》中的“花枝招展”的小姑娘并非轻浮的女子，而是布满朝气与活力的女孩，十分引人喜爱，不必非得如余先生规定的必须“朴素”。《绿》把梅雨潭当着贮满青春生命之美的少女来描绘。在这里，朱自清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将自己对大自然的迷人之美的爱恋倾注于笔端形成文字。这种移情手段余先生该很清楚。朱光潜以为：“‘自我’平常都囚在自己的躯壳里面，在移情作用中它能打破这种限制，进到‘非自我’（non-ego）里活动，可以陪鸢飞，可以随鱼跃。外物的形象无穷，生命无穷，自我伸张的领域也就因而无穷。移情作用可以说是由有限到无穷，由固定到自由。这是一大解脱，所以能发生快感。”[6]由于作者朱自清感情的注进，《绿》的景物在“女性意象”表现下更显得格外富于生命的活力和青春的魅力。同样，《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女性的娇羞与温柔表现了夜晚秦淮河的阴柔之美。因而朱文中的这些“女性意象”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 

     对于如此美好的“女性意象”，余先生不仅没有丝毫美的感受，反而产生了“庸俗的联想”，实在令人费解。不过，朱光潜先生曾经叙述过这样的审美事例或许可以给我们以某些启示： 

   《西厢记》写张生初和莺莺定情的词是“软玉温香抱满怀，春至人间花弄色，露滴牡丹开”。这实在只是说交媾。“间隔”再近不过了。但是王实甫把这种***秽的事迹写在很幽美的意象礼貌，1.95金牛再以音调很***的词句表现出来，于是我们的意识遂被这种美妙的形象和声音占住，不想到其他的事。自然也有人读这几句因而动***欲的，这是由于他们的艺术趣味的薄弱http://。[7] 

    这个审美事例告诉我们，主体意识的参与可以制约审美感受。因而面对同一审美对象，审美主体有“风帆不动，贤者心自动”与“风帆虽动，贤者心不动”之分。作为台湾高等学府的著名教授的余先生，该有颇为深厚的艺术素养，却由“出浴的美人”联想到庸俗不堪的“月份牌、广告画之类的俗艳”之物却是极其出人意料之外的。假如面对安格尔的著名油画《泉》余先生又会产生怎样的联想呢？ 

                                 四 

    由批评朱文“女性意象”的“弊病”，余先生进而深进一步，特别挖掘了朱自清的文化心理。从“肤浅而天真的‘女性拟人格’”余先生推论出朱自清以及冰心、刘大白等人的“装小”写“半生不熟的童话”，又从“女性意象”的“软性”推论出田园风格，终极得出“他（指朱自清，引者注）的心态仍停在农业时代”的高论，如要理清其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甚至枉费心机。 

    我们只知道，早在“诗经”、“楚辞”中，“女性拟人格”与“田园风格”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性的话，那么极端贬低“田园经验”、“田园风格”更不能令人接受。文学艺术风格、透彻、情调应该追求艺术多元化和丰富性，以适应读者不同的鉴赏胃口。这是无可厚非，理所当然的。“百花齐放”、“酸甜苦咸辣”五味俱全，才是文学真正的繁荣。而余先生却偏偏要“兼容酸和咸辣”而排斥“软和甜”，不知究竟是怎样的“美感胃纳”！现代产业我们确实带来了社会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现代人在产业化中逐渐失掉了一些古朴情感，得到的未必最有价值，失往的未必没有价值。”[8]文化本身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切不可轻易地否定农业文明只肯定产业文明。实际上二者起着互补作用，不可偏废其一。假如按照余先生的卓识，我们的文学家只往写“产业意象”，作品里不是机器，就是钢筋水泥建筑，那么我们岂不是处于物的包围之中而不见生命的活力了吗！假如按照余先生的观点，我们的办公室里，寓所里，客厅里的田园山水画不该都要扯下来了吗？我们的公园、动物园、自然保护区恐怕都得封闭而用来砌上现代式的高楼大厦。至于朱自清的文化审美心理已有专门论述，并不像余先生所说的“农业时代”的心态。[9] 

    这样，“本日的少年应该多读一点坚毅豪壮的作品，不必诵读这么哀伤的文章”的建议出自余先生之文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作为审美主体，自己有选择审美对象的权利和自由。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趣味、爱好、性格特点和心理气质选择可以接受的审美对象，不必听别人在一旁唠叨。再说“坚毅豪壮”固然好，略带点感伤有何不可，况且朱文并没有像余先生所说的“伤感滥情（sentimentalism）”,更谈不上“这么哀伤”。这一点，每一个读过朱文的人都很清楚，毋需笔者赘述。 

                                 五 

    假如说余先生对于朱文求疵还有点道理的话，我想就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的挑剔。确实，诚如余先生指出的那样，朱文存在一些败笔，“繁琐”而“欠妥”。有些句子改为余先生的表达似乎更妥当些。但这仅仅是朱文的白玉微瑕，不能影响其“口语美术文的典范”的美誉。关于这以点，前人已有诸多分析和评论，所见也很中肯。我想这些评论家、研究者不会睁眼说口语吧？连击传奇他们不会由于朱自清同余先生是著名教授而非曲意迎奉不可。 

    但是，假如把文白夹杂与有点欧化看作是20-30年代文章语言的弊病的话，恐怕现代文学史上就没有语言熟练的文学大师了。只要我们对那个时代文坛状况与文化背景稍微有点了解的话，就决不会把这看成什么大不了的毛病。这就像指责一个中学生的文章没有余先生的写得那么漂亮、娴熟一样显得滑稽可笑。况窃冬就是当今文坛上的散文大家也未必不带有这样的“弊病”。由于语言本来就很灵活。随着社会的开放，文化的交流，各种语言比如要相互产生影响。那么，文白间杂，带点欧化的语言算什么缺陷呢？ 

    余先生的诗作散文早已由《名作欣赏》先容给我们了。在我们的心目中，余先生算得上文章高手了。然而《论朱自清的散文》竟然出自余先生之笔端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可这偏偏是事实。文中的观点且不说，就是章法也颇让人捉摸不透。大概余先生善于把散文的“散”的特点用于论文写作吧，因而文章颇为随意。在论述了朱文欠缺诗意时，余先生却要插上对“虚字”使用和“南人北腔”的特点的评析。在批评《荷塘月色》那段议论抒怀文字时，余先生却将其于譬喻的研究搅到一起。这是否由于担心“文笔理路清楚，因果关系往往交待得过分明白，略欠诗的蕴藉与余韵”呢？然而，这样的写作方法用于主情的散文，却是有利于“想象”，集中“感性经验”的好“习惯”，用在论文中恐怕就未必不令人遗憾了。更有意思的是，余先生对于朱自清似乎很尊重，在前文他“不好意思说‘意***’”。可是到了后文，他却“失却控制”，不再“不好意思”了，还是道出了朱文“流于‘意***’”的卓识。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觉得似这般“名作求疵”早该休矣！ 

的确，我们本来是想到余先生的庙里来敬敬神，只可惜“神灵不灵”，只好叹息一声罢了。然而朱自清并未由于飞来几口唾沫而失往“他的背影”的追随者。 

注释： 

[1]本文为投稿需要曾作大幅度删削，并发表于《名作欣赏》1993年1期，为保持原貌，这里重录原文以保存。（1993年4月9日记） 

[2]《名作欣赏》1992年2期。 

[3]《名作欣赏》1992年2期编者按语。 

[4]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5]郭沫若：《女性歌》。 

[6]朱光潜：《文艺心理学》，《朱光潜全集》（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46页。 

[7]《朱光潜全集》（1卷），第228页。 

[8]罗强猎逗《乡土意识：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主题原型》，《当代文坛》1988年3期。 

[9]参见吴周文：《一个艺术的精灵——朱自清散文审美心理描述》，《江海学刊》1988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