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别再叫我诗人。”上个世纪80年代名噪一时的诗人高伐林，昨日笑着对记者说：“我到美国近十年，写了不到五首诗，而且都不是正式发表的，现在称我为独立撰稿人比较合适。”
    高伐林，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1950年出生于武汉一医学世家。高伐林从小有着文学梦想，在恢复高考前开始诗歌创作，进校时已小有名气。进入大学后，高伐林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成为当时有名的校园诗人，其代表作《答》，荣获中国第一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作品奖，与舒婷、顾城等一起，被誉为“朦胧诗人”。
    然而，毕业后的高伐林，却在公众眼中消失了。“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后来自己还是想走创作这条路，便申请调到北京铁路文工团当专业创作员，主要从事报告文学和曲艺创作，但都没有从事诗歌创作。”
    高伐林用“瓜菜代”来解释当时自己靠写诗走红。他说，就像饥荒年代没有粮食，用南瓜蔬菜来替代一样，文革后，老一辈的诗人被打倒了，新一代创作人员没有崛起，自己刚好充当了“瓜菜代”的角色，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喊出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心声，所以，在校园里很有市场。“其实，现在回头看看自己当时的作品，自己都觉得过于粗糙，理胜于情，思辩的分量过重。”
    1990年的最后一天，高伐林远走美国，当上了一名独立撰稿人，开始挖掘历史名人后辈的故事。“我从毕业开始，几乎远离了诗歌。但写诗的激情并未在心中熄灭，它埋的更深了。何时会绽开火花？等到自己功力修到的那一天吧。”

    个人命运从来就与国家休戚相关

    再见高伐林，禁不住想起了与他同时代的一个女诗人，她叫舒婷。
    1979年，文革浩劫后的神州大地，百废待兴。那时那刻，她深情地唱咏出一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让千百万赤子热血激荡、情不自已——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回看过去，20多年恍若须臾，正是由于千百万赤子们不懈地奋进、努力和牺牲，曾经历经苦痛的祖国，才终于像“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而伴随着国家的腾飞，一个个“人”的价值，也才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武大中文系77级，以及中国“77级、78级现象”，是为例证。
    就像本报“喜迎十七大——我这五年”开栏的话所说的那样：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个人的命运从来就与国家休戚相关。
    不仅仅是77级、78级大学生。每一位中国公民，身处中华民族最好的发展时代，对上述这一点，都能感同身受。
    比如“武汉第一麻”张兆林，当“禁麻”动员令发出后，他义无反顾地主动上交了自己贴补家用的“生产资料”。虽然老张知道，这样一来，他家的生活、女儿的读书费用都会出现暂时的困难，但他坚信，只有国家好了，个人才会更好。
    如今，正在朝着漫画家目标努力着的老张，“单位调剂了房子，老婆也有了工作，孩子也上班了，我是大翻身了”。
    个体集合成民族，民族集合成国家。国衰民苦，国富民强。(荆楚网消息/楚天都市报 2007.10.3 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