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桥的邮亭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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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桥的邮亭说起
一
十里长街,路桥滥觞。与她相伴的弯弯月河,缓缓流淌了近千年。而这条老街的故事,也讲述了近千年。
对于台州的路桥人来说,去老街走走,似乎已经成为节假日的“保留曲目”。脚踩在咯吱作响的石板路上,一路触摸着残垣断墙,吟读着古老的匾额和碑刻……城市在不断改变,但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份感情和回忆不应消失,因为这才叫生活。
只是,走老街若不到这个地方,算是错过老街源头了。这个地方就是邮亭驿站。老街自北向南过了河西,到福星桥转一个弯,第一站必去的地方,就是走过福星桥,抵达与它紧邻的邮亭驿站。
大凡带“店”、“铺”、“亭”、“站”等字的地名一般都是在交通要道上,路桥也是同样如此。
路桥古称新安,路桥老街的产生可追溯到东汉在这里设立邮亭的时代。老街上的“邮亭”是当时路桥的两处主要地名之一,另一为峰江街道的梅家山(亦称梅屿)。路桥早在三千年前就参与创造了灿烂的古东越和古瓯越文化。因路桥在秦汉处于回浦乡、东瓯国(即东越国。系越王无疆次子蹄所建立的国家)治所中间,交通频繁,因此有十分必要设置邮亭。于是,就在邮亭一带设立了驿站。
路桥的起街,源自于运河,源自于埠头,源自于庙宇。路桥的驿亭就建在邮亭庙(又名中镇庙)前,位于在福星桥之东。庙前的亭,古置驿递(即驿站)。
邮亭,是古代邮递活动中的一种设施,汉朝时候用来短途步行投递公文书信的机构。是古时传递文书的人沿途休息的处所或邮局在街上设立的收寄邮件的处所,建筑物看起来像一个亭子,所以被广而称之为邮亭。
邮亭也即驿站(馆)。《墨子·杂守》:“筑邮亭者圜(yuán)之。”《汉书·薛宣传》:“过其县,桥梁邮亭不修。”颜师古注:“邮,行书之舍,亦如今之驿及行道馆舍也。”唐代元稹
《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邮亭一萧索,烽候各崎岖。”
但是,不管是邮亭还是驿站,自有了这个落脚地,路桥这块地方便和中央朝廷有了信息的往来。从此,路桥被纳入正规的行政管理体系,成为了庞大的中央帝国的一部分。
也正因为此,路桥的邮亭一带,就变成了县治法令下达颁布之地,成为了路桥老街的官方中枢。而由此,福星桥便成为进入邮亭最重要的进入口之桥,也是老街的进入口之桥。
原邮亭庙山门临街,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但凡庙宇都有百姓敬仰的高人。邮亭庙祭奠的是元末明初福建泉州的全俨。据杨晨《路桥志略》载:“邮亭庙曰中镇庙,以居两河之中,古名卷洞桥侧,祀全俨。庙前有亭,占置驿递,明嘉靖壬子(1552)毁于倭寇,后人重建,名福星亭。袁邑令应棋题额。”
全俨家境贫寒,小时候一边帮父亲打鱼,一边刻苦读书,几经发奋,考取了功名。就在他北上就职途径路桥时,恰逢当地流行罕见瘟疫。熟谙医术的全俨不忍看到黎民遭灾的惨状,决定先留下来给百姓治病。
史书记载,全俨领导新安(路桥)百姓与瘟疫抗争,完全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日夜辗转于病人与药铺之间,慷解私囊为穷苦百姓抓药。所带钱财用尽,又亲自翻山越岭去采药。一个又一个病人从死亡线上被抢救了回来,而全俨却因染病多日无暇医治猝然死去。
时值朱元璋为了巩固基业,表彰“为民功臣者”,新安各界绅士名人纷纷联名上书,举荐全俨为“救民献身”的英雄。经知府巡抚审核,在邮亭建起邮亭庙祭奠全俨。当时的邮亭庙有拱形的大门,空旷的香火场,庄严的大殿。每年的农历12月24日(全俨的寿诞),十里八村的老百姓都来焚香点炷,香火一直从庙门口烧到百米外的牌坊。
邮亭庙还奉供着抗倭英雄蔡德懋。蔡德懋,字贵立,邮亭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和廿四年(1545年),路桥两次遭受台风洪水袭击,粮食无收,饥荒严重,蔡德懋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知府赠蔡“义士”匾一块。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月,倭寇侵犯路桥,烧毁邮亭及附近民众房屋,蔡家也在其中。蔡德懋聚集乡民,组成义军,奋勇抵抗,擒斩倭寇首领10多名。倭患平后,台州郡守立碑表彰,南京刑部右侍郎王宗沐题词“慨安”(“慨”指嘉靖辛丑(1541)年、乙已(1545)年,沿海两次水灾,蔡德懋两次慷慨解囊,开仓赈灾。“安”指蔡德懋率先抗倭,为保地方平安之意)。
二
在我国古代,把邮政叫做“邮驿”。何谓“邮”?何谓“驿”?据东汉时学者许慎写的字书《说文解字》解释说:“邮”,字形,“境上行书 舍。从邑垂,垂,边也”。学者们因此认为“邮”是指古时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所谓“驿”,《说文》解释为:“驿,置骑也,从马,睾声”。“驿”在古代即指传递官方文书的马和车。
自周秦以来,邮驿又各有不同的称呼。周代称“传”或“驲”(rì)。到了春秋战国,称为“遽(jù)”或称“邮”称“置”。秦时统一叫“邮”,汉代 叫“驿”,魏晋时“邮”和“驿”并称。唐时又把“驿”叫做“馆”。宋时则出现了新的名称“急递铺”;元又有“站赤”之称;明代又把元时的站统 称为“驿”;清时将“邮”、“驿”合二为一。现在习惯上把我国古代的邮政,简称为“邮驿”,或称为“驿站”和“邮传”。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邮驿历史虽长达3000多年,但留存的遗址、文物并不多。中国古代公文传递靠的是驿站,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驿站又分驿、站、铺三部分。驿站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递铺用以传递公文。凡州县往来公文,都由递铺传送。
古时候的文件传输靠的是驿站,一般每隔20里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字样,按规定要求每天300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每天400里、600里,最快达800里。传递紧急文件时,每个驿站都用快马,这样,虽然不是千里马,但每匹马都死命跑,也可以一日千里。
“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用来表示情况紧急程度。于是,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对此有精彩描写:“八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
一卷黄尘滚滚,骏马飞驰而至,但见人影一晃,跳将下马。大喝:“八百里加急!御赐金牌,阻者死,逆者亡!”随即便见烟尘滚滚,骑者已然离去!此时,古道凝云,晴空赫然!
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按唐政府官方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行180里左右,再快些则要求日行300里。最快的要求则为日驰500里。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就达到每天500里。
据史载,南北朝的北周宣帝在洛阳招摇过市,亲自乘御驿马,日行300里。看来,唐朝的最紧急通讯要求日行500里,那无疑用的马是御马级别,难怪如此神速。唐代的—尺合现在0.303米,一里合454.2米,就是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八百里加急快得不能再快,也要两天时间。
另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到了唐朝,法律中把邮递过程中的种种失误的处罚,都规定得很细。稍有差错,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置。唐朝规定,驿长应负有若干责任,首先必须每年呈报驿马死损肥瘠,呈报经费支出情况。若有驿马死损,驿长负责赔偿;若私自减去驿站人员和马匹,则“杖一百”。对驿丁的处罚更严。唐朝规定,驿丁抵驿,必须换马更行,若不换马则杖八十。唐律还规定,凡在驿途中耽误行期,应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处徒罪二年。
三
1958年,当时的政府把邮亭庙改建成了一个电影院,即路桥电影院。时任文化局领导写信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郭沫若让他为电影院题词,郭老也欣然允诺,这就是后来能看见的“路桥电影院”的题额。为了建路桥电影院,周围的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此路桥有了第一家电影院。
电影院拆掉应该是2007年以后了。在老电影院的旧址上,2010年重建了历史文物——邮亭古驿,场所基本恢复古邮亭庙原貌。千年的老街,再一次恢复其原来的面貌。
和大家一样,路桥电影院,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60后,有着太多的回忆和满满的情感。三、五分一张的电影票,让我们看的最多的是八部样板戏和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等一些抗战题材的红色影片。
红色电影给我们带来快乐始终贯穿于我们这些60后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在那个缺少文化生活的年代,几乎人人都是电影迷,至今想来,那种挥之不去的快乐其实与艺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那是小伙伴们一种赶集般的聚会和哄闹。而这,也只有在那个年代、那种背景下的红色电影才能带给我们这样的快乐。
如今每每想起那些红色电影,难免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怀念,这不仅仅是祭奠那些逝去的岁月。红色电影它将会在我们记忆的片库里保存一生,它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一种情趣,一种谈资,也是我们永远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