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榆生先生是公认的20世纪词学大师，在龙榆生先生《中国韵文史导读》中有中肯的评价：“龙沭勋，字榆生，别号忍寒居士，以字行，江西万载人，生于1902年，病逝于1966年，二十世纪中国词学宗师之一，长于论述，敏于词作……所著《唐宋词格律》、《词曲概论》、《词学十讲》、《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等书，深受词学界重视，其《唐宋名家词选》自1934年12月开明书店初版后，一而再，再而三被重版，至今在广大读者中影响深远。”龙榆生先生具有同时代一般研究诗词学者所不及的敏锐思辩能力和广阔的视野，然而与其成就相比较，目前对龙榆生先生学术思想及生平事迹的重视程度却远远不够。尽管有那么多人从他所选编的《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不断得到教益，成为享有   的地位，然而与其成就相比，龙榆生先生身后的寂寥是显而易见的。

1933年至1936年，龙榆生先生在创办《词学季刊》前后共出版11期，这是中国第一份词学专门刊物，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份。季刊囊括了当时词学界几乎所有的中坚力量，朱祖谋、吴梅、夏敬观、俞平伯、赵尊乐、冒广生、夏承焘、唐圭璋、缪钺等都是刊物的作者，龙榆生先生本人也每期于刊物上撰写一篇论文，倡导风气，叶恭绰称其“主持东南风会”。1940年至1945年，龙榆生先生又在南京创办《同声月刊》，该刊虽然内容不限于词，但在龙榆生苦心经营之下，依然最大限度地联络着诗词界不少名家，如冒广生、夏承焘等都为之留下至今仍有价值的名篇佳构。

龙榆生先生1934年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是当年引导词学方向的宏文。文中正式界定词学的内涵，并正式提出词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即：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龙榆生先生毕生治词，其高标正是在此。

然而谁会想到，当时“名满江湖”，叱咤词坛的龙榆生先生竟然会在其后半生频遭劫难，而在凄凉中辞世呢？至于其毕生的治词历程和词学成就，学术界数十年来竟然一直一片沉寂。就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术界重新整理学术史，可对龙榆生先生依然鲜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出版社通过出版经营获取经济效益日益重要的今天，认识到并整理学术和文化遗产也应成为一名高品质编辑始终追求和从事的工作。

2000年秋天，我的朋友、当时正在南京大学就读博士的沙先一兄向我推荐出版这本《龙榆生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然而沙先一兄口中有关作者张晖的“资历”却不禁让我这个编辑犯起了嘀咕，一个正在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而且是在大学三年级开始撰写工作的毛头小伙子，怎么能让我跟谨严、扎实、烦琐的年谱联系起来？纵然是南京大学严谨求实的学风，纵然南京大学老一辈的学者曾经在学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记录，可眼前的这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所抱来的《年谱》，能让我联想起来的，只有戴着一副老花镜、瘦矍的老人。

《年谱》有两篇序，一篇为南京大学张宏生先生。张先生系程千帆先生门下，治学严谨，在序中详细介绍了张晖撰写《年谱》的经过：

张晖同学自中学起就喜欢近现代词学，尤其注重整理龙榆生词学资料。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以来，不仅经常出入各图书馆，搜集各种文献，而且千方百计和龙榆生的故旧门生相联系，并得到大力支持，掌握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经过几年的努力，撰写成《龙榆生先生年谱》凡二十万言，成为系统研究龙榆生的第一人。

张晖同学的这部年谱，占有材料非常详尽，仔细排比，认真分析，如实展示了龙榆生一生学术活动的风貌。不仅如此，年谱还把谱  的活动置于整个现代学术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讨论，既显示出龙榆生学术活动的必然性，又表现了较宽的学术视野。

评价可以说是相当之高，对张先生的话，我自然是十分地相信，一个年轻的学者能够以如此高的起点投入到诗词研究中来，真是我国诗词研究界的幸事。

在《年谱》中，让我吃惊的是，我竟然看到了小如公的序，本来这倒也罢了，也许张晖兄或南京大学与小如公有什么渊源，请名人写一篇序倒也正常，也偏偏不是这样。竟然是小如公自愿自发地为一位素昧平生的青年朋友在《文汇读书周报》“稍作揄扬”，而且直到小如公为《年谱》作序，两人“还是神交，彼此以道义为前提，只缘声应乞求，才愈相投契，其中毫无偏私溢美之意”。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能得到前辈长者如此的垂青，我慢慢地被张晖兄做学问的风采所吸引了，继续读小如公的序：

我不禁诧异，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言，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我为南京大学出了这样人材而感到由衷骄傲和庆幸。

小如公的讲法我极其赞同。在我求学和做编辑的这十来年间，见到了很多在高校厮混的伪学术和学术腐败，这些人仰仗高位窃取学生的学术成果，通过掌握学术经费给自己冠名，也看到学术人的浮躁、急功近利，出版人学术水平的下降。在当前，高校和出版商共同构筑了高校学术职称的泛滥。

在《年谱》的编辑过程中，我逐步感受到了作品的谨严，每于此时我常常会忘记作者是那位我已经很熟悉了的张晖兄，而感到是在面对一位夜阑伏案的老者。这不禁会放我想起张宏生先生和小如公的序。年谱重在史迹钩沉比勘。本书正式将龙榆生先生的词学活动作为一条重要线索突出。《年谱》将近现代重要词人、词论家的出生或去世，词社的组织和词学研究聚会及通讯，词学古籍或研究成果的出版及刊物的创办与停刊，一一罗列或附录。如1909年，龙榆生先生八岁，《年谱》载：

“王国维辑校《后村词》、《南唐二主词》等。徐乃昌《闺秀词钞十六卷补遗一卷》刊行。”

次年，《年谱》载：

“朱祖谋笺注《东坡乐府》成。”

而龙榆生先生跻身词坛后，《年谱》的记载就更为详尽，以1933年为例，《年谱》载：

陈洵来函为《疆村遗书》捐款助刻；为况周颐《词学讲义》作附记；叶恭绰来函谈《清词钞》；吴梅函寄并为《词学季刊》撰稿；过南寻刘氏嘉业堂藏书楼得见《樵风乐府》稿本；潘正风为提《授砚图》；其时全国南北各大学次学教授名单；《词学季刊》创刊；汪精卫捐赠四百元刊行《疆村遗书》；《疆村遗书》在南京姜文卿刻书处雕印陆续出版；有《减字木兰花》二阙赠汪精卫感怀国事；储皖峰示先师梁启超遗著《跋稼轩集外词》；汪兆镛寄示陈东塾手谱白石道人歌曲；《沤社词钞》印行出版；始于胡汉民唱和；为唐圭璋辑《大鹤山人词话》等等诸多事项。

有意识地搜集、记录了当年度的词学活动。因此而言，如果将本书视作龙榆生先生词学活动的编年，固然勾勒清晰，然而将龙榆生先生的活动放到时代中考察，与时代相联结，并将本书作者的写作意图放宽，本书作为近现代词学研究学术的编年的史料，其价值又何尝见小呢？

龙榆生先生曾任伪政府立法委员，是其一生的污点，也是影响其后半生经历直至身后长期湮没不闻的原因。《年谱》贵真，尽管张晖兄后来与龙榆生先生的子女和各个时期的学生都取得了良好的关系，他还是在《年谱》中相应的部分花了较长的篇幅对此事予以了详细的考察，并在《年谱》中列举出许多龙榆生先生与汪精卫的唱和之词，显示了《年谱》忠实记载史料，部位著者讳的态度。此外，《年谱》还对人们不太知晓的龙榆生先生策反郝鹏举之事详加考察，意在探讨历史翻覆之际，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

《年谱》出版后，我旋即收到很多友人的反馈信息，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这是一本好书。，还有一些素昧平生的朋友辗转相求一叙或得到作者的地址。这些反应实在让我有些感动。在学术著作出版日益艰难的今天，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同道，演义为这么样一本书喝彩，这当然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龙榆生先生的词学成就还存留在人们心中，《年谱》的出现唤起了人们的记忆和思念；二是张晖兄以如此年少而有如此成绩，虽未经宣传而在学术界已广有口碑，人们争相先睹为快。作为一个编辑，能为本书做一点事情，对我而言，也真是很高兴的。

写作本文的时候，正值龙榆生先生诞辰100周年，而张晖兄，也到香港读博士去了，就以此文作个纪念吧。其实，为龙榆生先生百年诞辰作纪念和为张晖兄送行的最好礼物应该是，本年的5月，正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年谱》被列为庆典书之一。先生的百年诞辰恰逢名校的百年诞辰，龙榆生先生应该含笑九泉了吧。而张晖兄，希望能走向新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