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医科复员上海之校址（一）

陈英汉  柯育萍 费耿  陈澍 邓静萍

【摘要】1945年抗战胜利，身处四川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酝酿复员回沪。同济大学抗战前在上海的地盘与建筑均基本毁于兵燹，为同济大学医学院寻找新的地盘成为难题。本文介绍了1945年至1955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在上海的校舍分布情形及建筑之历史，重现了当年的校景。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欢腾雀跃，身处四川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师生员工纷纷酝酿部署返归原地的复员工作。1945年10月23日同济大学成立由各方面代表组成的迁校委员会，谋划返回上海的工作。该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委派顾葆常（理学院院长）、江鸿（工学院院长）、医学院教授蒋益生三人，作为本校校长的代表，立即动身到上海落实校舍。1945年11月25日蒋介石到宜宾巡视，同济大学校长徐诵明前往面见，要求安排运输船只送师生及校产回沪。蒋面询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续办？徐校长告以师生员工盼望回沪的心情，表示无法从命留在四川。

徐校长于1946年2月14日飞抵上海，与有关方面商洽迁校事宜。战前同济大学在吴淞的校舍已毁于兵燹，不堪应用，给迁校带来极大困难。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曾在重庆扬言，将来在苏州建立千亩，“作为同济大学未来之永久校舍”。但以后毫无下文。[1]

顾葆常、江鸿、蒋益生三位先生到了上海即刻分头奔走，因为当时上海各部门接收情形的紊乱致使三位先生弄得精疲力竭而仍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其后幸承校友黄伯樵先生的鼎助，得到行政院的批准，后在顾葆常先生等的全力奔走下，才零星接收到这些房子，最先是同孚路的一座医院（现附属医院），其后接踵者为善钟路（现医前期），北四川路底（现总办事处和文法学院），其美路原日本小学（现理学院），原日本中学（现工学院），魏德迈路（现附职）等，又陆续借到的有新市区市府的图书馆（现新生院），飞行馆（现附中）和博物錧（现附中），自己租赁的有黄浦路理查大楼（现教授宿舍），长乐路留园一小部分（现教授宿舍），愚园路（现教职员宿舍）及成都路中美饭店（现医后期学生宿舍）等构成了一幅伟大的分散校景图。^[1]

（注）黄伯樵（1890-1948），江苏太仓人。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电工机械科第一届（1916年）优等毕业生。1920年留学柏林工业大学。回国后历任陇海铁路汴洛局总务处长，交通部路政司总务科长，汉口市工务局长，汉口市政委员会委员，上海电报传习所监督，杭州市工务局局长，京沪、沪杭两路铁路局局长，行政院驻沪办事处主任。民国16年（192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任首任市公用局局长。民国25年任中国工程师学会总会会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帮助上海市政府接管上海公用事业各行业。发起「中国经济建设协会」、「中国国家铁路公司」等﹐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先驱之一。1926年任驻德二等秘书。抗战时在上海养病﹐抗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驻沪代表公署秘书长、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驻沪办事处主任。

现将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1955年在上海期间的主要建筑历史简述如下：

前期教学和后期临床用房

一、善钟路（今常熟路）100弄10号的一幢楼房（医学院前期）：

陶如增，字凤山，号善钟，浦东顾路人，出身贫寒，从小在英商跑马总会管养赛马，后来成了驯马师。跑马厅每年有相当数量的赛马被淘汰、拍卖，他筹资开了一家“善钟马车行”发了大财。后来陶善钟在沪西购置了许多农田，1901年法租界越界筑路时，他让出了一些土地给法国人筑马路，法租界就将其中的一条路命名为“善钟路”

陶如增的住宅就在善钟路上。大约建于1920年左右（铭牌上说是建于1936年），由泰利洋行的英国建筑师白来泰设计。住宅土地约70亩，建筑被草坪和绿化包围。此建筑砖混结构，高三层，属新古典主义风格。陶如增后来将这幢庞大的建筑交给泰利洋行，作为洋行的宿舍。该洋行是由陶如增与建筑师白兰泰和律师陆舌儒联合成立的泰利洋行，以外商的名义开展房地产事业。这就是善钟路100弄10号的来历。1943年，汪精卫政权接收上海法租界时，“善钟路”正式改名“常熟路”。【图1】【图2】【图3】

图1】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100弄弄堂口（取自百度地图）

【图2】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100弄10号（（第三层是后加建的））

【图3】1947年上海地图之常熟路100弄10号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