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名人:王阳明故居——浙江余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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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
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
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
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
达观随寓兮,莫必予宫;
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异域殊方”指远离中原的偏僻之地。上联“时雨湿殊方”,将远谪龙场办学的王阳明比作为蛮荒之地的百姓带来福音的“及时雨”;上联后半句“莫必予宫”(歌词最后第二句),意思说“达观的人到处可寄寓,不必固守家园。”反映王阳明远谪贵州时的人生态度。“黔石洞”是王阳明当年在龙场住过的山洞,后人为了纪念他,命名为“阳明洞”。下联“瑞云”指王阳明出生的楼,叫“瑞云楼”。王阳明去世后,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朝廷诏赠王阳明“新建侯”(原为新建伯),谥文成;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朝廷又下诏将王阳明附祀孔庙,正式列为我国儒学的传承人之一。下联后半句“拟之彼殿鲁灵光”,将余姚“寿山堂”比作山东孔庙的殿堂。

王阳明对儒家经典的学习经历了“为学三变”才逐步找到方向。先“泛滥于词章”,后学朱熹“格物穷理之学”,再“出入于佛老”。后来王阳明被远贬至贵州龙场,经过生死考验,他才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王阳明“龙场悟道”是一次九死一生的艰难历程,赴龙场途中,刘瑾派锦衣卫前来追杀,王阳明得到消息,制造假象,伪装落水而亡,躲过了追杀。到了贵州龙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仅能在岩洞内安身。如此恶劣的环境,其意志并未消沉。他常常静坐洞中,以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与宋代大儒朱熹的学术思想进行对比,渐渐觉得朱熹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并不符合人们的真实想法。王阳明说,圣人之道是什么?是良知,良知人人都有。判断事情对错是非,标准是良知,而不是外在的事物。他的众多弟子对于“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时说:“南山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道:“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于是,他写下了《训龙场诸生》,向弟子讲述他悟道的心路历程。七年之后他回忆到“龙场悟道”经历时说:“守仁早岁业举,溺于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音聂,意为疲倦),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我手头有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家三郎编著的《唯心有道:王阳明正传》,书中描述了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心变”历程:“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什么‘识在所行之先,原本是在一起的东西,为何要分开来说?知先行后,知易行难,大错特错!它们是不可分开的,应该叫‘知行合一’。另外,圣人千万言,难道真的是只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吗?如果是这样,那吏目应该在家里待着才对,为何为了五斗米而去上任?欲,是他心里的最真实想法。就好像我身在龙场心念家乡一样,身子能被世俗左右,心却不能。‘存天理灭人欲’错了,朱熹他错了!人之欲望是压不住的,禁锢不了的,天理就是人欲……还有,人能‘为善去恶’,这就是境界,这就是功夫,这就是所谓的‘格物’。先‘格物’而后‘致知’,心是‘知’的本体。利用‘知行合一’的格物功夫,最好达到心的本体,这个过程就是‘致良知’……”读着这段文字,对王阳明“知良知”的理念似乎有了一些蒙胧的理解。
正德五年(1510年)初,王阳明在贵州谪守期满,复官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八月,刘瑾被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设计除去。王阳明被召入京,担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当时,赣闽粤等地官僚施政粗暴,民乱不断。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担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代表朝廷巡抚南赣汀漳(现江西、福建等地),兼有平乱抚剿之责。仅化三年时间,王阳明采用文武相济,恩威并信的策略,就先后平定了赣、粤、闽及湖广边境的山民暴乱。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在赴福建平定兵变的途中,获悉南昌宁王朱宸濠起兵谋反,他一边火速向朝廷报告,一边就地聚集义兵,运用覆险攻坚,“围魏救赵”等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一个多月就平定了一场藩王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受到朝廷的嘉奖。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被任命总督两广防务,在任上,他不折一矢,不戮一人,以招抚手段平定了广西思恩田州瑶、壮族土司叛乱。次年,王阳明又采取“出其不意,掩其不备”的战术,平定了广西八寨、断藤峡之乱。王阳明成了明王朝不折不扣的救火队员。王阳明在平息民乱的同时,着力关心民众疾苦。他为官清正,恪尽职守,勤政爱民,每平定一处叛乱,便致力于“昌明政教”,通过兴教办学,减轻赋税,赈济灾区,安置流民,发展生产等举措,着力抒解民困,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融合民族关系,受到百姓的爱戴。
广西平乱后,王阳明肺病日渐加重,遂向朝廷上疏乞求告老还乡。嘉靖七年(1529年)十一月,王阳明坐船行至大庾(今江西大余县)青龙港,病逝于舟中。丧船沿赣江北上,沿途军民穿着麻衣在岸边哭送,景象十分感人。
王阳明集事功、道德、文章于一身,其影响早已超越了时代与国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明清时期,王阳明的众多弟子、再传弟子和地方士大夫对王阳明及其学说无比尊崇,纷纷在各地举办“阳明讲会”,建立“阳明书院”和祀祠。据不完全统计,自明嘉靖中期至清代,全国各地共建阳明书院75处,阳明祠堂420余处,刊刻阳明文集数十种,历代文人墨客在王阳明遗迹游览之余,刻石铭记,尽抒仰慕之情。明中期以来的五百年间,王阳明始终是学界一盏不灭的“心灯”。梁启超曾说:“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具伟大,军事上,政治上,多有很大的勋业。阳明是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日本学者冈田武彦说:“修文的龙场是王阳明大彻大悟,并形成思想体系的圣地……。阳明学最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它简易朴实,不仅便于学习掌握,而且易于实践执行。在人类这个大家庭里,不分种族,不分老幼,都能理解和实践阳明的良知之学。”当代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更是说:“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至于极致的却廖若晨星……。王阳明一直被人们(中国大陆)诟病的哲学在我看来是中华民族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够有资格给予批评人其实并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