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4月4日是清明节，清明节是祭祖扫墓的日子。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这个“气清景明”的节气中，为已逝的亲人、祖先进行追远活动，庄重地送上自己的思念与敬意。由于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重血缘、重家族、重孝道的宗法制社会原则，中国葬礼的内涵逐渐突出孝的主题，所以殡葬是以家族为基本单位办理的，是作为团聚家族与亲朋好友的一次社会活动。生与死是人类生命中的两个最大的谜，生者与死者作为迥然相异的两个世界里的存在，似乎可以遥相感应，却又咫尺天涯。对于生与死的理解直接影响着每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及生活态度。死亡的必然性使人类面对死亡时只能选择超越，而超越死亡的不同方式则反映了中西方的文化特征。

一是哀乐。中国的哀乐，如同哀嚎一般，一直沉闷悲痛的旋律，似乎在挣扎说到：我不想死去啊，死亡是多么痛苦啊！而西方的安魂曲、弥撒曲就如同坦然地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音乐平静安详，浅吟低唱犹如天神的迎接，亲人没有哀嚎,有的是平静的表情或低声的啜泣，形式简单氛围平静，死亡变成了一种自然的归宿，而不是恐惧。

二是丧葬礼俗。中国的丧葬礼俗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一直都有“隆丧厚葬”的传统。亲人亡故后的丧葬礼仪包括停尸、报丧、招魂和送魂、做“七”、吊唁、入殓、丧服、出丧择日、哭丧和下葬十种仪式，期间还要设宴招待前来慰问的亲朋，整个丧礼可以断断续续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而西方受到基督教的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将每一个人的灵魂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不允许偶像崇拜，崇尚灵魂升华而轻视肉体，因此西方的丧葬风俗是简丧薄葬，基督教仪式几乎贯穿其中，其礼俗相对简单。

三是墓地。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看来，人死后会升入天堂，墓园则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所以欧美的陵园大都修建得如同花园一般，不但绿树成荫，有浪漫的艺术气息和精美的雕塑建筑。中国墓地大多给人阴森恐怖之感。西方人对游览墓地的热情与中国人平日里远离陵园的心态形成了巨大反差。

邓晓芒教授《中西生死观之比较》讲述了中西生死观的差别：中国人把生命看成是一种手段，一种为了实现个人更多的时候是家族、民族、国家利益的手段。有理想者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便是乡野中人也渴望实现人生的小理想。中国人生命的目的性很强，他们渴望的是利用自己的生命为后代和人民留下点什么。中国人一向把自己的死亡看成是一个环节，一个上承祖宗下接子孙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环节，生命的终结，也只不过是人生的最后一个环节罢了。中国人死了，现实、国家、家族、家庭还在延续，中国人关注的是自己的死对后世的影响，追求的是历史不朽。然而西方人却认为生死只是个人生活的问题，他们将生命看成是一种权利，一种实现个人幸福而很少为他人着想的权利，是值得追求的快乐。而死亡，也只不过是个体生命转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过程而已。西方人把自己的死看成是整个人生的一种凝聚力，整个人的生命都趋向于它。西方人崇尚灵魂不灭，他们把死看成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追求的是灵魂不朽。

东西方文化中生死观的差异很明显，在生死教育方面也就相对有差别，表现为：一、讨论死亡时的心态不同。西方文化下讨论死与讨论生的心态一样，不会引起明显的心理冲突，也不会有教唆自杀的嫌疑。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长期历史沉淀，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也是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对死亡始终采取否定、蒙蔽的负面态度，甚至在日常谈话中尤其是和长辈交谈忌讳提及死亡所，它是不幸和恐惧的象征中国人对死亡的讳莫如深，使人们无法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死亡，“善待”死亡，面对死亡较多表现出的是恐惧，而非面对现实地接受。谈论死总会或多或少引起心理冲突、带有恐惧感，给人一种不吉祥的感觉。这种差异就造成我们开展生死教育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容易，西方国家进行生死教育可以直接面对死亡，探讨死亡，死亡教育可以直接进入中小学课程体系。而在我国，还必须考虑到传统文化的禁忌，考虑到学生的心理承受力，更多地从生的方面去揭示生的意义、死的意义，让学生从生的方面去理解生死的自然过程。二、生命价值的核心不同。西方文化中生命价值的核心是责任，因此生的意义在于尽责，牺牲的意义在于为责任而死，并因此获得精神的升华。安乐死就是失去责任能力和生命的尊严后采取的对死的坦然态度。中国文化中生命价值的核心在于忠效，包括对皇权的忠效和对信念的忠效，为忠效而死是一种忘我的死。所以西方国家的生死教育传递一种信念：个人对生死负责，中国进行的人生观教育则是强化一种政治信仰和抽象的价值观，青少年学生难以在这样的教育中体验到与生死有关的情绪，在生命成长中感到诸多困惑。所以，生死教育应从生命的历程，从生死的具体问题出发，由此而进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才可能具有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