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夫·庞廷1991年出版的《绿色世界史》虽然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原创与新意，但是他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环境问题以及直击与反思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对思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很强的启蒙作用。

全书由十七章构成，第一章“复活岛的教训”，奠定了全书对欧洲殖民历史批判的基调，在“历史的积淀”中作者论述人类历史与地质学和天文运动的关系，勾勒了生态学的知识与生态系统与人类之间影响与作用。在“人类史的百分之九十九”中，作者明显地表达了对采集与狩猎的游牧生存方式的倾向性。接下来作者以“第一次转变”“破坏与生存”“长期的奋斗”为题，用三章的篇幅，以贬抑的笔触描述人类定居下来的农业文明，片面地聚焦农业文明世代人们的贫穷、贫富不均、阶级差异大以及对环境的破坏等等问题。

前六章，尤其是农业文明历史方面反映出作者世界史的局限性与片面性，主要表现为三点，其一，作者完全站在欧洲中心的立场看待别国的古代历史，对别国历史的描述完全是边边角角的一带而过，没有正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文化成就；其二，作者表现出明显的先入之见，即游牧文明优越于农业文明；在论述材料上表现出明显的取舍；其三， 在论述以往文明的发展中，作者采用欧洲文化标准而不是文化多样性共生的准则，因此，在论述过程中， 作者的倾向性与片面性就不言而喻了。另外，从对亚洲农业文明历史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欧洲以外的文明历史的知识与认识非常有限。

后面的十一章作者论述得游刃有余，对欧洲所缔造的文明以及这种文明给世界环境带来的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第七章作者以“欧洲人的四处定居”为题，避开了欧洲殖民主义侵略的用语。作者虽然没有用殖民主义与现代化进程这个词汇，但是显然这是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现代化的进程甚至全球化进程伴随着欧洲殖民运动而发生了。引用作者的话说：“随着欧洲人的到来，那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尽管随着各地文化的不同和原来的定居者们的不同而各不相同—都现出了一种相同的模式。如果站在欧洲文化传播的立场上来说，新领域的开辟、全球帝国的建造，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视为一个成功的故事，但是，如果注意到对于当地那些人，对那片土地，对环境，就普遍而言发生了什么，那么，这就是一个颇为不同的故事了”（131）。因此从欧洲人四处定居开始，世界的生态系统随之被打破，生态环境随之被破坏，世界各地人民的地方文化与生存方式随之被摧毁，“一旦一块土地被置于欧洲人的控制之下，这些长期建立起来的农业体系以及由此而发展出来的社会就会瓦解，当地社区就会成为一个更大的经济结构中的一部分，殖民地集中单一作物种植，土壤的肥力就降低了，由于缺乏多样性，病虫害的易发性就增加了，于是带来种种生态问题”（225-226）。

那么欧洲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呢？作者在“思维的不同方式”分析了欧洲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基础，一种不同于世界各地土著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基础，但是却已经被当代世界视为普世的主流思想基础。援引作者的论述，“对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欧洲思想的起源—在那么多其它地区也是如此--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哲学家的影响，以及基督教会从其犹太教起源上所继承的那些观念。无论是在古典传统中还是在基督教传统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信念，即人类是被放置在一个支配自然界其他部分的位置之上，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从属于人类”（155）而经过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哲学理性思维的论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就逐渐被强化起来了，“人类的确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创造物，他们有资格在自己认为合适时来使用其他的东西”（159）。更有甚者，这种思想基础为欧洲殖民者掠夺世界资源提供了合理化的支持，为人类的进步确定了一种衡量尺度，那就是人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世界，能够开发利用占有自然资源。与人类进步同步发生的却是世界绿色与生物多样性的逐渐消失，地球生存和环境的逐步退化。作者指出：“欧洲人看待自己周围世界的那种思维方式的确是重要的，它的确有助于为欧洲人对自然世界的所作所为提供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辩护，为他们按照自己的目的来改造其他社会，为他们榨取世界上的各种自然资源进行自我辩护”（180）。

在“对世界的掠夺”一章中，作者综述了欧洲的崛起与在世界各地的殖民主义运动给世界各地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巨变，尤其是动植物数量的锐减与消失。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创造第三世界”一章中，作者勾勒了欧洲从世界的一个落后地区兴起到一个支配地球其他地方的地位，“不仅影响了各种生态系统的整个序列，而且重新塑造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219）。这个联系的纽带就是开发、利用掠夺和占有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纽带的一方是“西方（欧洲，北美和白人殖民地）发达的一方，少数的人占有和消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自然资源，纽带的另一方是欠发达地方，第三世界，他们生产消耗着本国资源，牺牲本国的生存环境，把自己置于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地位。“在欧洲所创造的世界市场上，一个地区能够从依赖于它的那些地方榨出大量的产品和自然资源。那些占支配地位的西方经济，其特征是生产需要大量资金的产品和相对较高的工资及利润；与此同时，那些附属性的经济集中在生产农作物、原材料和矿产资源上面，这些东西所需资金较低，与之相联系的则是低工资和低利润。尽管这些附属殖民地的经济也在发展，但他们几乎完全是为了适应宗主国经济的需要”（251）。消费带动增长，增长的代价是环境的恶化，贫富分化的日益严重，发展的不平衡，第三世界的经济遭受捆绑。

欧洲凭借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世界各地进行掠夺与扩张建立起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凭借科学技术的发展，把工业化、城市化的扩张带到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造成地球上一场巨大变革，这场变革释放了人类最大的欲望：对财富的欲望、对富裕生活水平的欲望、对长寿的欲望、对个人权利掌控的欲望、对世界资源占有的欲望、对行为自由的欲望、对超越地球极限的欲望，这场巨变也促进了社会的巨大发展，在交通旅游、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生产与消费、民主与法制上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作者在“第二次大转变”、“城市的崛起”、“创造富裕社会”三章中，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中能源需求结构和消费模式的变化，同时也揭示了从煤炭、石油、水、风再到核电等能源的可持续与安全性的问题。城市的快速扩张与发展有其提高生活水平的一面，也存在着贫富分化与生存环境恶化的另一面。“农村的广大地区，从前全部是田野和空地，以备住房、工厂、公路和购物中心的扩展毁掉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已消耗在建立和维系城市之上，消耗在每日远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往来工作上。随着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巨量地集中起来，城市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高度人工的环境。城市有许多好处---他们通常是文化活动的中心，比农村地区有过得多的设施。但是，城市总是制造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在最近两个世纪已大大强化，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更多的人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从生活条件、健康和污染来看，大城市的迅速扩展已引起环境的严重恶化”（338） 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以及世界贫富差距的日益增大也给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挥霍式的消费模式带动越来越复杂的世界经济体系，维系这种经济体系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民主选举的政府感到，作为赢得大众支持的方式，他们需要承诺和鼓励更大的经济增长”（358）。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越来越多的世界资源。而世界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与有限性为经济增长设定了极限，虽然没有人能够明确说出增长极限是多少，但是这种增长的极限已经越来越变得可以预期，资源与环境能够承受的容量极限和时限也越来越可以预期。能源结构与消费的改变、城市的扩张、以及财富的占有与挥霍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世界资源的承受极限与时限的问题，还有污染、有毒物质威胁以及人口膨胀、可耕土地减少、粮食短缺等等等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作者向读者揭示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分别以“死亡改变着的面孔”“人口数量的分量”“世界的污染”为题。在“死亡改变着的面孔”一章作者想要向读者展现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类所受的疾病的威胁也正在发生着变化，这一章与《寂静的春天》中“人类的代价”一章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没有〈寂静的春天〉论述得系统。作者只是泛泛地综述了人类遭遇的以往的疾病以及现代化学品所带来的癌症的威胁，试图阐述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人类发展本身所带来的死亡威胁。“人口数量的分量”一章作者试图阐述工业化与人口之间互为增长的悖论问题，工业化带来人口的剧增，人口的剧增又要依赖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来维持生活水平。于是人口与环境之间形成互为损害的关系，人类生存环境也变得越来越脆弱。水污染虽然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但是随着化学品的大规模的出现，水污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仅是地表水污染、还涉及地下水以及海洋的污染，从病原菌的污染到重金属的污染，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影响也从病毒性疾病发展到癌症。其它污染问题如空气污染、酸雨、垃圾污染、核污染、汽车尾气排量加大，全球变暖也都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人类的日常生存。“在实质性的工业化200年后，人类活动及其所造成的污染已无可挽回地以前所未有规模威胁着世界气候系统的变化”（415）。

在随后一章“在过去的阴影”中，作者的观点有点自相矛盾。首先他把人类对环境破坏的矛头指向人类社会的第一次转变，“正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大转变—农业的采用和定居社会相继兴起---将人类社会拉上了更为复杂和更损害环境的方式的轨道”（419）。但是他除了提到砍伐森林开辟田地之外，并没有具体论证农业的破坏性。对于工业文明他一方面承认“工业化国家已经达到了以前世代所不可想像的消费与富裕水平（也经历了与这种增长相伴随的问题）。 这是通过消耗绝大多数的世界能源供应和资源而达到的（并造成了相同比例的世界污染）”（425）他还提到美国只占世界人口的大约5%，但消耗着世界能源的30%和世界其它资源的40%。 但是，他乐观地否认增长的极限，认为“世界原材料和能源的耗竭而导致人类面临全球危机和社会崩溃现在看来可能性不大”。但是他所说的直接的压力土壤、水空气和生物多样性的退化与破坏难道不也是工业化的发展所造成的吗？

读过《自然的经济体系》（1977）、《生态扩张主义》、以及人类学著作的话，就会发觉书中所述内容似曾相识，甚至感觉有些堆砌。

总的看来，作者的态度重工轻农，依旧在发展的悖论漩涡中。因此，本书虽然揭示了许多工业社会的问题，但并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思路。不过，作者批判了人类总是拖延改变生活方式，拖延向着可持续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改变，暗示人类社会如果不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不改变现存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模式，必定会有崩溃发生。

本书论述的城市问题对于目前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前车之鉴。

本书的翻译有费解的地方，以最后一段为例：“从这种更广的视野看，现代工业化社会以其极高的能源和资源消耗速度，极高的污染程度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迅速增长。断定其为生态上可持续的，这显然太早。”怎么看都不通。高速能源和资源消耗，高污染，人口迅速增长，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怎么能断定其在生态上可持续的呢？另外338页Henry  David Thoreau “亨利·大卫·梭罗”翻译成“汤卢”还是第一次看到。“Thoreau ”翻译成“梭罗”，已经约定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