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抛”补记
(2022-04-10 15:51:48)
不仅仅人是被抛入到这个现实的世界中,然后这个人会受到社会习俗、风俗、道德、法律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并且某个人通过这共同的的东西,和同受这些共同东西影响的人,达成某种“共识”,从而实现交流的可能。
黑格尔将这种共同的东西称为“绝对精神”。
伽达默尔将这些共同的东西称之为“传统”。
诠释者和文本就是在共同的传统的基础上达到“视域的融合”,实现彼此的理解。
文本、物品也存在"被抛”入到现实世界的问题。
比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首诗是唐代的王维写的一首诗,而且是他在终南山隐居的时候写的一首诗。
从王维写成这首诗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
唐代的文化、风俗、道德、制度、法律等各种因素已经不复存在。
如果说,这首诗是唐代社会的上述各个因素"长出来”的一个苹果的话,那么长这个苹果的那棵树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此,现代的人们如何理解这首诗呢?
如果说这首诗是河流中的一块巨石,唐代的社会环境就好像一条河流,那么,流经这块石头的水流不知道去了哪里。
比如说物品。
博物馆里的诸如青铜器的文物。
这些文物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在他们的那个时代,人们很容易理解它们。
比如说,青铜鼎,其功能类似于现在做饭用的炒锅。
青铜鼎不仅仅是一种炒锅,还是一种礼器,用于祭祀。
现在考古人员将他们从地下挖出来,然后放到博物馆里展览,就好像将他们“抛弃”到现实世界一样。
现代人没有“钟鸣鼎食”的经验,理解的时候就存在困难。
再比如说建筑。
明代的北京故宫还在那里存在着,除了故宫,还有长城等等。
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理解他们?
他们就像河里的石头,石头还在那里,河流已经流淌了几百上千年。
这些东西和人一样,都是被抛弃到现在的社会中,然后收到现代社会的诸如道德、历史、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过去的语文学认为,理解是正常的理解,误解只是例外。
但是,施莱尔马赫认为,误解才是正常的,理解是例外。而且,这是普遍的。
他主张,解释不再是偶然的教育手段,而是理解的必要条件。
施莱尔马赫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他认为,这是由主体间交往的中断造成的。
在它看来,主体间的交往之所以中断,是由于作者与解释者在时间、语言、历史背景和环境上存在差异。
伽达默尔曾引用施莱尔马赫在《美学》中的话:一部艺术作品也是真正扎根于他的根底和基础上,扎根于它的周围环境中。
当艺术作品从这种周围环境中脱离出来,转入被人交往时,他就像某种从火中救出来但具有烧伤痕迹的东西一样。
这里所谓的‘烧伤痕迹’就表示时间、语言等差距造成的异化。
而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这种差异不仅限于遥远的过去的文本,而且也出现于当前的会话。
从这种观点出发,施莱尔马赫得出诠释学的基础就是作为人的个体性结果误解的可能性。
他有一句有名的话“哪里有误解,那里就有诠释学”,因此他的诠释学被定义为“避免误解的技艺学”。
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首诗。
这首诗的文本中概念的含义,古今没有什么变化,全是自然之物。
因此,在理解的过程中,误解出现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虽然王维写的是终南山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作为读者的我没有去过终南山。
但是,这不影响我对这首诗的理解,我有见过磁山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我完全可以我的磁山的经验“移植”到王维的这首诗中,从而实现对这首诗的理解。
之所以能够移植,是因为“共通性”。我和王维虽然历经一千多年,但是我们都是人,有共同的心智,这是我们实现理解的基础。
但是,有的文本理解出现误解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比如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一看到“床”,人们就想到现在的用于睡觉的床。
其实,唐代的“床”不是用于睡觉的,而是一种坐具。
因此,在理解这首诗的时候,人们显示出现了误解,然后通过学习获得了正确的理解。
对文物的理解更容易出现错误了。
比如说鼎。
现在的人们从来没有使用鼎的经历,因此,鼎处于人们的认知和经验之外。
因此,人们肯定对鼎有许多的误解。但是当看了这幅图以后,人们就知道鼎的用途了。
当然,现代的人们没有使用鼎的经验,但是有使用锅的经验,在理解鼎的时候,将使用锅的经验“移植”到鼎上就可以了。从而让鼎也生动起来。
故宫,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功能,人们对其功能有错误的认识。
但是,现代的人们阅读了大量的史籍和电视剧,人们了解大量发生在故宫里的事情。
因此,当现代的人们看到故宫的时候,人们就将自己的“建构”的各种“情景”,或者将自己记忆中的宫廷戏的情景,移植到故宫里,此时,故宫瞬间生动起来。
因此,对于对“抛弃”到现代社会的文本、物品和建筑,要实现对其较为准确的理解,首先就是要“建构”现代人认为的“当时的”情境,然后将文本、物品和建筑放到当时的情境中,这样才能理解文本和、物品和建筑。
因此,施莱尔马赫提出两种“重构”:
一是客观的重构,是“我们队语言具有像作者说适用的那种知识,甚至这种知识比原来作者具有的知识更精确”。客观的重构是一种语言的重构。
二是主观的重构,是“我们具有作者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的知识”,也就是说,主观的重构是对这则心理状态的重构。
所谓重构作者的心理状态,就是努力从思想上、心理上、时间上去“设身处地”地体会作者的原意和原思想。
施莱尔马赫有句名言“比作者更理解作者”,这是如何做到的?
笔者的理解是,读者拥有更多“事后”的知识,因此,读者更理解作者的利弊得失。
事后的知识,也就是“马后炮”。
比如曹操走到华容道,在岔路口,曹操不拥有选择两条道路结果的知识,于是,他只能根据自己的“成见”做出选择,选择了华容道。
当曹操选择了华容道以后,遇到了关羽,他才拥有选择华容道的知识。
因此,根据事后的知识观察曹操的选择,我们说曹操选择错了。
读者在理解文本的时候,读者拥有这些马后炮的知识,因此,他就具备了比作者更理解作者的可能。
如果将历史看成一条河流,曹操走到华容道的时候,曹操就好像在河里游泳。
读者在理解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读者不仅仅拥有了在河里游泳的能力和经验,同时也拥有了在岸上看曹操游泳的视角和经验。
在河里游泳的视角,可以理解为“当事人视角”,在岸上看别人游泳,可以理解为“上帝视角”。
因此,读者比作者更理解作品。
关于“设身处地”的问题,读者重建的所有情境,都是“读者认为”的情境,不是当时的情境,当时的情境已经消失了,根本不存在。
读者重建的情境,都是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价值观,形象地说,就是用现在的建筑材料“重建”的“读者认为的”情境。
就好像刑事案件一样,当犯罪行为结束的那一刻,行为都随风去了。
所谓的犯罪行为,是侦查人员根据现场的痕迹物证,以及其他各种证据,“描述”的犯罪行为,是侦查人员“认为的”行为。
因此,读者永远都不会真正的“设身处地”!只能是读者认为的“设身处地”,这是伽达默尔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