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轻度昏迷

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夺妻之恨”应该属于最高级别的屈辱。而比这更为难以忍受的，就是亲眼目睹、亲耳听闻妻子被毒打和侮辱。不幸的是，深圳的杨武（化名）就经历了这一切。

10月23日晚，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一位名叫杨喜利的联防队员手持钢管、警棍闯进一间小店，一通乱砸后，对老板娘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杨武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

如此骇人听闻，却真真切切的发生了。老实巴交的杨武应该在事后依然承受着那巨大的阴影造成的心理压力及负罪感，而他的妻子，则几乎精神失常。那么为什么杨武能够忍受如此巨大的屈辱而选择躲避呢？这个“窝囊废”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首先，杨喜利是名联防队员，也就是所谓的治安维护人员。他的身份给了杨武不小的震慑力：一方面杨武很可能认为这样身份的人不至于做事出格；另一方面杨武认为它本身就是维护治安的人，自己惹不起。作为维护治安的人，却做了严重败坏治安环境的事，恐怕是包括杨武夫妻在内的大多数人无法预料的。

再说杨武本人，夫妻二人均是普通老百姓，杨武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不敢得罪相对有权有势又相对霸道的杨喜利，以保证自己及家人可以安静生活，避免遭受报复与迫害。于是杨武在妻子处于困境时，想到的是家里其他人的安危，他甚至设想到了他出去拼命的结局，要么自己被打死，要么打死杨喜利，而这两种结果其实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他在纠结中选择了默默承受，以为牺牲妻子可以保全他所谓的安全。

从体格上，杨武跟杨喜利也有不小的差距，这应该也是杨武退缩的原因之一。另外，杨武和杨喜利是小学同学，多年的交往和互相熟悉让杨喜利有恃无恐，杨武则对杨喜利充满了恐惧，这恐惧助长了杨喜利的嚣张，也让杨武的懦弱更加强烈。

不得不说，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像杨武这样的人内心深处有种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缺失可能来源于自己多年生活的经历，也或者来源于社会各个层面上存在的不公平因素，某些特权意识导致。

这起事件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像杨喜利这样的恶棍是如何混入联防队员队伍的？为什么他敢于作为一个执法者做出违法的事？为什么杨武在事后一小时才犹豫着报案？

在面对威胁与突发危险时，一度地忍让不但不能制止为恶者的行径，反而能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人善被人欺，忍让不是不可以，但绝对不能没有原则和限度。

关于这件事，有两个词让人感觉很沉重：责任心与安全感。事件发生时，距离几十米远的警务室难道听不到一点动静吗？在其位不谋其职，甚至利用职权贪赃枉法、危害人民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刺痛着民众的神经。怎么样给民众更多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仅包括恶性事件发生后得到迅速公平解决，还包括避免此类事件发生的各种保障。这起恶性事件发生在开放文明的城市深圳，是偶然还是有其必然性？深圳尚且如此，小城市等相对不是很完善的地区 一旦发生此事又会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

杨武是不幸的，他承受了这一生都无法抹去的屈辱；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他又是幸运的，这个事件受到了关注和曝光，引发了民众的围观，相信在这种压力下，为恶者应该能够收到应有的惩罚。  通过这样一起事件我们看到了杨武这样一个“窝囊废”，但是还有多少个我们看不见的“窝囊废”在承受屈辱及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时选择了进一步的沉默，只能舔着伤口躲在角落里哭泣。如果每一次的社会进步都依靠类似的事件来推动，代价似乎有些承受不起。

温总理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真正公平正义的环境，是每个人的企盼，更需要各方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