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小说《孤独者》

文/程致中

鲁迅在《药》和《头发的故事》中，艺术地考察了夏瑜和华老拴父子、N先生与一般市民的关系，表现群众的愚昧和改革者（启蒙者）的悲哀。五四后期，又发表《示众》《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等小说，深化了先觉者与群众关系的思考。《孤独者》（1925年10月）中的魏连殳，是一个丰富复杂的典型，具有深刻的社会反省意义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孤独者》中，我们看到五四退潮和革命高潮到来之前中国南方城镇和乡村的面影。寒石山是连小学也没有的小山村，全村惟一“出外游学的学生”魏连殳，便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异类”“外国人”和“吃洋教”的“新党”。山里没有医生，连殳的祖母死在痢疾流行的时疫中。魏连殳爱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奇警”议论，便受到S城绅士办的小报匿名攻击，学界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在山阳执教的“我”，也难逃守旧小报的纠缠。两位主人公先后饱尝失业的况味，连殳的几个朋友也“被敌人诱杀了”。

 各种黑暗势力和落后群众站在魏连殳的对立面，小说着力表现的是连殳与亲戚本家及房东老太婆的冲突。祖母过世后，连殳的本家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强迫他照旧章程办丧事。为侵夺祖传老屋，一个堂兄追到S城，硬将小儿子过继给他。魏连殳临死前三天说不出话了，“十三大人”还从乡下赶来向他索要存款。明争暗夺，不讲情义，可见乡村宗族势力对“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多么冷酷无情。房东老太婆在连殳倒霉时不准两个孙子吃他的东西，而在连殳“交运”后又忙不迭地让出正屋，自己移住厢房，还眉飞色舞地向客人夸耀“魏大人”如何阔气：“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叫我老太太的么?后来就叫‘老家伙’。唉唉，真是有趣。”世态的炎凉，国民性的卑怯，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中，落后群众形象布下一个黯淡的背景。.

魏连殳对群众的态度经历了从爱出发，到厌世憎人，终至向社会复仇三个阶段。他早年学动物学，做过历史教员，平日对人爱理不理的，却亲近失意的人，喜欢管别人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孩子总是好的”，中国的希望“只在这一点”。他的客厅里“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和腌臜吵闹的孩子们”，他经常发表文章抨击时弊。从“爱人”转变为“憎人”，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街头一个很小的孩子拿一片芦叶指着他喊“杀”，使他产生幻灭的悲哀；堂兄和侄儿公然抢夺祖传老屋，使他十分厌恶；失业后，大良、二良连他给的东西都不吃了，他的客厅成了“冬天的公园”，迫使他离群索居，陷于贫穷孤独。在魏连殳眼里，社会群众像毒蜘蛛吐出长长的“丝”，布下无所不在的“网”，将他死死地裹在“独头茧”里。他的孤独不是消极遁世的孤独，而是启蒙者的孤独。即使被压迫到几乎“求乞”，他还愿“有所为”，哪怕“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在所不惜。惟一的朋友“被敌人诱杀”，彻底改变了连殳的人生态度：“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他做了军阀杜师长门下的顾问，从此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他终于在孤独的复仇和绝望的抗战中毁灭了自己。爱人——憎人——复仇，正是五四后期魏连殳一类首先觉醒、终至颓唐的思想战士心灵历程的典型写照。 

“女师大事件”中，鲁迅谈到《工人绥惠略夫》（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著）中先觉者由“爱人”转向“复仇”的社会根源：他们“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两地书·四》）先觉者不被群众理解，反受迫害，陷于孤独，在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他终于寻出一条似乎可走的路来，“转而仇视一切”，对于不幸者也和对于幸福者一样宣战了。绥惠略夫“终身战争，就是用了炸弹和手枪，反抗而且沦灭”（鲁迅：《译文序跋集·译了<</span>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魏连殳升迁后“水似的花钱”，不留一点积蓄，把别人送的东西摔到院子里，叫“老家伙”拿去吃，甚至要孩子装一声狗叫，磕一个响头，才给孩子买东西。魏连殳报复社会的方式与绥惠略夫有异，性质相同。鲁迅说过，走人生的长途，如果遇见老虎，就爬上树去，如果没有树，只好请老虎吃了，但也不妨“咬它一口”。（《两地书·二》）魏连殳在黑暗势力的汪洋大海中成了孤军，最后背水一战，反“咬”一口，以自己的灭亡作“绝望的抗战”，不正是鲁迅所弘扬的强韧个性么。

 鲁迅说:“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五四后期，他在散文诗《复仇》《复仇(其二)》和新编历史小说《铸剑》中，就强烈地表达了对黑暗势力憎恶和复仇的意志。当然，鲁迅不主张破坏一切地盲目复仇，他指出:“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一切皆仇仇，一切皆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华盖集·记谈话》）鲁迅对敌视社会、蔑视群众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不以为然。

为了揭示主人公心灵深处的矛盾冲突，小说对比地刻画了另一位启蒙者“我”的形象。“我”吃过失业的苦头，受过《学理周报》的匿名攻击（所谓“呼朋引类”，“挑剔风潮”），对黑暗势力“向来如此”的丑恶和群众愚昧有清醒的认识。两位主人公有过三次争论性的对话：（一）魏连殳说“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后来的坏是“环境教坏”的，“我”则认为孩子是“先天的坏”，“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二）连殳讨厌本家“不像人”，“我”说他们不过“思想略旧一点”，劝连殳不必“自寻烦恼”，不要“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三）最后一个朋友被谋杀后，连殳说“我还得活几天”，为自己，为不愿我活下去的人；“我”则发出“无端的”追问：“为什么呢？”连自己都觉得可笑。“我”的这些带有世俗气味和先验色彩的话语，同连殳激烈的辩白形成对照，连殳内心深处的爱憎纠缠及复仇渴望在争论中得以多侧面的显现。

“我”和魏连殳是骨头连着筋的人物，各有个性，又密切相关。二者都不是鲁迅，又各自折射出鲁迅思想和生活的某些侧面，试图分辨出作者赞同或反对谁，没有意义。这是两个彼此映衬、相互对比的“二位一体”形象，二者的性格冲突或联结，表现出鲁迅与旧思想艰难而痛苦的诀别。两种声音的争论带有丰富的象征隐喻意义，鲁迅将他对进化论的相信和怀疑，对群众的同情与憎恶，对个人无政府主义的肯定与否定，以及对于生命本质、生存状态、生命意义的探寻，具象为两个人物了。这种“二位一体”构思法显然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弗洛伊德说过：现代作家“通过自我观察，把他的自我分裂成许多局部的自我，其结果是将他自己精神生活的几股冲突之流，在几个主人公身上表现出来。”（《创造性作家与昼梦》）

细读《孤独者》的结尾（“我”会见并告别“死的连殳”），有助于阐释小说的创作意图。在“死一般静”的客厅（灵堂）里，“我”难忍亲戚本家虚伪的哭声及其守旧、丑陋的表演，对连殳当初骂他们“不像人”有了现场体验。死者已矣，了无牵挂，不再受苦，而生者“我”觉得很无聊，“怎样的悲哀倒没有”；如鲁迅所说：“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两地书·二四》）接下去，连殳入殓的一幕更其“令我意外”：

入棺时，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多么悲凉、多么惨伤的图景呵！这位曾经立志改革中国，特立独行的启蒙者，在无涯际黑暗的袭击中，终于孤独无助地走向社会复仇的不归路。小说给魏连殳安排下大悲剧的结局，“不妥帖地”“纸糊的”“冰冷的”“可笑的”——这些带有贬抑和讽刺意味的词语，透出作者复杂的情感和鲜明的倾向性。

敲钉的声音一响，“我”即退出大门。所谓“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其实是对魏连殳命运的反思，那压在心头的“沉重的东西”，既控诉社会（群众）压迫之“沉重”，也有对魏连殳反抗绝望而终至灭亡的悲悯之情。幻觉中隐约听到“一匹受伤的狼”“在深夜荒野中的嗥叫”，可理解为孤独的精神战士尼采式的抗争（也有论者形容：这是中国文人共同命运的“千古一叹”）。鲁迅说:“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两地书·一二》）“进取”的魏连殳因“性急”而自我毁灭的反抗方式，“我”并不认同；而在诀别连殳后，“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地下”，这个结尾曲折地抒写出一种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诚如鲁迅所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传达出一种交炽着爱与憎，超越生与死，执着于现实与未来的悲剧精神。小说以“我”替连殳送殓，实现了对社会群众和“绥惠略夫式”盲目复仇的双重批判。“我”的前途不好测定，但小说结尾留下了希望之光。

讨论小说的创作意图，不好忽视鲁迅的生存境况及其思想文化背景。其一，鲁迅是在“四面碰壁”、“无涯际的黑暗”中写《孤独者》的。女师大风潮中，因为反对当局压迫学生，他受到“正人君子”的流言攻击，还被段祺瑞政府非法免去教育部佥事之职。他感叹“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女师大的教员也太可怜了，只见暗中活动之鬼，而竟没有站出来说话的人。”（《两地书·二十二》）还说那时的知识青年“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地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且介亭杂文二集·<</span>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将他对社会、群众的不满和失望，通过魏连殳对“黑暗与虚无”的抗战，艺术地传达出来。在孤独的启蒙者与社会群众的思想战争中，鲁迅的同情显然在孤独者一边；但他“不是用‘社会群众’的标准测试那些知识分子的个人思想的优长与短缺，而是用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检验着社会思想的发展程度和现实面貌。”（王富仁语，见《鲁迅研究》第9辑第25页）   

其二，新文化阵营在五四后期的又一回大分化，促使鲁迅深入改革者内心，探寻大分化的思想渊源。他首先解剖自己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书信·240924 致李秉中》）这种焦灼、痛苦、矛盾的心态在两位主人公的对话中，得到充分体现。魏连殳原先相信进化论，爱孩子，救大众，反被群众迫害，“忽而爱人，忽而憎人”，爱中有憎，而“憎，又或根于广大的爱”（《译文序跋集·<</span>医生>译者附记》）。鲁迅称这种矛盾状态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两地书·二四》），它的具象化便是魏连殳的虚无、偏激与复仇。鲁迅早年赞美过“向庸众宣战”的“个人的自大”，而在五四后期，则以魏连殳“可笑的死尸”昭示“个人的自大”没有前途。小说借助两个声音的争论，并以“我”向死者诀别，反思改革者的精神弱点，质疑盲目复仇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位思想家，鲁迅的特点就在于，他最深刻、最充分地体现了五四运动的理想，但同时又对这一运动及其体现者的命运抱有深刻的怀疑。”（汪晖：《反抗绝望》第328页）  

 其三，鲁迅彷徨时期的苦闷，实质上是旧的理想正在幻灭，新的理想尚未最后确立的一种失落感。但他并不消沉，而以“韧”战的态度反抗绝望。他说:“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以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离开灵堂时虽则迟疑于今后所走的路，耳中挣扎出一匹受伤的狼在旷野中的嗥叫，终竟还是“轻松”“坦然”地走向“月光下”。这个象征性结尾，折射出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许广平评语）的求索态度。

在上述三重意义上，《孤独者》成为鲁迅彷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鲁迅形容主人公魏连殳像一匹狼“在深夜荒野里发出惨伤的嗥叫”，犹如一则寓言，象征地绘出启蒙知识者的性格、处境和运命。《孤独者》不是悲观的作品，作者通过魏连殳首先觉醒、终至灭亡的悲剧，实现了双重批判——批判旧社会的“无可救药”和群众的保守落后，批判启蒙知识者的精神弱质，否定个人无政府主义的盲目复仇；并在人物关系对比描写中，传递出反抗绝望的悲剧精神和弃旧图新的积极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