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形式的现代变革

文/程致中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从语言变革起步的。梁启超在晚清提倡“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要求白话入诗文，是对文言文的第一次冲击，但它并未提出白话取代文言的要求。“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先后发出以白话取代文言的呐喊，给予两千年的文言文以沉重打击。1918年5月《新青年》四卷五期全部改用白话文，1920年北洋政府宣布白话为正宗“国语”，事实上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语言变革取得了胜利。文学语言变革是文学现代化的牢固基础。“五四”时期新思潮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广泛传播，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迅速生成，而这些新思想、新思维归根到底是由现代性的语言和话语方式承载的。可以说，新思潮的传播推动了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的现代化，文学语言革新则标志着人们在意识深层接受了现代性。如果没有“五四”初期废除文言提倡白话的白话文运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还不知要推迟多少年。从这意义上说，“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语言变革具有革命性意义。

在文学语言革新的基础上，先驱者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变革的精神审视民族文学传统，否定了各种复古的和拟古的文章格式，大胆地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手法。“五四”文学冲破古代文学程式化和僵化的文体格式，创造出繁花似锦的新文体，像多角度叙事的短篇小说，不讲格律的自由体新诗，风格迥异的散文小品，诗与散文相融和的散文诗，兼具文艺与政论特点的杂文，别开生面的文明戏和中国话剧等等。新颖独创的文学体裁，充分体现了作家的艺术创造精神，表达了自由抒写的要求。新文学形式的出现，也适应了文学接受大众厌弃旧形式，渴望新形式的社会心理。三十年代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以及延安时期对“党八股”的声讨，也都反映了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现代化变革的历史要求。

文学体裁和表现手法的创新，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中国古代小说的形式和手法比较单一，“五四”小说家打破文体界限，大力引进各种现代小说技法，如心理分析，意识流，时空交错，环境气氛描写，象征和暗示，寓言化，艺术夸张、变形，等等，创造出摇曳多姿的小说形态。既有鲁迅、叶绍钧创造典型形象的性格小说，也有郁达夫、郭沫若的心理(情绪)小说和自叙传抒情小说;既有日记体、手记体、书信体小说，也有诗体、散文体、戏剧体小说，还有情节淡化、意味深长的随笔式小说和哲理小说。可以说，在“五四”前后短短一、二十年间，西方小说几个世纪以来出现的种种形式和手法，在中国文坛都匆匆地留下深深的脚印。

新诗的兴起和发展，也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个证明。现代文学三十年间，中国诗歌界涌现出数以千百计的新诗人，他们举着各种缤纷的旗帜，不断变换着诗的情调、韵味、形式和手法。“五四”诗人高举自由体的旗帜，对“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和格律诗形进行了反叛；初期白话诗的自由散漫，引发了二十年代中期“新月派”诗人对新格律诗的探索和象征派诗人向西方的取法，诗坛风气大变。

三十年代初期，因为对上述两派均不满意，现代诗派开始裁制适合自己的衣裳，而蒋光慈、殷夫等革命诗人依然用自由诗欢呼革命，抗击黑暗，虽不免流于粗糙，其势雄強。三十年代中期，以艾青为代表的新诗人承传并吸取“五四”以来新诗健康的内容，并对诗美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现实主义诗歌汇成中国新诗的主潮。

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崛起七月诗派、九叶诗派和讽刺诗人。九叶诗人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关注现实的优良传统，又化用西方诗艺，在新的起点上对现代诗歌进行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整合(综合)。而在陕北黄土高坡，解放区诗人唱起“信天游”，表面看来是向传统“国风”的回归，实际上是诗人在特殊的背景和创作道路上艰苦跋涉，努力探寻最适合表现个性，抒写现代人生活和情感的诗形和诗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