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胡适与“易卜生主义”

文/程致中

法国批评家莱奈·杜密克说：易卜生最显著的特点是“爱好思想，也就是忧虑道德，关心良心问题，要求从一个共同的观点来看日常生活的一切现象。”（转自普列汉诺夫《亨里克·易卜生》）易卜生戏剧以深刻的思想性著称。它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19世纪后期挪威社会的庸俗、虚伪和堕落，广泛地提出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等重大社会问题。易卜生曾在一首诗体信中严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说它是一只载有腐烂尸体的船，那尸体就是早已过时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虚伪口号，所以它的航行是不会顺利的。在《玩偶之家》中，易卜生借娜拉之口猛烈攻击“不讲理的法律”和“不合用”的宗教，提出“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的疑问。《群鬼》中的阿尔文太太亲历了两代人的苦痛，终于明白“这世界上作怪害人的东西是法律和秩序”。他还在《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等剧作中抨击虚伪道德，那些所谓“人民的特选人物”、“社会支柱”，原来是惯于钻营取巧的骗子手或利俗熏心、不管他人死活的吸血鬼。

鲁迅对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的叛逆品格推崇备致。早在《文化偏至论》中就充分肯定了易卜生“无间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得，无不加之抵排”的社会批判思想，后又借用勃兰兑斯的评语，称易卜生等辈是“轨道破坏者”，赞美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在“五四”时期大大扩展了易卜生戏剧反抗传统、破坏偶像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武器。

易卜生“把社会种种腐败缝凝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的社会写实态度，也促使胡适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持较为清醒的批判态度:“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脏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易卜生主义》），但他从改良的政治立场出发反对用革命的手段“根本解决”社会问题，而要大家去研究这个那个问题。他甚至提出“五鬼乱中华”的奇谈怪论，说中国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也不是“封建势力”，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恶魔”（《我们走那条路》）。可见在社会批判方面，胡适没能达到易卜生那样的广度和深度。

易卜生思想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所谓“个人精神的反叛”，勃兰兑斯将它解释为“个人主义，以及对于多数的蔑视态度”（转自普列汉诺夫《亨里克·易卜生》）。

在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中，易卜生站在个人一边，他那“个人主义”是对坚强自我的追求。他崇尚“全有”或“俱无”精神，即不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独立特行，勇猛顽强，而且有完整的人格和不受旧道德束缚的自由意志。布朗德牧师牺牲个人利益虔诚地为教区居民造福却不被群众理解，最后在高山雪崩中丧生(《布朗德》，1866);斯多克芒医生揭发被污染的温泉浴场是疾病传染源，受到地方当局和一般群众敌视仍坚持真理，不屈斗争(《人民公敌》，1882)。这两个形象体现出易卜生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就像布朗德对信徒们说的那样:“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人，但是要充分，要完整，不是模棱两可，不是零零碎碎的!”易卜生的“个人主义”道德法则缺少明确的社会内容，他号召人民向上再向上，但是向何处去，他不甚了了。他就像布朗德，带领信徒不断地向山上走，而“目的何在?不得而知。空空的画面，向着寸草不生，荒无人烟，一无目标的顶峰前进。”易卜生戏剧有明显的缺点，却反映了一个和德国小市民社会有天渊之别的中小资产阶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正因如此，易卜生赢得恩格斯的称赞。

易卜生给勃兰兑斯信中的写道:“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的纯粹的为我主义。……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引用了这段话，认为易卜生提出了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因为旧社会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他把“易卜生主义”诠释为“健全的个人主义”，其核心是“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他特别称颂娜拉“我是一个人”的反叛宣言和斯多克芒独立特行精神。胡适这个评价基本上符合易卜生的原意。不过他后来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借用易卜生的话说，学生闭户读书就是“救出自己”，这就在理论和实践上模糊了“救出自己”和“利己主义”的界线限，可见胡适还不是一个真实纯粹的易卜生主义者。鲁迅后来以调侃的笔调批评他引诱青年“进研究室用功”，不过是“依着易卜生博士的遗训正在‘救出自己’”（《坟·从胡须说到牙齿》），真是一语中的。  

鲁迅介绍易卜生从来不用“救出自己”这个容易引起误解的短语，从一开始他就认定西方“重个人”思潮并非“害人利己主义”（《坟·文化偏至论》），他说易卜生和他笔下的英雄们是“个人主义至雄杰者”，“忤万众不慑之强者”，他“人各有己，不随风波”的主张和易卜生“须各人自己充分发展”的观点非常一致。他还直接从斯多克芒形象受到感悟，在五四思想革命中呼唤“有几分狂气”的“个人自大”的国民，相信一切新思想、新改革定会“从他们发端”（《热风·随感录三十八》）。鲁迅从启蒙主义大目标出发接受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思想，借以造成大群思想革命的战士。

 在少数与多数的对立中，易卜生公开站在少数一边，宣称“少数永远是对的”，因为“少数是前进的，是把多数留在后面的”。易卜生对少数的信仰，根源于他所生活的环境。19世纪后半期的挪威社会，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庸俗保守的小市民势力犹如汪洋大海。易卜生的信仰代表着少数知识分子要求进步的愿望，就像普列汉诺夫形容的，它“在一片荒凉的市侩气的沙漠里，仿佛是一块绿洲”。但易卜生的信仰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那样，带有十分天真的性质。斯多克芒在市民集会上竟然用“自然科学方法”论证“少数派总是对的”，他以动物打比方，说少数思想家是优秀狮子狗，“是从好几代高贵品种繁殖出来的”，“吃的是上等食物，听的是柔和悦耳的声音”，而平常人不过是“粗毛癫皮”“没有教养”的杂种狗。当易卜生力图解释为什么少数正确而多数不正确的原因时，他陷入了贵族主义和遗传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两位作家都接受过易卜生信仰少数的观点。胡适认为“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易卜生主义》），敢说老实话的“人民公敌”斯多克芒一度成为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鼓舞力量；不过胡适终归是实验主义的信徒，随着社会革命深人，他很快投向“少数”的怀抱，不屑于“多数”人所信仰的真理。鲁迅对易卜生信仰少数的观点则有一个从认同到扬弃的动态接受过程。早先受到尼采“超人”说影响，瞩望天才大士，特别推重斯多克芒那样“独具我见，不和众嚣”的强者品格，在五四前一个相当长时期，一再鼓吹“个人的自大”，“向庸众宣战”；不过他没有照搬易卜生独战多数的思想，而将这种思想影响（特别是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纳入到改革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思路中去。鲁迅剔除了其中的贵族主义元素，其“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含有非常坚实的社会改革内容和明确的“立人”—“立国”目标。到“五四”前后，易卜生独战多数的精神渗透到《狂人日记》、《孤独者》和《复仇(其二)》、《过客》等小说、散文诗创作中去，这些作品以憎恶和悲悯相交织的感情谴责了卑怯麻木的国民劣根性。再往后，鲁迅逐渐摆正了“天才”与“民众”的位置，最终认识到觉悟的知识者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

1 9 3 4年，鲁迅因怀念逝去的韦素园又“记起了易卜生的《勃兰特》(布朗德)”，他敬仰这位孤身独战、为民立极的牧师，但惋惜他“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种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显然，《忆韦素园》一文不止于批评易卜生，事实上也清算了“个人的精神的反叛”对于自己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