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 追寻一个文学梦想

                                                                         文/程致中  

萧红固执地坚守着她的文学梦。她说：“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据聂绀弩回忆）在革命与救亡的时代浪潮中，萧红始终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和任何党派及文艺社团都不沾边，她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去延安？她说：“我只想有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写作”。

编导有意让萧红与丁玲在救亡前线山西临汾相遇。萧红苍白的脸，紧闭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让丁玲看见了写作《莎菲女士日记》时候的自己。经过十数年的历练，丁玲一度放弃写作，成为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文艺战士。在丁玲眼里，萧红“少于世故”，多了“纯洁和幻想”；萧红心里明白，她和丁玲“不是一类人”。萧红和丁玲在影片中形成明显的对照，对待战争，两位女作家做出不同的选择，丁玲选择大呼猛进：“投身人民战争的洪流，来书写人生这本大书！”萧红则选择了规避，她不认同“战场高于一切”的普遍的口号，认为“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属于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如端木蕻良所说，萧红“对创作有一种宗教感情”。革命/战争造就了丁玲，自由/文学的梦想成就了萧红。在高呼“抗敌”、“杀贼”的三、四十年代文坛上，萧红先后奉献出《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两部中长篇力作，前者以“力透纸背”的描写，对生命、人性、生死存亡这些古老的问题进行了深邃而透彻的思考；鲁迅作序，胡风的后记，作为奴隶丛书（鲁迅编）于1935年12月出版。后者是对于童年故乡的回望，萧红以凝重的抒情笔调唱出北方边陲小镇的愚昧及童年的悲哀，茅盾在“序言”中盛赞《呼兰河传》提供了“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萧红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萧红是一个柔弱却向往自由的女性，人生旅途中，她孤独，寂寞，性格有点孤僻，但她并不缺少朋友，她跟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许多知名人士和左翼作家结成了深厚友谊，她与萧军、端木蕻良的友谊和爱情就是影片叙述的重头戏。由于萧红生平的客观史料匮乏，导演做足了细节描写的功夫。整部电影中，最有故事性的段落就是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同居的那一部分了，“英雄救美”式的邂逅，小旅馆的冰冷，小酒馆的欢悦，萧军拽断自己的鞋带给萧红系上，这些小的细节给惨淡人生传递了热情和暖意。萧红确信萧军是她的终生所爱，所以即便萧军后来感情出轨移情别恋，有了八个儿女，在病入膏肓之时她还天真地说：“只要我一个电报，萧军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

如果说萧军看中的是萧红的才华，那么端木多少有点纯情。影片对端木人格上软弱自私的批评不留情面，但她与萧红婚后不离不弃，伴随她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萧红手术后他大口吮吸喉管淤血那震撼的一幕，怎能说他是一个“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与萧红）苟合的人”?

影片结尾的细节设计也耐人寻味。蕭紅去世后，她的好友駱賓基獨自踯躅在街上，路邊小摊上買了塊糖吃，吃着吃着,他大哭起來，驀然回首，幻影里現出哈爾濱大水，被困于小旅館的蕭紅从窗口探出头来的情景。哈尔滨时期是蕭紅一生中最潦倒也最自由的一段经历，这个细节既传达了对逝者的思念之情，也暗合了片名“黃金時代”的含义。蕭紅在日本寫給蕭軍的信中写道：“忽然像有警钟似的來到我的心上：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此刻。……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閑，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当旧的思想体制被破坏，新的制度尚未建立时，萧红和同时代作家渴望一个精神自由的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诉求；可是信中萧红又写道：“這真是黃金時代……只不過是在籠子中度過的。……显然有些不习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葛浩文:《萧红新传》)萧红从苦痛的人生经历中醒悟到，战争，革命，愚昧，贫穷，时代的动荡，妨碍着“黄金时代”的实现，精神自由最终被关在了“笼子”里；“黄金时代”的憧憬，变成了反讽。这，或许就是影片编导者想要表达的双重含义？

千里独行的萧红，结识了一群同路友人，是她的不幸之幸，1935年深秋南下上海会晤鲁迅先生，改变了她的命运。鲁迅在大病中接待“二萧”，生活上给与帮助，替他们出书，并亲自作序（即《萧红作<生死场>序》，《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赞赏《生死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鲁迅的大力推荐，扩大了《生死场》的影响，使它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萧红在上海期间正是与萧军发生感情危机的时候，苦闷的萧红时常到鲁迅家里吃饭，聊天，谈文学，谈审美，谈衣饰搭配，谈文学新人 ……有时聊到夜晚12时许，鲁迅一定要冒雨送客人上车。后来，在萧红和端木的新婚仪式上，萧红将鲁迅夫妇送她的相思豆转赠给端木，这个细节寄寓着深深的思念，从小缺失父爱的萧红对鲁迅充满了感激和依恋。

鲁迅逝世后，萧红失去了精神上的导师。她依然像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坚守着单纯的文学信仰，在苦难中反抗世俗，喁喁独行。她重新举起五四“启蒙主义”大旗,把针砭“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灵魂”作为艺术的旨归。她追随鲁迅的足迹，描摹“民族生活方式”的社会风俗画卷，在对历史惰性和奴隶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精神自由和人性解放发出深情呼唤。萧红所憧憬的“安静”、“自由”的黄金时代终竟没有出现，“羽翼稀薄”的个人终竟无法抗逆病魔和战争的袭击，她在香港沦陷的炮火中，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在民国文坛的夜空陨灭了。

埋在萧红灵府深处的“黄金时代”不过是一个迢遥的梦，她日夜兼程，永不歇脚地追寻，收获了美丽的文学圣果，夭折了年轻的生命，她给中国文坛留下一声永远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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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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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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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和她的爷爷（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