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媒体曝出增城亲情逼迁的事：增城准备修一座挂绿湖，要征很多地、拆迁很多房屋。与一些地方的暴力拆迁不同，增城采取了亲情逼迁，就是让一些政府公务员或教师去做他们的亲戚的工作，按照一个居民的说法，天天来家里做工作，“有时还不止他们，连他们的上司、上司的上司都来了，最多的时候20来个，一屋子人。”“被亲人逼迫的滋味很不好受，尤其还是逼着你放弃房子，人都是要讲感情的。”而那些公务员或教师压力也很大，“没搞定就不用再回去上班。”以致有人自掏5万元腰包给亲戚，“这才完成任务回到单位正常上班。”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以前到处都有，尤其是一些中原省份，没想到广州现在也这样了。

      看到这样的新闻，首先想到一个词：连坐，尽管不是犯罪，但性质差不多。另外就是想到了那位美国的“叛国者”斯诺登：要是美国政府给斯诺登的父亲施压，要他去动员斯诺登回来，会怎么样？相信会受到老斯诺登的迎头痛斥。老斯诺登的理据和底气又何在呢？估计是第一，斯诺登的所作所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没有任何义务去动员他回来；第二，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政府没有任何理由给我施压；第三，我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因此对政府的施压完全可以呲之以鼻、不予理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理据和底气，美国政府至今也没有对老斯诺登采取“连坐”措施——相信今后也不会。

      那么，为什么这一套在我们这里行不通呢？亲戚拆不拆迁跟我何干，凭什么要我去做工作？而且不做还不行。我没有违反单位的任何规章，凭什么（不完成动迁任务）就要我下岗？最关键的是：凭什么要我去做这样的事？为什么我不能拒绝？估计很多人会在心里这么想，但估计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尤其是当面对领导说——换了是我也不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我想无非是因为我们政府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为所欲为的地步；与此相应，我们的权利太弱了，弱到与政府的关系几成刀俎鱼肉；我们的社会是个权力社会，而不是权利社会：一切都是权力说了算，而不是权利说了算。

      也许有人说了，为了加快建设步伐，政府难道不应该这么强势吗？——就像有关领导说的，“强势宣传发动和教育引导，强势引导公职人员带头拆迁，强势实施奖惩措施。”也许吧。但是这却昭示了另一种价值取向，那就是：为了政府的某种宏伟蓝图，个人的权利是可以被“强势”牺牲的、轻视的、不必那么尊重的。有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那么公权力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贪腐弄权、草菅人命等等就都是自然而然的了。如果任由这些东西充塞天地之间，宏伟蓝图？下辈子吧！

      针对公务员或教师对这种亲情逼迁感到压力，有领导说“这是一种思想落后的表现”——恐怕只有文革中常见的那种大义灭亲才是他们心目中的思想先进吧。

                             2013年9月4日《羊城晚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