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楚辞要籍题解
新疆屈原文化研究会整理
[内容提要]2000年出版研究著作25种,涉及选注、今译、义理、考证、校勘、文化、史学、传播等方面。其中萧兵的美学研究、熊任望的本体研究、黄灵庚的异文辩证、张炜的经典今读、钱玉趾的九歌新解、袁梅的词典编纂,皆新颖可喜,允见功力,是对楚辞学的新贡献。
[关键词]2000 楚辞 要籍 题解
《楚辞与美学》
今人萧兵著。本书与萧氏的《楚文化与美学》为姊妹篇,同时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萧氏介绍二书的关系是:《楚文化与美学》应视为《楚辞与美学》的“引论”,《楚辞与美学》则是《楚文化与美学》的“本论”或“续篇”。在《楚文化与美学》中,作者着重介绍了楚文化及其背景,楚文化在中国南北文化对列与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它跟类缘性的四方百族文化的关系,以及它自身的几个重要美学特征,还以其为例,结合楚骚及其美学,暗示代表中国文化人文观念的“屈原精神”跟代表西方文化科学意识的“亚里斯多德精神”具有质的不同。本书则将重点放在屈赋及其美质的鉴赏与体认之上,萧氏以为,对照西方思辨或逻辑形态的“美学”,中国古代只有经验形态的“潜美学”,它的思想和观念——范畴系统往往潜藏于并体现在杰出的文学艺术作品及其鉴赏批评之中;作为其上源,出现在学术黄金时代先秦的屈赋是具有典型性的,屈原可以代表中国潜美学的基本精神。萧氏还说明,本书的中心内容为“从美学看屈赋,从屈赋看美学”,在笔法上,则“审鉴”重于“认知”。萧氏提出,屈骚美学是在四方百族文化辐
集、南北文化冲突与交流之下产生的柔中有刚的“秀美”,屈赋内含著富于辨证意味的“美”和审美观,具有内美外修、情景相生、美丑对照的特色,以及以昭质、修姱、细腰等为美的特殊现象。进而探讨屈骚美学与几种文化思潮的关系,如“巫风”与“超巫风”的互动、“中和”之美与“超中和”的变异、儒道美学与屈骚美学的异同,特别是把所谓“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提升到美学的高度,将其视为“实恒型”与“虚变型”两种不同形态的美,来对照和论述,试图揭示屈原赋的某些文学特色或美学特征。该书首为《自序》,正文部分凡四章:第一章《〈楚辞〉与楚文化》,三节:“楚文化与四方文化”、“楚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立性”、“《离骚》的壮采和屈原的悲剧”。第二章《屈原赋里的“美”与“美人”》,四节:“‘美’与‘美人’”、“内美与外修”、“屈骚:光明之美”、“
修姱之美”。第三章《从审美角度看〈楚辞〉》,三节:“对照著的美”、“《楚辞》里的景与情”、“从自然宗教到人的艺术”。第四章《美学史上的屈骚美学》,四节:“天人以和:两种平衡观”、“屈骚美学与儒道美善观的简略比较”、“美的实恒型与虚变型”、“屈原精神与亚里斯多德精神”。此书2000年1月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
《楚辞词典》
今人袁梅著。本书为王世舜主编的《先秦要籍词典》丛书之一,首为王世舜撰《前言》,说明本词书为山东省古籍整理“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次为《凡例》,说明此书“收列《楚辞》中的全部单字、单音词,兼收意义不可分割的复音词及结构稳定、使用频率较高的词组,计收4361条,按音序排列字头2518个”;“词典以释词为主要任务”;“所有条目,一般均依其在《楚辞》中所具有的含义分列义项,给以简明准确的解释。对于重要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山川地理、器用服饰、草木鸟兽诸名物及其他疑难词条,则在认真考辨的前提下,做比较具体的训解”;“为便于读者比勘词义,并使本词典兼具‘引得’之功能,所有条目的每一义项下,收列该义项在《楚辞》中的全部用例。每个义项下的例句,依其在《楚辞》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本词典所列之每一词条均附有统计数字,表示该词(字)在《楚辞》正文中使用的次数”。次为《篇目简称对应表》、《音序索引》、《笔画检字表》,末为《词典正文》。该词典所引《楚辞》原文,以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朱鑑宋端平本)为底本,收录范围为:《离骚》、《九歌》之《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九章》之《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鵩赋》、《哀时命》、《招隐士》。词条释义主要参考洪兴祖《楚辞补注》、王夫之《楚辞通释》、戴震《屈原赋注》、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对今人诠释《楚辞》的新说,亦适当征引采用。据该词典可知,《楚辞》用词的情况,如用“悲”16次,用“不”295次,用“乘”20次,用“得”38次,用“而”623次,用“芳”23次,用“夫”59次,用“何”157次,用“蕙”16次,用“魂”49次,用“君”43次,用“可”113次,用“兰”24次,用“离”45次,用“美”37次,用“世”32次,用“孰”35次,用“思”42次,用“死”25次,用“所”88次,用“未”33次,用“吾”79次,用“兮”1224次,用“又”35次,用“有”75次。凡此,皆可作进一步研究之参考。此书2000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楚辞探综》
今人熊任望著。此书是一本楚辞研究论文集,是熊氏毕生研究楚辞的结晶,主要追求“探究贯通”,“或追随前贤,或别列机抒,反复论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耗费了许多心血的。”写作时间的跨度为1977年至1994年。首为《前言》,说明大学时代尝听胡小石先生主讲的楚辞专题,从那时开始就思考有关屈原与楚辞问题。提出“读懂楚辞是我平生愿望之一”,“读懂原文是进行研究的第一步,是基础工程。读不懂原文,一切深层次的研究都将建筑在沙滩上。”同时强调“将研究和创作结合起来”,“学者只研究他人成果而自己不进行创作,又不跟创作队伍合流,其学术研究,势必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书法家、诗人,本书卷首就收录了熊氏的四幅书法精品与四首诗,其一书“九歌”二字,诗云:屈原已驾八龙飞,留得九歌人荡回,难筑新台重演唱,黄钟可奋釜鸣雷。其二书“湘累”二字,诗云:十年三度访湘累,命祝大招终不归。深恐南夷毁奇服,且随帝子入重闱。其三书“离骚”二字,诗云:长忆沙公讲绮章,乡音细说帝高阳。老来弥爱屈原赋,梦写离骚一室香。其四书“楚魂”,诗云:伤心汨罗水,快意岳阳楼;人生多忧乐,愚智不相谋。楚魂今何在?翩翩湖上舟。
全书收入论文:《〈屈原列传〉析疑》、《屈原的生活道路及创作历程》、《〈离骚〉题意解》、《〈离骚〉的段落分析》、《〈离骚〉的奇妙构思》、《湘灵悲喜剧——〈湘君〉、〈湘夫人〉唱法探讨》、《〈大司命〉〈少司命〉宾主彼我之辞辨》、《谁是日神——〈东君〉新解》、《〈郊祀歌·日出入〉与〈九歌·东君〉风马牛》、《屈原编织河山恋神话的意图——〈河伯〉〈山鬼〉文意新探》、《〈九歌〉的整体结构》、《〈惜诵〉和〈离骚〉的关系》、《评〈惜诵〉占梦一节六家读法》、《〈哀郢〉缘何而作》、《澄清对刘向〈九叹〉“犹未殚于九章”以及逸注的误解》、《〈卜居〉〈渔父〉真伪辨》、《论〈招魂〉为屈原自招》、《再论〈招魂〉为屈原自招》、《三论〈招魂〉为屈原自招》、《运用筛选法为〈招魂〉决疑》、《“劳商”非楚曲名》、《屈原作品的体式》、《屈原为什么不离开楚国》。熊氏以为,《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放流”与“迁”是两回事;被迁之因,除子兰闻国人咎之、屈子嫉之外,还有屈子作《骚》一事;被迁之时,当在顷襄王三年之后;《惜诵》作于被疏之初,《离骚》是在《惜诵》的基础上创作的,当作于怀王入秦之后;关于刘永济《〈史记·屈原列传〉发疑》、汤炳正《〈屈原列传〉理惑》二文对“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等文字的调整或剔除,熊氏认为都是不宜的。熊氏将《离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峥嵘岁月”,凡三段:第一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来吾道夫先路”,言“志向”;第二段“昔三后之纯粹兮……伤灵修之数化”,言“政治理想”;第三段“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固前圣之所厚”,言“原则立场”。第二部分“思想斗争”,凡四段:第一段“悔相道之不察兮……岂余心之可惩”,言“进和退”;第二段“女嬃之婵媛兮……沾余襟之浪浪”,言“降和战”;第三段“跪敷衽以陈辞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言“求女”。第四段“索藑茅以筳篿兮……蜷局顾而不行”,言“去和留”。第三部分(“乱曰”部分),“今后道路”。熊氏对以上分段,详细列表出之。熊氏还以为,“三致志”是贯穿《离骚》主线的三个表现点,这三个点的所在位置是:第一部分“荃不察余之中情”;第二部分“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第三部分“国无人莫我知”。《九歌》各篇中,《东皇太一》专祀上皇,兼迎众受祭神;《湘君》、《湘夫人》为一组,《河伯》与《山鬼》为一组,男女主人公是恋人关系;《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国殇》各自独立成篇。关于《哀郢》的作意,熊氏否定“迁陈”说、“暴郢”说,肯定“放逐”说,是新时期较早批评“迁陈”说的学者之一。关于《招魂》的作者及所招对象,熊氏用筛选法筛去“屈原招怀王”、“屈原招襄王”、“宋玉招屈原”、“宋玉招襄王”四说,肯定《招魂》是屈原作以自招——假借招魂的形式,表达他返回郢都的强烈愿望,和誓死不离开故国的忠贞情怀。此书2000年7月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九歌全新解译》
今人钱玉趾著。首为《前言》,末为《插图目录、插图》、《附录》(《〈橘颂〉今译及简析》、《〈思美人〉今译及简析》)、《主要参考书目》、《后记》。正文部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九歌〉今译》;第二部分《〈九歌〉注释》;第三部分《〈九歌〉全新解剖》;第四部分《〈九歌〉精深论析》,包括:《湘君、湘夫人身份考》、《〈湘君〉、〈湘夫人〉、〈山鬼〉:古代爱情诗的佳绝之作》、《捐袂遗褋与捐玦遗佩新解》、《〈湘夫人〉“麋何食兮庭中”的寓意》、《〈大司命〉“老冉冉兮既极”新解》、《手持斩妖之剑,却与妖孽为伍——表层爱情诗深层政治诗〈少司命〉论析》、《山东石抱子俑与少司命没有关系》、《〈河伯〉“紫贝阙兮朱宫”辨证》、《论〈山鬼〉的人物关系及叙述者》、《〈九歌〉的山鬼与巫山神女没有关系新论》、《试析〈越人歌〉及其对〈楚辞·九歌〉的影响》、《评郭沫若的〈九歌〉译注》、《屈原生年与大司命、少司命等的象征意义》、《〈楚辞·九歌〉性质的新论析》、《〈九歌〉诗歌形式简析》。作者认为:《九歌》11篇皆为独叙式,人物关系为结对式,《东君》、《河伯》为东君、河伯独叙,其余各篇为各篇篇名人物的关系人叙述;《九歌》的主要诗篇如《湘君》、《湘夫人》、《山鬼》是爱情诗;云中君是文昌宫六星的贵相星神,是男神;少司命是主管寿夭的男神,他遗弃恋人拥抱美女,手持斩妖之剑,却与妖孽为伍;山鬼是男神;《礼魂》是祭祀祖先的乐歌;云中君、大司命可能分别象征晚年及去世前后的楚威王,少司命、湘君、湘夫人可能分别象征执政前期、中期及被扣于秦国的楚怀王,山鬼可能象征顷襄王。此书2000年1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
《楚辞笔记》
今人张炜著。本书为“经典丛话”丛书之一。《经典丛话》第三辑《经典今读系列》“着眼于象征中国文明‘轴心时代’的先秦经典文本的体验与点评”。首为作者《前言》,说明“上学的时候,教科书上,多少次走近又走远,只望着那个遥不可及的身影。当代人总是用自己的尺度去量取往昔,他们反复送达我的耳畔推进我的视野的,只是几个相当简单的音符和一片剪影。屈原的形象被凝固在善意的阐释和平庸的转述之中。几片艾叶几只龙舟,似乎成了全部的屈原。”而作者认为,“真正的屈原需要自己从未来的精神跋涉中去寻找,而这种寻找又必须是独身之旅,目无旁及。其实不仅是屈原,任何一个苍茫深邃的灵魂,都处在这样的认识的远方。”还说,“几千年光阴都在转述一场激动,一份惊羡和一丝惶惑,还有深深的费解”,“迎视屈原的一双美目,循着他的照彻,一寸一寸抚摸遍开鲜花的汨罗两岸。我沉醉哀伤,体味着心底的悲愤与狂喜”。正文部分选取屈原作品《离骚》、《九歌》之《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九章》之《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招魂》。各篇体例为:“原文”、“注释”、“点评”。其主要特点是在“点评”一体上,作者与屈原对话的基点不是历史与命运,而是美,他的阅读姿态是“迎视屈原的一双美目”,将自己浸泡在瑰丽的想象和唯美的情趣之中。如点评《离骚》开头“帝高阳之苗裔兮……字余曰灵均”一节云,“从一个生命的源流写起,预示着这会是一首很长的诗。诗人很重视渊源、血脉,这是古往今来所有具备极强使命感的人物的共同之处”。点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来吾道夫先路”一节云,“我们已经感到了一个人的身份与心灵的巨大反差,感到了强大的张力、偏执的嗜好”,“作为楚国的一个政治人物,他的日常生活必会繁琐枯燥,甚至是不可忍受的浊俗。而此刻他的想象和行为却像一个婴儿那样天真烂漫。他是自然的稚童,容易悲伤的‘美人’”。点评“忽奔走以前后兮……伤灵修之数化”一节云,“权力和力量会散发出一种美,会让人眩晕。力量是阳性的,而服从是阴性的。这种缠绵的美,其生发之源既来自客观现实,又来自一种自我设定。这种设定对他的命运而言非常重要。这就埋下了不幸的种子。从审美的意义上看,它如此绝妙,不可替代,所以也就有了一曲千古绝唱。”点评“余既滋兰之九畹兮……非余心之所急”一节云,“‘美人’具有强大的磁性,简直吸引了一切。那边一声轻轻召唤,这边会引起长久的震动”;“更强大的人物总是被许多人所包围,而包围者总是渺小、低矮、萎缩,脸上难免有着污垢。这既是真实的,也是想象的;但想象却比真实更为真实”。点评“长太息以掩涕兮……竞周容以为度”一节云,“世俗难以容忍一个唯美主义者。这种唯美的情结无论表现在现实中的哪个方面,都往往是脆弱的,易受攻击的,不能够持久的。然而一个人性质既定,其它也就不能改变。”“与其说诗人内心刚强,还不如说他内存执拗。他因执拗而强大,因强大而生出不尽的怨诉。这种怨诉只有死亡才能让其终止”。点评“忳郁邑余侘傺兮……固前圣之所厚”一节云,“他有着不可思议的清澈,强大的自恋,对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的惋惜;他连叹息都散发着芬芳;他集一切美妙、孤傲、钟情、艾怨之大成”。点评“女嬃之婵媛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一节云,“她们宁可相信,楚王与他的别离是因为忠言逆耳,或是小人间离所致;所以她们才发出了那样的劝告和警醒。可是只有诗人自己知道,一切远没有那么简单。在这儿,在诗人和‘美人’之间,一瞬间国体、纲纪、社稷,全都失去了分量。”点评“依前圣以节中兮……沾余襟之浪浪”一节云,“这长长的例举说明,实际上正是对那个‘美人’的诅咒和恐吓。多么可怕的结局,关乎国体、民族、帝国、君王的生死存亡。这就是诗人的咒语,听来恐怖极了。但实际上诗人知道,这对于那个‘美人’仍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这无论是对于诗人自己还是对方,远不是警告的重点,更不是他们之间漫长曲折的故事的中心。由于重心偏离了,这时整个故事呈现出一种倾斜感。他无法平衡自己,无法平衡整个故事,更无法平衡这种情绪。所以他才会有这番铿锵的言辞——句句都是真理,然而句句都有点‘言不及义’”。点评“凤皇翼其承旂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一节云,“全诗的意象一再重复,理由也就那么多。这就是爱,爱怎能不纠缠?意怎能不繁复?它在言说不可言说之间,本质内藏。”“王朝令人憎恨,王朝令人神往;王朝使浪漫主义者归来,王朝使浪漫主义者离去”。全书点评基本上采用比较轻松、犀利的文笔,既是“我注六经”,又常常“六经注我”。
作者在《小说家谈诗》说,“我一直认为诗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我对诗人怀有很大的敬意。屈原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诗人。我前些年写了一本《楚辞笔记》,那是因为反复读屈子,有了忍不住的感动。我总觉得《楚辞》的传统是最伟大的,当代中国诗的希望在于回到《楚辞》,而不是回到唐诗。可惜,50多年来,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的诗坛受唐诗的影响太大。唐诗的精美,它的完整性,作为传统范式就会极大地约束后来者。它会将生命感动的形式导向某种简单化,如巧言趣语,格言哲思,智性小品,弄玄爱禅之类。感动的复杂与过程给一起滤掉了,完全与粗砺激越的现代生活脱节。比起《楚辞》无可遏止的生命感动、形式上的无拘无束,唐诗更像一种刻意制作,一个走向封闭的系统。”(《扬子江诗刊》2002年第4期)此书2000年7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年3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楚辞异文辩证》
今人黄灵庚著。本书重点是校正和考释《楚辞》正文十七卷的文字,为学界提供一个比较真实可信的《楚辞》文本。首为饶宗颐《序》,赞扬黄氏“检书至千余种,遂超刘、闻诸氏,往往匡正姜书之失,尤为骚学界所共推服,其用勤劬,业绩昭著”,又以为“异文处理,须有所抉择与取舍,不徒炫博,明世类书援引,重床叠屋,苟非语涉肯要,何劳斠录?”次为黄氏《自叙》,云“《楚辞》异文零句考索,肇自民初刘师培《楚辞考异》。厥后,闻一多氏、游国恩氏、刘永济氏等皆有所补罅之什,其成就当以闻氏《楚辞校补》为高,而规模似皆未及刘氏《考异》。姜亮夫氏《重订屈原赋校注》广征唐宋以往典籍,并合唐、宋以前诸家各种《楚辞》版本所存异文,悉收录其书校辑中,故世称《楚辞》异文至姜校而完备,当今学者多奉为圭臬。”“今执刘氏《考异》所载异文零句与原书各种版本逐条对勘,发觉遗漏、误录颗颐;又执姜氏《重订屈原赋校注》与刘氏《考异》对勘,竟意外发觉姜氏所列唐、宋以往诸籍异文,除《唐类函》数条外,悉同《考异》,且刘误姜已误,可谓一字不差,前后达百余处;又执其书与闻一多《楚辞校补》对勘,亦复如是。”于是介绍自己“钩沉索玄,庶几检尽唐、宋以前典籍,都千余种,其所得《楚辞》异文零句,较刘、姜二书,不啻十倍,凡二书之遗必以补之,二书之讹必以正之,非余所亲检而转引于前贤者必注明之,示未敢掠人之美,乃为《楚辞异文辩证》十七卷。罪我知我,盖在此书也。”次为《凡例》,先明版本、体例,“正文以明汲古阁刊印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本为底本,与敦煌旧钞本隋僧智騫《楚辞音》残卷、日本国藏唐写本陆善经《文选集注》残卷、上海涵芬楼藏宋本唐六臣注《文选》、宋尤袤淳熙本唐李善注《文选》、宋端平本、元景宋本朱熹《楚辞集注》、上海文瑞楼据南陵徐氏抚宋本石印宋钱杲之《离骚集传》以及明清二世翻宋本等古本相校。凡《楚辞》正文有异文者必皆校之,其体例,始列正文,然后确立条目,先列洪、朱以往校文,而后列引唐宋以往诸籍注疏所引《楚辞》之异文零句,末后有‘庚案’,则为其所出断语也。”“校语非唯限于文字之是非,凡关乎《楚辞》之宏旨多语及之”,“本著所征唐宋以往诸籍之异文零句,皆注明作者、书名、卷帙等,”“两汉以后绍骚之作纷盛……本著广征博引,稽钩索隐,罗列排比,综合考辩。自两汉至六朝典籍,虽一词例、句式亦未敢草率,庶几无遗余矣”;“本著对异文之辩析,或古今字,或正字,或讹字,或俗字,或异体字,多据《说文解字》、《五经文字》、《一切经音义》、《汗简》、《古文四声韵》等既成之说,不作无端之论”,“执战国楚简文字以校正《楚辞》传世之本,诚能发古人所未及者,庶几能局部恢复《楚辞》之真貌”。次为《〈楚辞异文辩证〉参征书目及简称》,凡二百余种。末为《后记》,叙述本著为黄氏十余年之心血之作,即使在重病垂危之际,仍然没有放弃此书撰作,非常令人感动。总之,本书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既需要有相当的小学基础和识断能力,又需要耐得寂寞的执着毅力,还需要时间上的保证,黄氏终于奉献出这部力作,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比较完备与严谨的《楚辞》异文的专著。此书2000年9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楚辞与楚辞学》
今人周建忠著。本书分为上下编。上编《楚辞概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楚辞〉的形成、作者及特点》,介绍《楚辞》的成书过程、楚辞的渊源与特点、屈原生平、思想及艺术特点、宋玉生平及作品、唐勒赋残简、国内外楚辞研究的概况及模式、主要读本。第二部分《〈楚辞〉的内容与屈原的创作》,是全书的主体。第一,《人生追求的真实记录》:1、少年立志:《橘颂》;2、汲汲自修:《离骚》(一);3、遭谗致志:《离骚》(二);4、上下求索:《离骚》(三);5、借卜泄愤:《惜诵》、《卜居》;6、流放江南:《涉江》;7、眷怀乡国:《离骚》、《哀郢》;8、悲愤沉江:《怀沙》。第二,《学术智慧的理性闪光》:1、宇宙天体:《天问》(一);2、神话传说:《天问》(二);3、历史兴亡:《天问》(三)。第三,《丰富细腻的爱情体验》:1、秋风袅袅、洞庭波涌:湘水男神的痴情;2、荷衣蕙带、倏来忽逝:司命女神的体悟;3、乘豹从狸、含睇宜笑:山中女神的苦恋。第三部分,《〈楚辞〉的价值与影响》。
下编《楚辞学研究例举》,四个部分:第一、“综合研究”:《〈楚辞〉研究的对象审视与历史回顾:〈楚辞〉研究一百年》;第二、“专题研究”:《〈哀郢〉作意研究史略》、《〈离骚〉“求女”研究史略》;第三、“著作研究”:《精于声训
他山攻玉:何剑熏〈楚辞新诂〉平议》、《〈天问〉要籍解题》;第四、“学者研究”:《论潘啸龙楚辞研究的成就与特色》。次为《附录》:一、《二十年楚辞研究回顾与反思》;二、《周建忠楚辞研究评述、引用情况》;三、《二十世纪中国楚辞著作总目》。末为《后记》,周氏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回忆:“毫无疑义,学术研究与学术史研究、本体研究与史学研究,从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学术史的研究、研究史的研究,学术研究、本体研究也无法深入,也缺乏参照。可能因为底子较薄,我对学术史的研究、研究史的研究,投入自然也多一些,似乎是随着惯性,身不由己、不知不觉地对学术史研究产生了好感、产生了兴趣。于是,‘背景’、‘副业’、‘陪衬’、‘辅助’性的东西,发展为一项自己感到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主业,并且与学术研究并驾齐驱,相互映照。这一结合的效益是起初没有料到的,居然在‘楚辞研究’与‘楚辞研究之研究’两方面,各有弋获,而且有一些意外的想法与见解,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层次与水平。于是,这一习惯,这一方法,也就升华为一种思路,一种理念:将学术史的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把这一研究当作学问、事业来做;致力于‘楚辞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进‘楚辞’研究,解决‘楚辞’研究中的困惑与疑难。”接着对本书内容作了说明:“本书仍然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与延续。上编《楚辞概论》,是用史学眼光对本体、本体研究作诠释与描述。下编《楚辞学研究例举》,是以本体研究为基础,对本体研究作总结、梳理、评判、抽象。下编是上编的深化与拓展。上编用简洁的语言,对‘屈原与楚辞’作了描述,既尽量反映学术界的最新成果,亦将自己对楚辞与楚辞学的思想、观点、见解融入其中。凡引用、介绍各家之说,则注明学者、出处;凡介绍自己的学术论点,则不注出,因为有著作、论文为基础。下编试图通过‘例举’的方式,说明学术史研究不是架空的宏观研究,不是现有研究成果的罗列与剪裁。同样必须从基础工作做起。我以为著作研究、专题研究、学者研究都是基础研究,如果学术史没有这些作基础,宏观研究就没有着落。所以,我仍然坚持:在许多重大问题与特殊现象弄清之前,在著作研究、专题研究、学者研究等工作尚未做好之前,‘楚辞学史’的宏观描述和著述,应该少做或者不做。”周氏将“楚辞研究”与“楚辞研究之研究”的“同步进行法”,理解为:是一种认识、一种体悟,也是一种尝试、一种惯性。本书2000年6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楚辞今注今译》
今人郝志达著。首为《前言》,以为“楚辞的产生,标志着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始了真正的诗人个性诗歌的创作”;屈原“开始无疑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但是,屈原的道德理想太高,与现实的矛盾差距太大,使他陷入一种痛苦的孤独心境。屈原的创作,充分反映了这种复杂的矛盾。”“屈原的‘忧患意识’,不是‘由自我走向自我’的忧患,而是‘由自我走向社会’的忧患,是作家肩负起时代使命感的一种生命之流的冲动。”“屈原作品的斗争意识,并非仅仅指向社会道德层次和政治层次压抑的肤浅评判,而是在灵魂的自我解剖中,展示出诗人深邃的感受和对人生道路的痛苦抉择。”《前言》对全书体例亦作了说明,“依朱熹《楚辞集注》为底本,每篇都做简要题解和尽量简明、准确的注释,一些重要的地方和诗句,列举了各家不同的见解,以便给读者更大的思考选择余地。一些长篇,我们不仅采取了分段注释,而且也作了段意说明。在译文方面,我们尽量做到保存诗歌的原来风格与原意”。全书收入屈原作品《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贾谊《吊屈原》、《惜誓》;庄忌《哀时命》;淮南小山《招隐士》。末为《本书主要引用参考书目》、《后记》。作者在《后记》中说,“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和教书生涯,积累了抹不掉的一种‘屈原情结’”,“所谓屈原精神,说简单一点,那不就是:要脸皮,不媚俗、敢说真话、为信念而献身吗?”
此书的不足有二:第一,《前言》重复了作者《东方诗魂·引言》中的错误,将梁启超的名言“研究屈原,应该以他的自杀为出发点”,误为闻一多的话;第二,本书版权页上“作者”栏署为:“(宋)朱熹著;郝志达译注”,此处有两处错误:第一,《楚辞》的作者不是朱熹,而是屈原、宋玉等;第二,尽管此书底本用朱熹《楚辞集注》,但所选篇目并不相同。可以“用某某版本作底本”,但不能将现代人的著作署为底本的作者。此书2000年1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屈赋创作论》
今人范正声著。此书首为李庆立《序》,肯定作者“采用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凭借良好的悟性,在全面宏观地考察屈原生平思想和创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屈原创作的心理、情感动力、创作过程及创作成就,力图作出新的评判”。次为《导论》,次为《楔子:说长道短论屈原》,末为作者《后记》,强调自己的研究,“决心不苟同别人的定论,也不想搬用别人的观点,更不想利用别人的布料为自己做嫁衣”。正文部分分为上下编,上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屈赋创作动力论》,凡三章:第一章《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论“动荡不安的乱离时代”、“楚国社会的断裂带”;第二章《天才与狂人》,论“天才的降生”、“心理变态与精神异常”、“人格的独立与自我的分裂”;第三章《求索与幻灭》,论“新时代的早产儿”、“孤独的漂泊者”、“屈原沉江的社会历史审视”、“让死者有那不朽的名”。下编《哀怨起骚人
狂言出华章——屈赋创作艺术论》,亦三章:第一章《怨:屈赋的情感主旋律》,论“‘怨’的文学意义”、“‘怨’在屈作中的表现”、“‘怨’的社会意蕴”、“‘怨’的个人因素”;第二章《屈赋的抒情意象》,论“屈赋的意象系统”、“认同思维与意象创造”、“屈赋抒情意象的社会根源”、“屈赋抒情意象的哲学意蕴”、“屈赋抒情意象的文学意义”;第三章《发愤抒情与华美词章》,论“直抒情怀与比喻象征”、“屈赋的韵律”、“同音异义和相似现象”。作者运用生理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等理论,结合屈原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人生经历进行分析,得出了屈原是轻型躁郁症患者的结论,证实屈原的后半生已经心理变态、精神异常。进而从屈原这一心理特征出发,考察屈原创作的动力和创作过程,对屈原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心理学的分析研究,为解决屈原研究中的一些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法。此书2000年4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楚辞研究成功之路》
今人黄中模、王雍刚主编。本书为楚辞学集刊《楚辞研究与争鸣》第三辑,列入“三峡经济文化丛书”出版,全名为《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此书首为黄中模、王雍刚撰《当代楚辞学领域成功者的画廊——前言并代序》,末为黄中模撰《后记》,强调汤炳正在90岁时作的“自述”是绝笔之作,苏雪林在102岁高龄之际、在病榻前一气呵成的“自述”,是她“一生研究楚辞之成绩”的总结。正文部分为各位学者的“自述”,各篇前有编者的“按语”,介绍学者的生平、简历与著述、获奖等情况。各篇依次为:汤炳正《我与楚辞》;林庚《我的楚辞研究》;褚斌杰《与楚辞研究同道谈心》;郭维森《常研常新,永驻辉煌——我与楚辞结缘的经过与心得》;周勋初《楚辞研究的传承与发展》;萧兵《楚辞与人类文化——我的楚辞研究》;王雍刚《在中国文化巨星屈原的光辉照耀下》;黄中模《击水楚辞长河中》;周建忠《二十年楚辞研究的回顾与反思》;龚维英《我与楚辞的因缘》;潘啸龙《挑战与超越——谈谈我的楚辞研究》;郑文《饮水思源,深情寄语》;赵逵夫《回首碌碌四十年》;徐志啸《我与楚辞研究》;殷光熹《不重虚名,但求务实》;王延海《弘扬屈原精神的教书先生》;吕培成《楚辞研究琐谈》;戴志钧《执着的追求,艰难的跋涉》;蔡靖泉《不可解脱的屈原情结——我研究屈原与楚辞回顾》;冀凡《以史论世,旧学新构》;颜新宇《在楚辞研究与教学的途程中》;江立中《偶然与必然——我的楚辞研究》;董楚平《何日我再来》;黄灵庚《无悔的选择》;陆天华《弟兄共同治楚辞》;汤漳平《从〈风赋〉研究到〈楚辞论析〉》;蒋南华《我与楚辞总有缘》;苏雪林《我一生研究楚辞的成绩》;陈怡良《千里结缘,治学获益——我与楚辞的因缘》;史墨卿《楚辞研究三部曲——从修习、探索到教研》;傅锡壬《悲莫悲兮读楚辞,乐莫乐兮更相知》;高秋凤《我与楚辞结下终生之缘》;竹治贞夫《我的楚辞研究和见解》。此书2000年12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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