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 ，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作。五十六回。成书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1803年（嘉庆八年）。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 该书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
       ​书名上，“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 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区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清朝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汉族，安徽省全椒人。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序》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延试）。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后卒于客中。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文木山房诗说》七卷（今存四十三则）、小说《儒林外史》。

       进士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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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梓家族世代为地方世族，“家声科第从来美”，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
       ​吴敬梓十三岁丧母，十四岁随父至赣榆任所。少时有文名，他“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他的学习态度是认真刻苦的，头脑又聪颖，很快就打好了学识的功底，所谓“用力于学，已有初基”，“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程晋芳《勉行堂文集》载《文木先生传》），显露出很好的禀赋和才气。不过，他决不死读书，也还不时浏览当地的山海风情，随父参加一些当地名士的聚会。加之他毕竟出生于官宦人家，沾染些“家本膏华，性耽挥霍”的习气，从而养成一种放荡豁达的态度，胸襟开阔， 睨尘俗，令人感到他是一个才识过人的才子。
       ​有一次，他登上赣榆县城的高阁，参加县中名士的宴会，当众作了一首五律《观海》，使得满座皆惊，赞叹这个少年学子的诗思敏捷和诗境雄阔。其诗曰：“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他从高阁观海仰望俯闻的壮景落笔，想象百川汇海、海市蜃楼的奇观，进而发挥横看齐鲁、纵观天地的奇想，终以抒发自己年轻气旺、高阁与宴的豪情作结，气界，对这段时期所知怎少，几近空白。在现有史料中，仅仅在《文木山房集》中见到吴敬梓少年时期收入的最早一首诗“观海潮”以及在“移家赋”中提到的有关他父亲在赣榆为官时的只言片语。
       ​如此重要的时期，发生在吴敬梓身上大约有以下一些重大事件：见到了父亲吴霖起为官清廉、正直，鞠躬尽瘁，在教喻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为赣榆县做了很多贡献。到任之初，见到教舍凋零倒塌之状，先捐出自己一年的俸钱40两，继后又变卖祖产肥田三千亩，并变卖了在五河、天长、含山、和州等地的祖传当铺、布庄、银楼等，筹银近万两，修建因1668年在大地震中毁坏殆尽的文庙、尊经阁。并且新建了“敬一亭”。他亲眼目睹了其父的贡献，为他深感骄傲。然而同时目睹了其父因不善于巴结上司，终被罢官回乡的不公待遇，使他对官场的腐败有了切身的体会。 在父亲的直接监护下，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和培养，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学基础。同时，也在父亲的呵护下，16岁即早早完成了婚姻大事，与陶氏的第一次婚姻，使他与全椒望族金氏门第的关系更密切了。18岁，回乡帮助料理岳父丧事。20岁，去滁州为姐夫金绍曾病故奔丧。过早丧母的吴敬梓很小就面对严酷的世事，对于他，虽然是冷酷了一点，但却磨炼了他，使他的思想提早成熟起来。
       ​正因为有了这十年的种种经历，才使我们认识到他最终与官场决裂有着亲身体会的家庭因素。也使我们知道，过早的婚姻没有能像第二次与叶氏婚姻那样，完全摆脱了父母包办，婚姻之言的封建传统的模式，而带给吴敬梓一个全新的自主婚姻。在《儒林外史》中，所运用的语言，基本上是我们所熟悉的家乡方言。但在仔细阅读之后又发现，其中又有不少方言完全不是我们的全椒方言，也不是淮扬语言。吴敬梓在少年、青年时期生活于赣榆，是一个人在语言上可塑性最强的时期之一。

       败家之子

       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留下了二万多两银钱的巨额遗产，可是敬梓“素不习治生，性富豪上”“倾酒歌呼，穷日夜”，“生性豁达，急朋友之急”，族人之间有“夺产之变”，“兄弟参商，宗族诟谇”，视之为败家子，“乡里传为子弟戒”。
       ​在雍正十一年（1733），与续弦叶氏迁来南京，移家金陵秦淮水亭，住在秦淮河畔的白板桥西，家境已困，从此，吴敬梓在南京定居下来。“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梓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仍好交友，“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穷困潦倒

       乾隆元年（1736年），安徽巡抚赵国麟、江宁巡导唐时琳，和学台郑江力荐他前去参加博学鸿词科廷试，他因消渴加剧拒绝，堂兄吴檠、友人程廷祚则落选而归。晚年生活困顿，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度日，“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以至以书易米。每年一到冬天，气温苦寒，与朋友在晚上到城外绕行，歌吟啸呼，称之为“暖足”。密友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描述：“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余生平交友，莫贫于敏轩。抵淮访余，检其橐，笔砚都无。余曰：此吾辈所倚以生，可暂离耶？敏轩笑曰：吾胸中自有笔墨，不烦是也。其流风余韵，足以掩映一时。窒其躬，传其学，天之于敏轩，倘意别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测之也。”。吴敬梓在真州曾投靠革职回乡的官绅杨凯，由于生活困窘，他有《雨》诗曰：“明晨衔泥问杨子，妻儿待米何时还”，表示希望杨凯资助其生活。

       醉酒辞世

      乾隆十九年（1754年），吴敬梓54岁那一年，到江苏扬州访友痛饮，微醉之中，反复朗诵唐人张祜的《纵游淮南》一诗，主要是去投靠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十月二十八日（1754年12月11日），与自北京南下的王又曾在舟中痛饮销寒。归来之后，酒酣耳热，痰涌气促，救治不及，顷刻辞世。时为一月十一日。当时守在床边的只有幼子吴鏊。生前好友金兆燕和王又曾协助料理丧事， 其时，吴敬梓一贫如洗，“可怜犹剩典衣钱”，卢见曾替他购棺装殓，遗柩得以归葬金陵清凉山下。 

全椒文化

       全椒文化底蕴深厚，文人辈出。蜚声文坛的讽刺小说家吴敬梓就出生与此。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人们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吴敬梓故居”。 在吴敬梓的一生中，生活和思想都有极大的变化。生活上，他由富裕坠入贫困；思想上，对于功名富贵表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生长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一生时间大半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官僚豪绅、膏粱子弟、举业中人、名士、清客，他是司空见惯了的。他在这些“上层人士”的生活中愤慨地看到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加上他个人生活由富而贫，那批“上层人士”的翻云覆雨的嘴脸，就很容易察觉到。他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腐朽作了彻底的揭露，真是“如大禹之铸九鼎，神妙无循形”（旅云《钵山志》卷四）。更由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他的作品分外具有吸引和感人的力量。

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
      ​《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等。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全部生命为潜台词的，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
       ​由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讽刺当时的八股分子和官僚及封建社会，添加了一些正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的划分线主要在于保持着应有的道德品格，而反面人物则是那些整天凭着官位欺压百姓，并且不学无术的官僚以及那些只知钻研儒学、推行正道其实却把道德品质封存的儒士。

专家点评

​   《儒林外史》是中国传统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鲁迅、胡适、张天翼等现代文学家都对《儒林外史》有独到的体会和研究，致使这部作品在现代文坛备受瞩目，影响到现代小说的创作。
    《儒林外史》脱稿后即有手抄本传世，后人评价甚高，鲁迅认为该书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胡适认为其艺术特色堪称“精工提炼”。在国际汉学界，该书更是影响颇大，早有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传世，并获汉学界盛赞，有认为《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薄伽丘、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提并论，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 ​​胡适曾搜求吴敬梓的佚著而不可得。他在《吴敬梓传》说：“安徽的第一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的吴敬梓。”“​……该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吴敬梓评传》）
   ​    ​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有序》：“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      
 ​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鲁迅）
 ​  《儒林外史》对晚清小说的示范作用是明显的，而晚清小说又给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多方面的参照。《儒林外史》对现代文坛的影响深远，并促生了“故事集缀型”小说的兴盛。

 文学特点

      《儒林外史》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带有开创意义的杰作。在它之前中国文学中就已经有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著名的白话章回体长篇小说。而《儒林外史》的开创性意义在于：它以现实主义作为底色，以讽刺作为自己的美学追求。它与销后出现的《红楼梦》一起，构成我国古代小说的又一高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部作品内容博大深厚，闪烁着民主进步的思想光芒。作者以犀利的笔触无情鞭挞了封建科举制度腐朽的本质和其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系列深受科举毒害的迂腐的读书人、虚伪的假名士，也塑造了理想中的人物。虽然假托明代，却是封建社会一幅真实的生活画卷。这部作品不仅以讽刺作为主要的艺术手段，而且在结构上与通常的长篇小说以中心人物、中心事件来结构故事的方式不同，以连缀的故事、相互衔接的人物，既独立又前后呼应地结成艺术整体。它奠定了我国讽刺小说的基石，对后来的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诗经》时代。文学应对世道人心有所补益，《毛诗序》就已提出“美刺”思想。以批判姿态直面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核心。乐府承接了这一传统，在杜甫诗中更是得到发扬光大，而吴敬梓则把这一传统注入到小说艺术中，并以极大的勇气用讽刺鞭挞的手法来加以表现。他所开创的文学传统在清末文坛被广为推崇，对重要文学流派谴责小说产生明显的影响。我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对吴敬梓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的创作“秉持公心，指擿时弊。”。鲁迅小说中贯穿着现实主义精神、闪烁着批判的锋芒，他对国民性深切剖析，无疑是从吴敬梓的思想和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
   ​《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 并出版了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专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可作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科举制度的一部活的生动的参考。 也有盛赞《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