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剧本，（明）丘濬撰，二十九出。又名《五伦记》、《纲常记》、《五伦全备》、《五伦全备纲常记》，全名《五伦全备忠孝记》。

故事梗概
     ​   剧谱北宋末年，太平郡首伍典礼有三子，长子伦全为前妻生，次子伦备为继室范氏生，三子克和为收养之义子。典礼死后，范氏守节，抚育三子，毫无偏心，延请施善教为师。施有二女，亲生女名淑清，义女名淑秀，与伦全、伦备定有婚的。伍氏兄弟友爱，被人诬告，三人争相赴死；冤案昭雪后，三兄弟在家尽孝，不图功名。范氏教子移孝为忠，劝子赴试，伦全、伦备分中状元、探花；此时相府派媒说亲，两兄弟以与施氏有婚约拒之。后伦全为谏议大夫，不顾利害，犯颜直谏，被贬为抚州团练使，守备神木寨，遭胡兵袭击被俘；范氏闻讯得病，淑清割股救姑，而伦全、忠君爱国、宁死不屈的气节感动了胡人，使胡人归顺。伦备则为郡守，以伦理纲常教民有方，最后伍氏合家升仙。
   ​    作者在副末开场中说：“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五伦全备》……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通过虚构的情节来宣传传统伦理纲常，是剧作的主旨。对这部剧王世贞评曰：“《伍伦全备》是文庄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烂”。（《艺苑卮言》）。王骥德评曰：“大老钜笔，稍近腐。内《送行》‘步蹑云齐’曲，歌者习之。”（《曲律》）。祁彪佳评曰：“一记中尽述五伦，非酸则腐矣；乃能华实并茂，自是大老之笔”（《远山堂曲品》）。昆剧盛行后，此剧中有几折曾演出。

      ​丘濬（1421~1495），字仲深，琼山人，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  ，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
       ​丘濬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弘治七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丘濬好学，过目成诵，史称“三教百家之言，无不涉猎”。他做官后长期从事编纂工作，曾参予修《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续通鉴纲目》等书。他自称“仕宦不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莫试涖政临民之技”（《进大学衍义补表》）。他虽多年“皆司文墨”，但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明史》卷181）  。                
       丘濬一生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医学、戏剧等方面。他提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要早180年。  《大学衍义补》是丘濬经济治国思想集大成者之作。丘濬善为南曲，剧作《五伦全备记》当时颇有影响。其诗法度严谨，风格典雅。
       ​弘治八年，丘濬在任上去世，终年七十六岁，孝宗下旨辍朝一日赙宝钞一万贯，追赠“太傅特进左校国”，谥“文庄”。

国子祭酒

       成化二年（1466），参与撰写《英宗实录》，这一年秋天，升为侍讲学士（从五品）。成化十三年（1477），《续通鉴纲目》成书  ，提升为翰林院学士，十六年，加封礼部侍郎、调任国子祭酒（从四品）。当时学习经义的书，好尚奇险怪异之文，丘濬在主持南畿的乡试时，在分考和会试中他都痛切地抑制这种文风。丘濬任职国子监后，他督促国学生时，尤为恳切地告诫他们将文体返归正道。不久晋为礼部右侍郎（正三品），掌管祭酒事务。

完备典籍

       丘濬认为真德秀著的《大学衍义》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叙述得不完备，丘濬就博采群书补充了这些内容，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写成《大学衍义补》160卷。
       ​明孝宗继位（1488）后，他向孝宗呈上此书。孝宗认为该书不错，赏赐黄金纸币奖励丘濬，并命令有关部门刊印发行。特别提升为礼部尚书（正二品），掌管詹事府的事务。充任修撰《宪宗实录》的副总裁。
        ​弘治四年（1491）八月，《宪宗实录》书成，加封丘濬为太子太保。十月，丘濬兼任文渊阁大学士  ，参预机要事务。尚书入内阁任职从丘濬开始，丘濬当时七十一岁。他认为《大学衍义补》所撰述的都可见之行动，请求摘其要点奏报皇帝，并下内阁商议付诸实行。孝宗批准他的请求。

劝帝贤明

       弘治五年（1492），丘濬上言道：“臣在成化年间见到彗星三次出现，遍扫三垣，方圆五六百里大地发生地震。近来彗星出现在天河，每天地震天鸣不已，怪鸟在宫中鸣叫三声。《春秋》二百四十年，记载出现慧星三次，地震五次，飞禽两次。现在却在二十年之间屡次出现，非常令人害怕。希望陛下体会上天的仁爱，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修身清心以立根本，而适应政事的需要，谨慎对待自己所喜好、崇尚的东西，而不被异端所迷惑，节约财物，不至于耗费国家财富，公正地使用人才，不偏听偏信，禁止以私事谒见请托，明确义理，保持节俭的品行，勤于政务，那么，阿谀求宠、邪门旁道的乱政之徒就不敢为非做歹，天灾就可以清除。”接着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孝宗都接受他的意见。弘治六年（1493）由于眼病免去上朝。
       丘濬高居相位，人臣极品。不仅以政绩饮誉于世，而且集好学、介慎、廉静三大美德于一身；不仅是明朝中叶的大儒宗师，而且是“诗文满天下”的大文豪；不仅是集朱程理学之大成的“理学名臣”，而且被俄国伟大的思想家列宁称为“中国十五世纪经济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劳动决定价值的论点比英国和法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蒂和布阿吉尔贝尔还要早近两个世纪，是迄今知道的世界上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学者。
　　丘濬平生治学严谨，博闻广识，著作等身，有《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朱子学的》、《家礼仪节》、《琼台诗文会稿》、《成语考》、《寰宇通志》等几百卷，是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珍贵的精神财富。其代表作《大学衍义补》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千古不朽。
　　作为名垂青史的一代贤相，从人品来看，丘濬廉洁耿直，主持正义，忠君爱国，关心梓里。从思想来看，丘濬主张先知后行，知行并进，注重实践；坚持儒家的伦理道德；主张“劝君上，正百官，教庶民，”把教化的意义提升到致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主张“蕃民之生”、“重民之事”、“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提出“藏富于民”，积极支持新兴的商品经济。从贡献来看，在文学、文化、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论述和成就，都冠绝一时，影响后世。因此，历史给予很高的评价。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认为：丘濬“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

著述​
        丘濬在明朝宰辅中以“博极群书”著称，吴伯与《国朝内阁名臣事略》称他为“当代通儒”，举凡六经诸史、古今诗文、以至医卜老释之说，无不深究。
        ​丘濬一生功业在著述。其著作如林，总数超过二十多种。主要著作包括《大学衍义补》、诗文汇集《琼台会稿》、《朱子学的》等在内，计有三万多卷。《四库全书》收录琼人著作不过12种（包括存目），其中就有丘濬的《大学衍义补》等5种。
    ​《琼台类稿》五十二卷、诗十二卷  ，郑廷鹄有感于丘濬的《琼台吟稿》、《琼台类稿》二书版本多有讹缺，便重新勘定，汇编为《琼台会稿》（12卷）。
       ​丘濬的思想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经济、礼教以及独特性的思想如科学观、教育思想等几个方面。

理学
        丘濬是明代实学开创者，他的《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和《朱子学的》是儒家经典著作，他还撰有《家礼仪节》八卷。由于丘濬对明代理学的非凡建树，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

文学
       丘濬虽以政治家见称，在文学史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诗出乎天趣自然”的主张，开一代诗风，是中国诗界供奉的诗歌创作最高境界。丘濬诗作大都体现出清新自然的风格。《戏答友人论诗》是最能表现丘濬的创作观的。诗云：吐语操词不用奇，风行水上茧抽丝。/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词。时人评曰：“丘濬或雄浑壮丽，以气势胜，或明白如话，以意境胜，均有独到之处。”
       ​除了以诗文名世之外，丘濬又是传奇作家，他的剧本《投笔记》、《罗囊记》、《学鼎记》和《五伦全备记》，被认为“启导了明代文人创作传奇的风气”，后者在17世纪更流传至韩国，被译成韩文，作为学习中国语的教本。

别集：《丘文庄公集》
剧作   
        鲜为人知的是，丘濬还是一名剧作家，曾写了《伍伦全备忠孝记》（简称《伍伦记》）、《举鼎记》、《投笔记》、《罗囊记》和《龙泉记》，但《罗囊记》和《龙泉记》已经失传。传奇《伍伦全备忠孝记》是明初剧坛“沉滞期”后第一部作品。
       ​据《琼剧志》介绍，明末清初，有人将丘濬的《投笔记》和《罗囊记》改编为方言土语唱本，在青楼唱演；琼州木偶班，也曾用土戏腔调演出。清代咸丰六年（1856年），有人在府城西门创办“鼓城楼剧本承印社”，丘濬的剧本《投笔记》也在印刷之列。
        ​丘濬很喜欢戏曲，相传有一次他奉命南巡时，在江浙等地观看了海盐、余姚、昆山和弋阳四大声腔为主的南戏，大开眼界之余，回京还向成化皇帝朱见深说起四大声腔的演出盛况。朱见深听后大喜：“江南犹有如此绝艺，朕未闻也。”于是下旨让四大声腔进京演出。

诗文
       丘濬一生，“诗文满天下”。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称他：“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一部《琼台诗文会稿》，全书24卷，洋洋30多万言，被清初学者焦映汉称其“炳若日星，垂诸史册，以继往而开来可也！” 
       ​丘濬的诗在明朝深受推崇，时人争相索求，平生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但缘手散去，今尚存千余首，收入《四库全书》的《重编琼台稿》所录不过三百。
       ​翻开丘濬诗集，一开始就会读到他早年所写的七律《五指参天》。诗云：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余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这首在海南家喻户晓的诗作，借五指山的雄奇秀丽，寄托自己的胸襟抱负。此诗通篇运用拟人手法，想象大胆而奇特，形象鲜明生动，极见巧思。自此诗之出，唱和者蜂起，但无出其右者。现代大诗人郭沫若亦为之心折，在海南留下“五指山诗上我舌”的赞语。
       ​据史料记载，丘濬宦海生涯，并非一路春风得意，当中不免要忍受无知蛮横之人轻谩或同僚的排挤，诗人曾以《海仪》一诗自况胸襟，诗云：远观沧海阔，万波总朝宗；/溪壑流难满，乾坤量有容。/潜藏多贝宝，变化起鱼龙；/自觉胸襟大，汪汪无乃同。
       ​丘濬自进士及第外出为官后，便极少有机会回到故乡，乡愁成为丘濬一生挥之不去情结。海南学者王春煜在一篇专述丘濬诗文的文章中称，丘濬的诗作中直抒思乡或相关的有八十篇之多。如丘濬写于1482年的《岁暮偶书》：“屈指明年六十三，人情世态饱经谙。同多黑发不曾白，无数青衿自出蓝。大半交游登鬼录，一生功业付空谈。不堪老去思归切，清梦时时到海南。”
       ​丘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其实不下于他的诗篇。其散文取材广泛，反映现实，文笔恣肆疏隽，议论深闳，颇受后世文士推崇。备受瞩目的《溟南奇甸赋》是一篇散文化的赋，乃丘濬写于1477年的长篇巨制，称得上俯视千古的雄伟诗章。文中采用问答对话体，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炉，而赋的铺排和骈偶的杂用，更给文章增添了浓郁的文采。不大被人提起的《学士庄》也是一篇典范的纪实散文。

    《香囊记》

       邵灿，明代戏曲作家。字文明，一字宏治。江苏宜兴人。生员。生卒年不详。根据邵灿所著《香囊记》有“因续取《五伦全备》新传，标记《紫香囊》”一语，而《五伦全备记》作者丘濬为景泰五年(1454)进士，可以推断邵灿也当生活于景泰、弘治间。约生活于明成化、弘治年间。
       ​据明万历《宜兴县志》和清嘉庆《宜兴旧县志》所载，邵灿广学博闻，志意恳笃，喜词赋，晓音律，尤精于弈。少习举子业，但未应科举考试，一生布衣以终。著有《乐善集》和传奇《香囊记》。      
    《香囊记》写的是宋代张九成与妻、母、弟悲欢离合的故事。终场诗概括全剧内容为：“忠臣孝子重纲常，慈母贞妻德允臧，兄弟爱慕朋友义，天书旌异有辉光。”在思想上，紧步丘濬的《五伦全备记》的后尘，宣扬封建礼教。结构松散，情节芜杂，许多重要关目几乎都是模仿前人的剧作。剧中一些人物的唱词，多用《诗经》和杜甫的诗句写成，宾白亦多文语，成为明代剧坛上“以时文为南曲”的代表作之一。这种卖弄学问才情、追求典雅工丽的风气，开了明代戏曲史上骈丽派的端绪。《香囊记》一出现，即被当时的封建文人赞颂为能“正人心、厚风俗”的“大雅”之作，刻本甚多，流传广泛，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邵灿所作《香囊记》，明确宣称自己的创作是在于发明经义，为了教忠教孝。文辞上则追求骈俪，是明代传奇中骈俪派的始作俑者。
       ​明代戏曲作家、评论家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指出：“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甚于今。”
    ​《香囊记》立意既沿袭《五伦全备记》的封建伦理的陈腐说教，关目又多与《琵琶记》、《拜月记》雷同。加以曲文多套用现成诗文，唯求华丽，因此历来论者对它颇多讥弹。《南词叙录》指出，该剧作者“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
       ​徐复祚《曲论》在批评其以诗语作曲时也指出：“丽语藻句，刺眼夺魄，然愈藻丽愈远本色。”不过，这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却得到另外一些文人的赏识，吕天成《曲品》甚至称赞它“词工白整，尽填学问”，于是争相效仿，至嘉靖，万历年间，《玉玦记》，玉合记》和《昙花记》等作品出现，终成气候。这就是戏曲史上的骈俪派。邵灿的《香囊记》实为这一派之滥觞，通常也被认为是骈俪派的代表作。
    ​《南词叙录》指出，邵灿专学杜诗，可见在诗文创作上属于现实 派。现实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客观性较强。它提倡客观地、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自始就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和特色，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而发展变化。在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主要倾向是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比较自觉的文艺流派，现实主义通常是指19世纪30年代以后在欧洲文学艺术中取代浪漫主义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主要文艺思潮和运动。也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实主义作为文艺流派，形成于文艺复兴时代，或始于古希腊时代，并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即所谓“古代现实主义”、“文艺复兴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现实主义”、19世纪现实主义等。
       ​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因此，曲坛上出现了许多宣扬封建传统道德的传奇作品。而这些作品大都出自封建士大夫之手。邵灿的《香囊记》便是这类作品的代表。邵灿《香囊记》可谓开风气之先。昆山腔在魏良辅改革主要是因为明清剧坛上盛行昆曲，所以造成了这种深远的影响。
       ​在邵灿和丘濬的影响下，教化传奇戏曲的创作成为当时剧坛的一股主流。当然，丘濬以当朝重臣的地位，邵灿以文人学士的身份，来创作“下里巴人”的传奇戏曲作品，把传奇戏曲引入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圈里，这对于提高传奇戏曲的地位，扩大传奇戏曲的影响，也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