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十年兵不解，胡尘直到江城。岁华销尽客心惊。疏髯浑似雪，衰涕欲生冰。 
           ​送老薤盐何处是，我缘应在吴兴。故人相望若为情。别愁深夜雨，孤影小窗灯。                                                             一一 出自宋代陈克的《临江仙·四海十年兵不解》

       本词作于1136年冬，当时作者正在吕祉幕中为属僚，时年五十六岁。在此之前，他曾在吕祉主持下撰定《东南防守利便》，向宋高宗进谏以建康为都，收复中原，不被采纳。因此在本篇中既有对金伪入侵的愤慨，又有对宦途的厌恶，词风由以前的艳丽而变得“苍老”不堪。这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一篇作品，次年八月就英勇就义了。
       ​上片“四海”二句，金兵南来到此时已十年，兵战不休，胡虏的铁骑已直抵建康。此二句是叙事，但对金兵南侵和朝廷的妥协，一任金人兵临建康，十分愤怒不满。“岁华”三句，十年来自己消磨了岁月，稀疏的胡须已全白如雪，衰老的面孔流着涕泪，在冬天的寒风中结成冰粒，这一事实使他感到惊恐，自己的年华就在这兵燹之中渐渐消失了。        
       下片情绪更为低沉，词人想到自己一生将尽，以后终老何处呢？“送老”二句，意为何处是我终老之地？我的缘份大概就在这吴兴之地吧，年老力衰，又能去向何方呢？以“盐”代处所。“故人”句，写自己对故人思念之情。在下雨的深夜，孤灯伴着孤影，满腹离愁别绪，难解难排。国破之忧和离别之愁，郁结于词人心头，情绪低沉甚至苍老，使人不忍卒读。
   ​“四海十年兵不解，胡尘直到江城”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事实，包括从宣和七年金灭宋至绍兴四年金军兵临建康城下这段历史。其时吕祉帅建康，辟陈克为右承事郎都督府准备差遣。职期间，陈克曾撰《东南防守利便》上秦朝廷，力主抗金之议。无奈朝廷昏弱，奸佞当道，忠言不为所用。国运不振，年事已高，作者只好慨叹：“岁华销尽客心惊。疏髯浑如雪，衰涕欲生冰”。词上片主要借史实抒悲愤之情。而词下片的情绪则从悲愤转为悲观。“送老齑盐何处是？我缘应在吴兴”就是被追归隐思想的反映。齑盐，原指切碎了的腌菜，这里指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吴兴，今浙江湖州市。宋之湖州亦称吴兴郡，陈克意将隐居于此。但是，另一方面，不是说走就走得干脆的，陈克长期侨居金陵，这里有不少朋友是他所不忍心离别的。所以有“故人相望若为情”云云。 
       ​这首词悲慨沉郁，感情深厚，满腔忠愤溢于言表。 
    ​“四海十年兵不解，胡尘直到江城”两句正面点提形势，诉说对进犯者的谴责，和对造成“胡尘直到江城”局面的赵宋王室的不满。“客心惊”的原因不只是时光消逝，“疏髯如雪”一句似乎还为不能报效疆场而惋惜，欲生冰的“衰涕”，实际上也反映了为国事而涕泪交加的情态。“别愁深夜雨，孤影小窗灯”两句，承上“故人相望若为情”，是悬想别后故人孤愁情状。苏轼寄弟苏辙诗云：“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箫瑟。”这里，借用苏诗意象，以“别愁”、“孤影”表之，见故人于今独处无侣之苦，也反衬出自己的孤苦处境。 
       ​就艺术特色而言，这首词起承转合，意脉不断，巧妙无痕。起首两句指出：十年来兵祸不止，以至于“胡尘直到江城”。这一形势，是作者哀愁的原因，也是他欲别故人的原因。此词发端处揭出感慨的原因，为全篇定基调，立纲领。此后虽然不再有一个字提到兴亡，但由此种下的兴亡之慨，随处可见。这样开头，有笼罩之功力。至过变处，词云“送老”，这和“十年”、“岁华销尽”、“疏髯”、“衰涕”是完全一致的，因而这两个字可谓承接严密。上片言老，是说国事不宁，个人衰弱而下片言老，则是寻求自己的归宿。所以“送老”一语承上而启下“应吴兴”、“别愁”、“孤影”，与之一脉相承。词到终了，却用雨天深夜之中，小窗前残灯映照下的“故人”形象收束，用环境描写来寄托难言的苦衷，创造出迷离恍惚的气氛，不但收来有力，而且含“有余不尽”之妙。

【小传】
       陈克（1081年—1137？年）字子高，号赤城居士，临海（今属浙江）人，寓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宋绍兴中，吕祉帅建康，辟为都督府准备差遣，敕令所删定官。
       ​绍兴七年六月，随吕祉去淮西庐州（今安徽合肥）抚军。八月郦琼叛，与吕祉同时遇害。事见《景定建康志》卷四九、《咸淳毘陵志》卷一八。《南宋书》有传。赵万里辑其《赤城词》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称其“词格颇高，晏、周之流亚也”。陈克自幼受家庭熏陶，才学日益长进，诗、词、文无不精通。他早年的诗，文辞优美，风格近温庭筠和李商隐，在“宋诗中另为一格”。他的词写得更好，佳作多多。​
    《东南防守利便》（宋）陈克、吴若撰吕祉辑。
       吕祉(?～1137年)字安老，建阳人。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太学上舍释褐出身。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即位后，任右正言，因直言议论政事得罪，贬为明州(今宁波)通判。建炎四年七月，金朝册立刘豫为“齐帝”，与南宋对峙。绍兴初吕祉升任建康(今南京)知府，与吴若、陈充等合著《东南防守利便》一书呈上，认为：“立国于东南者，宜联络淮甸、荆襄之势。临安僻在海隅，当移跸江上，然后可以系东南离散之心。”绍兴四年(1134年)，刘豫诱金兵攻袭淮南，江东戒严。这时韩世忠部驻江苏高邮，首当其冲。吕祉上书朝廷，要求派兵援助韩世忠部。接着韩世忠率部退保镇江，吕祉再上书朝廷：“置江北于度外，恐失中原民心”，要求皇上亲率大军救援。于是高宗率军亲征，车驾至平江，金兵与齐军溃。吕祉升任吏部侍郎。
       ​绍兴五年刘豫调乡兵大举攻宋，朝臣纷纷主张退保临安。吕祉据理力争，说：“士气当振，不可避退以示弱。”绍兴七年吕祉升任兵部尚书，参议军事。这时因刘光世骄惰不能战，他密奏朝廷罢刘光世统兵职务，朝廷命王德为屯驻大军统制，郦琼为副使。但王德与郦琼不和，两人到都督府与御史台互相指控，朝廷命吕祉前往庐州(今属安徽)处理交讼事。吕祉至庐州，上书密奏朝廷解除郦琼兵权。军中书吏泄漏机密，郦琼派人于邮驿中截获奏书，因此怀恨在心。适逢朝中要调郦琼赴京城临安(杭州)，更引起郦琼疑惧，于是挟制4万军队挟持吕祉投奔刘豫，行至离淮河30里的三塔，吕祉下马愤怒地说：“刘豫叛臣，我岂可见之?”，郦琼命士兵逼他上马，吕祉痛骂：“死则死于此。”“刘豫，叛臣也。尔军中岂无英雄，乃随琼去乎?”郦琼害怕动摇军心，就杀害吕祉。吕祉妻吴氏闻噩耗，以帛自缢死。宋高宗赠吕祉为资政殿大学士，特敕葬邵武樵岚。

【阅读】  南宋对六朝南北军事对峙经验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次相似的南北军事对峙时期，分别是六朝和宋金时期，六朝时期的军事对峙经验成为后来宋金军事对峙时的最为重要的借鉴对象。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象南宋这样重视六朝军事对峙上的经验。出于当时战争的需要，南宋有多人对六朝南北对峙的军事战略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系统、最为全面的总结，从中也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一、南宋对六朝军事经验进行系统、全面的总结：《六朝通鉴博议》、《江东十鉴》、《江东十考》、《通鉴地理通释》、《江东地利论》、《东南防守利便》、《边防控扼形势图论》南宋和六朝在军事上具有相似性，在南宋中期以前，有多人对六朝的军事经验作了系统地研究，出了多部著作，其中，有的书是献给皇帝的，以作为当时的借鉴的依据。在南宋多种谈论南北攻防的著作中，以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最为著名。 
       ​二、南宋对六朝军事防守的具体总结：上流守四川、襄阳。下游守两淮，守江不足论南宋对六朝的军事总结，著作大约为以上数种。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各人在总结军事经验教训上有很大的差异，虽然角度不同，但仍能看出它们共同之处。为南宋立言，是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些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主战派，虽然他们不象李纲、张浚那样身处高位，可将自己的设想用于实战之中，但可以通过著述、总结经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南宋上自皇帝，下到普通官员，对六朝的军事经验是了如指掌、人人能言。主战派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坚定的抗金意愿。 
       ​1、强调四川在南北之争中的重要性。在古代中国的战争中，强调上流的重要性，是一贯的传统。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或是南北之争，争夺上流的控制权，兵家都必须全力以赴。北方要统一南方，首先得控制四川，也就控制了南京的上流。 
       ​南方政权的存亡与四川有着密切的关系，“北方之能并南方者，晋与隋耳，则皆以无蜀而亡。然孙氏虽无蜀，而荆州无恙，陈既无蜀，又无荆州，故孙氏之祸迟，陈氏之祸速。”
       ​在南北之争之中，南方在军事上要有作为，同样，四川关乎军事上的成败。“盖吴为天下之首，蜀为天下之尾，而荆楚为天下之中。”东晋有国一百多年，而入中原只有三次，三次成功与否都与蜀的得失有关，“逖拔前滞，尾无巴蜀之援而终以无成，穆帝永和三年，桓温取蜀，至十年而温入洛阳，安帝义熙九年，刘欲人蜀，至十三年而裕克长安。”
       ​明朝章潢在他编的类书《图书编·论川陕大势》卷34中，总结得尤为清楚，河北、江南为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的，又在川陕。“四川之地据长江上游而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之地据黄河上游而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自春秋至宋1700多年，南北交战900多年，北人并南共四次，无一不从四川开始，分别是，秦惠王并蜀，始皇灭楚；晋文帝并蜀，武帝灭吴；周文帝并蜀，隋文帝灭陈；宋朝平江南，也先并蜀。元朝灭宋，走的是同样的战略。蒙古人先灭云南，再下四川，再下襄阳，最终下江南灭宋。章潢的结论是，“夫然后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战在陕西，北人之守在陕西而战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间特舟车往来之地耳，非成功制胜之所也。” 
       ​2、襄阳，天下之脊。在古代中国，能称天下之脊的还有太行山，不过，太行山主要是在先秦或北30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时，在军事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以淮汉为界，出现南北之争时，襄阳才是天下之脊。有关这一点，南宋开始，就有了许多经验上的总结。“天下之大势全据之则强，三国时，天下之大势在襄阳，吴蜀之要害，而魏之所以必争也。..襄阳，天下之脊也，东援吴，西控蜀，东西之势以全天下形胜。……则吴军历江淮，蜀军撼秦陇而襄阳之众直指中原，则许洛动摇而天下可定，是瑜之谋不特为今日固守之地，而亦异时混一之资也。"应当说，襄阳的重要性，不限于三国时，只要是南北之争，襄阳将会成为关乎南方王朝的命脉。早在春秋战国时，楚国自江陵而图北方必经襄阳，襄阳乃楚之业津。“晋帝于南，赵僭于北，两国相持尽力所必争者，襄阳而已。…… 
       ​诚以襄阳之地，北接宛洛，兵自此可以溃中原之腹心，虽曹公之善用兵有不能抗者。”。襄阳是南朝北伐中原的最为重要的军事重镇，“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广瞰吴越。欲退守江左，则襄阳不如建邺，欲进图中原，则建邺不如襄阳，欲御强寇，则建邺襄阳乃左右臂也。”
       ​陈的灭亡与襄阳之失有很大的关系，“西魏遣尉迟迥人益州，上流之援无可恃矣，及后梁国于襄阳，又迁于江陵，则扼吾之吭，折吾之脊，不得高枕而卧矣，此陈之所以尤为弱也。”
       ​3、两淮的重要性。东晋伏滔在随桓温伐袁真时，至寿阳，以淮南屡叛，著论二篇，名日《正淮》。其上篇日：“淮南者，……爰自战国至于晋之中兴，六百有余年，保淮南者九姓，称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祸溢于世，而终莫戒焉。其天时欤，地势欤，人事欤?何丧乱之若是也!试商较而论之。…… 
       ​寿杨南引汝颍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淝之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淮南乃南朝生命之所系，“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吴不得淮南，而邓艾理之，故吴并于晋。陈不得淮南，贺若弼理之，故陈并于隋。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得自保矣。…… 
       ​自晋至宋，皆以寿阳为重。”六朝时，南北总是尽全力争夺淮南，“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曹操不能越濡须，苻坚不能出涡口，魏太武不能窥瓜步，周世宗不能有寿春，皆以我先得淮也。……故魏人攻濡须，吴必倾国以争之。吴人攻合肥，魏必力战以拒之。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寸地，故卒无以抗魏，及魏已下蜀，经略上流，屯寿春，出广陵，则吴以亡矣。”
       ​对于南朝来说，两淮具有攻、防两方面的作用，“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自晋迄梁，惟宋武帝守河，其余皆保淮为固，或守淮西、或守淮北、或守淮南。……至于守淮，则淮西之镇莫大于垂瓠，淮北之镇莫大于彭城，淮南之镇莫大于寿春。…… 
       ​大抵守河而不能则守淮西淮北，守淮西淮北而不能，则守淮南，画守长江则不足道。”
       ​南宋在军事部署上和六朝时期大致上是一致的，都强调在四川、襄阳和两淮上的军事部署，南宋是事事以六朝为依据，以六朝的军事经验为前车之鉴。要说南宋与六朝有什么不同，从表面上来看，那就是定都的地点不同。其实，这也是南宋与六朝之间的本质的差别，因定都地点的不同，而表现出对南北战争上认识的不同，六朝是进攻的，而南宋是防守的。这并非我们今天的说法，南宋时的主战派就是这样认为的。定都问题一直是南宋主战派最为不满的问题，主战派的观点就是，定都临安就是妥协投降，只有定都南京，才有望北进中原，统一中国。主战派从一开始就反对迁都，当高宗最初动迁都南京之议时，反对最为激烈是宗泽(1016—1128年)，为阻止迁都，宗泽共拟“乞回銮疏”二十四疏，历数了各种理由，而高宗漠然视之。宗泽这二十四疏，除了力举还都东京之外，他还有一疏，即《乞都长安疏》，其大致意思是，和平时期可都东京，战乱时期当驻跸长安，都南京可视为下策。宗泽于1128年，也就是高宗南迁的第二年就在忧愤之中死去。当都城迁往临安而不是依惯迁往南京时，李纲也坚决反对，李纲列举了三个可供定都的地方，关中、襄阳和南京。高宗初南迁时，中书舍人兼侍讲胡安国以《时政论》二十一篇献之。其中的《建都》篇谓：“宜定都建康以比关中、河内，为兴复之基。”宰相张浚每论定都大计，以为东南形势，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怀愤惕。至如钱塘，僻在一隅，易于安肆，不足以号召北方。孝宗时，陈亮去临安，见临安地势低于西湖，曾发感叹，以为临安“城可灌耳”。淳熙五年(1179年)，也是孝宗即位的第17年，陈亮诣阙，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建议孝宗移都建业。孝宗读了陈亮的奏章后，“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孝宗即位的第22年(1184年)，陈亮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在奏章中写到，“臣闻吴会者，晋人以为不可都，而钱缪据之以抗四邻，盖自毗邻而外不能有也。”陈亮在此奏章中再次要孝宗迁都建业。 
       ​主战派为了表达北伐成功的决心，对六朝时期的北伐作了系统的总结，作为南宋军事上的借鉴。李焘在《六朝通鉴博议·总六朝形势论》卷1中，考证六朝出兵北伐的两条道路，一自建康济江，或指梁宋、或向青齐，一自荆襄逾沔，或掠秦雍、或巡许洛，东晋之祖逖、庾亮、褚裒、殷浩、桓温、谢玄，宋之武帝檀道济、刘彦之、萧斌思、话梁之、韦睿、裴邃、曹景宗、陈庆之之徙，北伐之师，不由于此则由于彼。李舜臣在《江东十鉴》中，列举六朝十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一日周瑜赤壁之战，二日祖逖谯城之战，三日褚裒彭城之战，四日桓温灞水之战，五日谢玄淝水之战，六日刘裕关中之战，七日到彦之河南之战，八日萧衍义阳之战，九日陈庆之洛阳之战，十日吴明彻淮南之战，认为这十次都是六朝北伐成功的最好的时期，以此作为南宋时的军事借鉴。 
       ​在众多总结六朝军事经验的著作中，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编类》一书较为特别，其中有一篇目《六朝保守》，则历数自吴以来南朝不可北伐，北伐必败，即幸胜亦不能守。很显然，张敦颐从六朝史料中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其目的是为议和张目。 
        ​但不论怎样，南宋在本质上是妥协的，这正是与六朝在本质上的不同，六朝在与北方的战争中，是从来不以议和为目的的，也从不放弃北伐的梦想。

地名注释

• 江城：指建康，今江苏南京。
  齑盐：细碎的盐。​
  吴兴：在今浙江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