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斋路上说大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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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斋路上说大奎
万安飞
(发表于《抚州文史》2022年第一期)

抚州城内,从东门口桥下到十字街以东,有一条街道,名曰“慎斋路”。这条市内主要街道路是为了纪念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数学家纪大奎而命名的。

孝友之家
纪大奎(1756年-1825年),字向辰,号慎斋,是临川龙溪人。据临川龙溪《纪氏十二修宗谱》记载,纪大奎的远祖纪瞻,原籍山西大同府应州山阴县,为晋室世勋,官居尚书右仆射,封临湘侯。临川纪氏始祖纪元(?-1158),字乾初,号涵斋,以父荫仕承务郎,在北宋南渡时,由四川成都府通判升迁建昌军(治南城县)同知,考虑山遥路远,难回原籍,故其家随官徙居抚州。
高祖纪定国(1620一1699),字际明,郡庠生,习易经,弱冠翩翩,聪慧过人。及长,体貌魁梧,豪迈倜傥,处事周详,特长文翰,李绂称赞扬其为“文坛杰将”。由于北宋南渡时天下争纷,社会动荡不安,壮志不展,只好避世在家,以娱亲、友弟、恭兄为意。一家之政,以友爱为命,和于亲而睦于族,扶贫抑强,兴仁讲让,为众不私,声际乡里。
曾祖纪宗荣(1657一1720),字北嘉,康熙二十八年(1689)考选县丞。年少积学能文,常与文苑时贤争长角胜。长大后遵父之命,曾攻举子之业,驰声仕途。父殁后则抑志乡里,一承先人之志。他救贫解困,好善乐施,待友信而处邻厚,远近都慕其义,乡里人以其为做人的榜样。李绂为之立传,称其“为人必如纪选君始无愧生平”。
祖父纪庭芳(1700一1786),字湘洲,别号云溪,国子监贡生,为临川之宿儒,以义闻于乡。有一年,宜黄县遭灾歉收,郡守唐公赈灾运粟路过龙溪,当地人讨粮于前,郡守告诉大家说:“只要纪庭芳说句话便可。”纪闻讯出面向郡守说明当地灾情,果得赈济。又邻居饶氏,有媳妇新寡,想将刚出生的婴儿抚养成人而担心不能自给,庭芳得知后一力相助,且勉励有加。平时,无论长幼,皆温温然以喜色待人。谁有过失,总是婉言相劝,一时名辈均乐于与之来往。一生隐居乡间,以读书饮酒、督导子孙学业为乐,且能根据各人资质因材施教。
伯父纪经(1719一1796),字六书,别号石潭,习书经,恩授修职郎。善诗、古文词,于经史百家无不精通。遵祖父命总理家政,大小事务处理妥帖。乐助贫者,借欠之人倘有难于偿还的情况,多焚其据。平生隐居于家,足不出户,每日严督兄弟学业,以无愧守分安命自慰。
父亲纪纶(1728一1795),字六经,别号松轩,敕封文林郎。他承父教,好读书,以宿儒知名,研究易学多有造诣。娶妻何氏,系临川进士、顺天府(治所今北京市)平谷县(治所今河北平谷县东北)知县何辉宁之女。生五子,大奎为长。和父亲庭芳一样,纪纶亦极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要求儿女学业、人品操行十分严格。他曾教大奎学《易》,要大奎牢记“慎独”二字,并命大奎将“慎独”二字作为书斋名,大奎以此自号“慎斋”。大奎任官山东后,他前去看望,问儿子看什么书,大奎回答说:“观《易》。”他说:“难道仅仅是观《易》吗?要以天地观《易》,以《易》观心,以心观天地”,“以天地观心,以心观《易》,以《易》观天地。如此退而观之,你就豁然开通,学有所得了”。大奎谨记此教。
纪大奎出生、成长于这样一个书香、仕宦之家,从小受到祖、父辈人格、学识的垂范、影响和悉心调教,厉志苦学,终成良才。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拔贡入京,任《四库全书》馆誉录。乾隆四十四年(1779),登顺天己亥乡荐。乾隆五十一年(1786),以举人之身出署山东商河县知县,后改任丘县、昌乐、栖霞、福山、博平(治今山东在平县西博平)等县知县。嘉庆十一年(1806)调任四川什邡县知县,不久,又提拔为合州知州。道光二年(1822)告病归家,五年(1825)九月卒,享年八十。
政绩卓著
纪大奎秉性耿介,处己淡约,不慕荣利。在任《四库全书》馆誉录期间,有些当权者赏识他的才华,想请他“课读”(当家庭教师),然后延引他进入翰林院或内阁当官,他坚决拒绝,说:“与其非道得富贵,不如履道长贫贱。”当选拔贡入都,也不曾拜见有关权势。在山东、四川各任上,他轻徭薄赋,怀德布仁,爱民勤政,每下乡察事必自带食物,廉洁自励,颇有政声,老百姓敬之如神明,亲之如父母。百姓每想为他刻碑悬匾,扬其政绩,他都严加禁止,而每卸任离去时,他又总是先期出示布告,严禁士民为他聚送。
乾隆五十一年(1786),纪大奎出任山东商河县知县。就在这个时候,商河县民李文功与王文璁等习传邪教,诱民为乱,讹言四起。纪大奎不愿生灵涂炭,他亲赴各地把老百姓聚集起来,反复讲明邪教之恶,晓之利害,谕以祸福,民皆惊悟。纪大奎又跟大家保证,只要大家不被邪教蛊惑,就不会发生动乱,有我在,大家都不用担心。当时上级已经调派军队来围剿了,纪大奎又把军队劝退。纪大奎劝诫的话传到了其他作乱的地方,老百姓听到后纷纷离开邪教组织。不久,官府搜到了很多邪教反动书刊,纪大奎担心政府的政策过激,急忙替无辜百姓辩解说,老百姓是被蒙在鼓里的,并不是要造反。如果官府逼得太紧,反而会生变。由此政府没有继续深究追查,渐渐地事态也得到了平息。任职福山时,当地产玉石玩器,纪大奎居一县之令,不取一石献上级,自己亦不染指分毫。他在东昌任职,积压十余年的案件一一清理。
因父丧,纪大奎辞官归里,在家潜心著述。嘉庆十一年(1806),五十岁的纪大奎复出,奉命赴四川什邡县任知县,他更是关心民间疾苦,维护社会治安。纪大奎到任之初,就有同僚对他说:“什邡县民性强悍,宜示之以威。”他说:“如果无德可怀,专示以威,于民何益?吾无德于民,民犹怀之,若导之以德,民风不更淳乎!”他先是把朱熹所注《四书》和王阳明阐述的“良知”学说,写成《读书入门三法》交与方亭书院,让秀才、监生们把它刻印成《条谕录》发行到城乡,教人们身体力行。时有奸民吴忠友等据山中聚众积粟、密传清凉教。上级闻报,拟派大兵剿灭,大奎以为此举扰民不妥,而躬率健役,夜半入山捣其巢,获党首吴忠友等人,并下令收缴其书,又作“邪教十术”晓谕被诱之民,民遂安。时县内有秀才、监生数十人,经常惹事生非,操纵诉讼。其中有个绰号“尖尖帽”的,多次在街坊中扬言,自己有控制官司中生杀人命的权力。这让纪大奎深为警惕,每讯问一案,先要清查有无讼棍引诱,如有发现操纵等情况,坚决严惩。县内的各种不良风气也为之一扫而光。他还兴学校,重教化,严乡规,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引进烟叶,广为种植,增加群众收入。旧志称他“在任十余年,岁皆大熟”,县中“恶者畏威皆不敢为恶。善者怀德而并趋于善”,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什邡老百姓处处流传说:“小民何幸见青天”。
嘉庆十八年(1813),纪大奎已在什邡任县令七载,政通人和,藩台欲将其调往更加富庶的华阳县任职。但纪大奎却认为华阳为全省首富之县,地处繁华之地,与达官贵人难免交往、应酬过多,必将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由此为民办事必受不利影响,不如在外州县终日忙于民事更好些。遂托病力辞,直到获准,仍留任什邡。
又过了三年,纪大奎调合州(今重庆合川)代理州事,嘉庆二十三年正式提升为合州知州。三年后,纪大奎再次告老还乡。道光五年(1825)九月,纪大奎病卒,祀合州名宦。
博才多学
纪大奎在哲学思想上,熔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于一炉,强调天地万物与人心的统一。他一方面认为,“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味,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大抵古人之学未有不本于天者”,另一方面又说,“人心本体大可包六合,小不离方寸”。在他看来,朱子讲的“明德”,讲的“具众理应万事”的“天”与陆子讲的“心”意思是一样的。他强调“从心体悟见闻”的认识路线和“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的人生观。
纪大奎年十五即慕古学,有文才,善诗。他以朱陆心命之学释经传,诗文往往流于虚玄,亦多腐儒迁阔之见。但文集中保存有汤显祖、李梦松、何辉宁、美元、揭重熙、李茹曼许多临川名人的传记,是研究临川文化名人难得的参考资料。
纪大奎的诗以“击壤体”为多,多为理学诗,具有“达理”“闲适”“切理”等诗歌特征,多学究气。其《纪梦诗》二首是抒写性灵难得的佳作。其二云:
去家既已久,昨夜梦愈长。亲容各憔悴,相视交悽怆。欲言声哽咽,入室询糟糠。君行四载余,安知三载荒。去年妾寄食,且依父兄傍。妇人义安在,要当事姑嫜。昨夜辞父归,饥馁甘共尝。入门百鲜一,中馈何荒凉。尚难给飧粥,矧乃奉酒浆。况有号寒儿,垢面涕沾裳。日日问阿爷,阿爷不还乡。岂不知丈夫,所志在四方。人生贵大节,勿使根本伤。但令甘旨足,庸须姓字扬。欲答惭无言,万箭激衷肠。痛极惊始觉,抚枕泪浪浪。
正因为是记梦,才没有板起面孔,却愈觉得真实感人。再如他的《邯郸观卢生睡像》:“东山归去又西征,六十头颅梦未醒。空向邯郸寻旧迹,石床还是睡卢生。”全诗作醒世语,颇能发人深思。
纪大奎热衷方志之学。他在四川什邡任职期间,亲自编纂过《什邡县志》。道光二年(1822)八月,告病回乡后的纪大奎,“搜辑考录,兀兀然越一寒暑而始毕”,修成《临川县志》32卷。这本县志将散见于旧志的都鄙,及营建、风土等条目下的古迹进行专列,又将散见于都鄙,营建、风土、学校,祀典等门下的诗文词,择其中紧要者,汇为“艺文”一门,并将“经籍”一门改名“著述”,附于“艺文”之后。史料详实,文句流畅,是当时质量较好的县志。纪大奎编史态度认真,取材严谨,《临川县志》序文里称赞他“学贯古今,胸罗经史,足与李穆堂先生辉映后先。”
纪大奎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举凡天文、地理、历数,无所不包,尤精《易》学,于数学、地理、音乐、考据、占卜、地方志等也作了长期的研究。今传《纪慎斋全集》,计有《观易外编》6卷,《易问》6卷,《周易附义·老子约说》4卷,《地理末学》6卷,《地理水法要诀》5卷,《纪公行状》1卷,《古律经传附考》5卷,《笔算便览》5卷,《读书录抄》1卷,《六壬类聚》4卷,《周易参同契集韵》《考订河洛理数便览》《金刚经偶说》《悟真篇》《双桂堂稿》6卷,《续稿》12卷,《双桂堂古文》2卷,《双桂堂时文》2卷,《四书文》,《课子遗篇》《敬义堂家谱》2卷,《仕学备余》6卷,《纪公祈雨文》等约20种。他的《笔算便览》,兼及筹算,文字简明易懂,便于自学。他还校订其外祖何辉宁之《甑峰遗稿》二卷,亦收入全集中。
祖训家风
纪大奎承家风,甚友孝。兄弟五人少时同砚共席,不曾一日离开。居官后,悉招兄弟至署中,雍雍友爱数十年,其授徒所得收入及官俸银,均交与众用而未尝一钱人私,以致入仕后的纪大奎,兄弟或衣食粗丰,他却清贫如故。于父母更是孝顺之至。未成年时,每夜亲为父母关好房门,及长家贫,以教书所得养亲。在外为官,每归省必先看望父母。在山东任上,闻父母亡故,哀痛万分,一夜之间竟至骨立失形,见者无不为之悲诧。
纪大奎口述其父生前训诫之言成《敬义堂家训述录》一卷,其自序云:“先考文林公平口训诫之言甚多,大奎自少自长随时记录,今特次第述之,而稍推广其意,以为后人告”,旨在教诫后人,须养成孝悌、勤俭、朴素、习业、仁爱、谦让、忠恕、受得苦、吃得亏等品质,以“尽其在我,听其在天”。同时,又采辑历代名儒言论事迹,结合自己修养经验,撰成《敬义堂家训》,系统阐述了有关治家、读书、教子等方面的道理,如关于治家,纪大奎强调持家要节俭,不能暴殄天物,但也不能过分吝啬,成为守财奴,要把节省的钱财用在社会慈善方面。他说:“五金货财,原是天地所生,天地所宝,暴殄者固受天诛,厚藏者亦遭鬼瞰,所以节俭是美德,鄙吝又是怨府:要晓得自处宜俭,处事待人又宜慷慨。或周济贫乏,或矜恤孤寡,或救灾拯难,或恤邻厚族,力所能为,则当慨然为之。若一味积聚,全不肯散,当与不与,当济不济,当用不用,辜负天生地宝,所谓守财奴,究竟何尝守得?”
关于读书,纪大奎认为读书不只是为科举功名,更重要的是能明白事理,变化气质。他指出:“读书原是要识道理,务德业,并不只是为功名。若不慕天地之理,不究身心之业,纵使功名显贵,亦是不肖子孙。”并对有些家长在子弟年幼时就让其汲汲于科举功名表示不满,认为那是在误杀子弟.他说:“大凡聪明子弟,幼时岁月尤可宝贵,不必沾沾考试,急取功名。将此少年好光阴,转辗耽延于考棚城市之中,以至学问不立,老大无成,悔之已晚。”这种认识在当时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于教育子弟,纪大奎认为从小就要对子弟进行严格的约束,促使其养成良好的习惯。他指出:“大凡子弟,须从小时约束:饮食必示之节制,不可因有余而任其醉饱;衣服必示之朴素,不可因有余而任其华美;长幼必示之有序,不可任其先后逾越;内外必示之有别,不可任其男女混杂;言语必令之简默,不可任其谈笑喧哗;举动必令之雍容,不可任其轻浮挥霍;虫蚁物命必令之知爱,不可任其游戏残杀;五谷字纸必令之爱惜,不可任其践踏污秽;久之习见习闯,即有以消其嗜欲残忍之心,又有以生其礼义恭谨之志,自然成一好人容易无难矣。”并强调无论贫富,都要让子弟有一个立身生存的职业,以免误了其一生。他说:“凡人无论贫富,总要有常业。若资质愚蒙,不能读书,便不论农工商贾,称其材力,习成一业,只要专心成立,便是好子弟。最怕三心二意,杂乱不专;又怕心高志大,虚花不实。此两样人误尽浮生,百事无成矣。”
由于家教严,家风良,纪大奎子孙多学有所成。继子纪应馄,字韫夫,习五经,业儒,惜早逝。孙纪运,字壁东,号星梁,一号浩亭,太学生,议叙登仕郎。侄纪应轼,字鼎夫,号见习,又号默存,邑庠生,为学为人以伯父为楷模,博通经史,文行兼优,恩赐进士出身,候选教谕,曾受县衙之聘纂修《临川县志》。
综观纪大奎一生,秉性廉洁,立品端方,友爱于家,建功于国,诰授奉直大夫。奉敕入祀乡贤祠和名宦祠。《清史稿》将其列为《循吏》,为之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