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意”，是医学心理学和心身医学的重要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敌意二字也是常用词，一般理解没有问题，但要解释清楚却并不容易，说明其有着复杂的内涵。
       上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等通过对几千人的8年半前瞻性研究，发现敌意(以及时间匆忙感)与45至55岁白领的冠心病发病率有关。这符合西方某些历史记载，也似乎与我们的常识一致。
       敌意，可以产生心理生理反应，直接与血液动力学有关，故与冠心病发生关联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好好的，尤其是许多优秀的成功人士，为何会怀有敌意，且明明知道对自己身体健康也不利，却无法“说服”自己少些敌意。一些老年人，社会责任已了，但中青年期形成的敌意倾向却依然，成为特有的社会现象。最终，不论正当中年也好，已步入老年期也罢，面对自己顽固的敌意倾向，人们也只能无奈地自嘲——秉性难移。
       分析敌意的“炼”成，应从多维的角度入手，因为这也是系统的问题。通过对敌意成因的系统分析，或有助于寻找克服敌意的途径和方法。
       首先，是个人认知特点中的线性思维使然。人类成长过程须接受大量的对错、好坏、优劣等等标准的教育，接受得越多越彻底，“成才”的机会越大。但这类标准基本上是线性的，而且这种线性思维往往越到后来越接近前意识甚至潜意识的自动化，不需要“经过脑子”。成才后，当个体面对”不符合标准”的周围环境(话语、氛围)时，瞬间判定是“错“、“坏“、“劣”的，自然就有了“愤”、“恨”、“厌”等不良情绪反应和相应的行为表现。
        然后，是行为学上条件反射的形成，即习惯使然。线性逻辑下的瞬间“不良情绪和行为”表现，在同类的情境下经常反复出现，会逐渐强化、泛化成为一个人整体品质的构成部分，甚至可以表现出一股“戾气”，但自己或觉得是“正气”。
       其三，后者与前者又互为催化剂和促进剂，促进敌意系统问题的进一步内化、固化。
       最后，是社会促进(强化)。由于“敌意”经常发生在竞争较激烈的职业群体人士的身上，与当事人的文化和地位一起，成为精英的一种符号，这类符号的社会含义则是“干练”和“干劲”，是正面的。通过社会互相促进，又巩固了个体的敌意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