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韩愈的作文观

一、写作与读书

    韩愈自幼就刻励苦读。《旧唐书·韩愈传》记载：“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韩愈自己也曾道：“生七岁而读书。其回忆早年孜孜以读的情形时道：“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同时韩愈也提倡“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认为“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读书——学道一一为文——明理，既然“文以明道”，“然盒之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先就要“学道”，而“学道”的根本就在读书。读书，就是读圣贤书，其目的就是作文：“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因此，韩愈大力提倡读书，认为这是写文章之必须，因为只有读书明理，积蓄学养，作文才能纵笔驰骋，挥洒自如。

二、写作与兴道

  “兴儒道，辟佛老”是韩愈为文主张之一，也就是“文以载道”。韩愈认为写文章要为儒家道统服务，在《送陈秀才彤序》一文中提出：“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在《欧阳生题哀辞后》亦提到：“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其实关于道，韩愈在其古文中也提到不少，我以为，韩愈想要借助古文阐发的“道”应该是“圣人之道”，在《与孟尚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夫杨墨行，正道废，且将数百年，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书之律，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杨墨两派交相惑乱，使得孔孟之道不能发扬光大，于是三纲沉沦了，九法败坏了，礼乐毁弃了，佛老横行了，人性堕落得几乎象禽兽一样。所以孟子又说：“能言拒杨墨者，皆圣人之徒也。”因此，要兴圣人之道，就要与佛老学说相抵抗，这是韩愈写作古文的其中一个目的。

三、写作与生活

  “士穷乃见节义”，这得到韩愈的充分肯定，写作与个人生活经历的关系也非常重要。韩愈认为：要写出好的文学作品，须感受时代的脉搏，反映时代的本质，对人生有一定的感悟。举两个例子：在《荆潭唱和诗》序中有言：“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生活在福贵之中，不可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而那些“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生活在社会底层，能够感受时代的脉搏，体察人民的疾苦，才能写出反映时代本质的优秀作品。又例如：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记叙柳宗元生平事迹，由于政治上不得志，得以“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汎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政治失意的人生经历成就了柳宗元，如果柳宗元在政治上春风得意，那么他必不能在文学上留下传世的著名诗文作品。可见，生活环境与写作的重要关系。

四、写作与思想道德修养

  “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为文与为人，立行与立言的关系，在韩愈看来也是相当重要的，要为文先为人，要立言先立行。只要在言行中表现出很高的道德修养，那么他的文章一定会有很高的成就。在《送陈秀才彤序》一文中：“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韩愈被贬阳山县令，途中见到陈彤，“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为人”。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更加强调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提出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是写好文章的根本：“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则要：“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韩愈把“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比喻成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再进一步把这种修养比作水，把文章比作水上的浮物，说明思想修养的好坏决定文章的成败。韩愈还提倡：活到老学到老，修养一辈子，还要：“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尉迟生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道理，韩愈言曰：“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这与《答李翊书》中“气盛言宜”的主张是一致的，强调写文章的人必须培养自己的道德修养及学识，本质扎实，在写文章中才能毫不遮掩地流露出来。

五、写作与方法

    纵观韩愈的古文，他在里面不断提到各种写文章的方法，在这里我总结出主要的四个：

（一）为文必通其辞

    韩愈：“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反覆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为文章。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狱，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正因如此，韩愈的为文造句功夫才能独领风骚，深得后人欣赏。曾国藩在《曾国藩家书》提到：“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扬子云次之。”而韩愈的为文必通其辞也与扭转六朝以来空疏的骈体文有着重要作用。此外，通其辞也是为了学古道，《题哀辞后》：“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通辞，学道，文以载道，这都是连起来的。可见，通辞为写作产生的巨大影响。

（二）为文务去陈言

    韩愈在《答李翊书》提出一个著名的文学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即要去掉杨朱、佛老等陈词滥调，从中提纯儒家思想。首先，“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这是最开始的情况，结果是“陈言务去”；“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这是“去陈言”后的结果：文思如泉水般“汩汩然来矣”；“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最后就自然达到“然后肆焉”的成果，写文章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一气呵成。

（三）为文须创新，辞必己出

    雷同、抄袭、剽窃等是写文章之大忌。韩愈主张学习古文，是深刻领会与运用，且看《答刘正夫书》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如是而已。”可见“师其意不师其辞”才是学习古文的要点。韩愈对樊绍述在文学上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很明显，樊获得韩愈的赞誉，原因在于他在文学上的追求：辞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一生的文学追求在于创新。

（四）文从字顺各识职

  “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樊绍述不仅做到了辞必己出，创新作文，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他的笔下，文字通顺妥帖，一个个字都各称其职。也就是“文从字顺各识职”。陈商给韩愈写信，韩愈“三、四读尚不能通晓”，说明陈商的文章诘屈聱牙，难读难懂，于是韩愈借助齐王的一个小故事给他说明这一道理，把“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与“齐王好竿，而善鼓瑟者立王之门三年而不得入”作比，说明“文从字顺各识职”的重要所在。

结语：本文只是从若干方面简单地阐述了韩愈在他的古文中涉及到的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或许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望读者给出中肯意见及建议。通过学习和分析韩愈的古文创作，我对韩愈有了更深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在写作方面得到了深刻启发，懂得了如何写好文章，如何写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