罹患癌症可能改变你的个性

人们说癌症可以改变你。这或许是对的。我就发现自从12年前我患有乳腺癌后，我变成了一个丑角。

不是人们会买票观看的那种。而是那种常在医院走廊和诊疗室出没，提出一些荒唐的意见，自以为是的评论，傲慢无礼的批评等等的人。

我曾向我的肿瘤医师——她是一位娇小、敏锐的女人，曾经告知我我的肿瘤“具有相当的侵袭性”——抱怨说我不喜欢她给我的小册子标题“化疗和你”。我说我希望的标题是“化疗和别人”。

同样，我对那种—说得好听点—小营销手册上列出她的家庭和爱好也相当不满。家庭也就罢了。爱好？我不希望一个医生还有时间花在爱好上面。我希望她将醒着的每一分钟集中在治疗癌症上，尤其是我那该死的病理报告上说的那种。

对于其他人，特别是穿着白外套，拿着大针头的人，我宣布我正在写一本关于癌症的书。我设法在每次说话时表现得激进而好战。

从所有这些—反驳、俏皮话、耍嘴皮—里面，我对我的所作所为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我希望我能成为某种人，具有鲜明的个性、有内涵、令人难忘，而不仅仅是一个癌症病人。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那个健康、精力充沛的45岁妇女了。我不能失去更多。

对于在癌症的世界里主张自我，其他的朋友也有着自己的诠释。其中一位精神科医生，对做出的每一个医疗决定都要质疑一番。另一位则从不惧于威胁技术人员。“你一定要一针见血，”她对他们说，“如果做不到，给我找个能做到的人来。”

Anatole Broyard漂亮的文字也带给我许多安慰，1992年出版的那本《为我的疾病沉醉》中所写的他自己的癌症治疗不时让我忍俊不禁，而这本书出版两年前他就因前列腺癌去世了。Mr. Broyard是纽约时代报的书评家和编辑，他曾经抨击一位卓越的外科医生，因为他不喜欢那人在手术室里戴帽子的样子。看起来，他写道，“就像头上顶着个安全套。”

Mr. Broyard如此看待他的疾病：“严重的疾病就像一项特别许可，一道授权或赦免令。如果喜欢，一个危重病人完全可以变得不切实际甚至疯狂。你一辈子都认为应该遏制住你的狂热想法，但是当你病了，你不妨让它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就是！这也正是我所经历的。那些耀眼的光彩，那种疯狂和自由，那些关于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的僵硬恼人的教条。有些时候，感觉就像我在一半的人生里都是沉睡的，而现在，此刻，我已经完全醒来。

可是，随着我治疗的逐步进行——胸部导管，化疗，治疗恶心的药物、脱发、疲劳、放射线——我高涨的精神和情绪开始衰退。一天晚上在剧场，我注意到一位女士穿过房间。她看上去富有魅力，中年，充满生气。与经历了过去几个月的我完全不同。我瘫坐在座位上，感觉自己精疲力竭、空虚、苍老。

治疗结束我最后一次拜访我的肿瘤医生时，我感到有点失落。我脑海中盘旋的画面是一个拿着巨大镊子的人将我提起来，拨弄一番后又扔了回来，现在呢？

“I feel as if I want to ask you,” I told my oncologist, “how to live.”
“我想问问你，”我对我的肿瘤医生说，“我该如何生活。”

她告诉我就像以前那样——工作、照料小孩、运动、旅行、享受生活。任何事，真的，我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离开她的办公室后，我意识到了在过去几个月内我是如何彻底地迷失了自己。我需要回忆起我是谁。

你能告诉我我是谁吗？我从没问过我的肿瘤医生这个问题。她可能认为我是开玩笑，就像我通常那样。 (natalie_gu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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