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肥为美”理念的原因分析

张效霞

有唐一代，特别是盛唐时期，“以肥为美”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理念和风尚。对此，我们从最为直观的形象资料如唐代的绘画、雕塑、壁画中，是可以很容易体验出和深切感受到唐人崇尚丰腴壮硕之美的理念的。唐代著名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仕女“面颊丰肥，体现了盛中唐时代妇女的典型形象”，其《捣练图》中的妇女也“个个是丰颊肥体”[1]。另一著名画家周昉的《纨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所绘仕女形态，“也和张萱的作品一样，是一种丰肌肥体的作风”[2]。这些绘画中的女性，肩圆胸阔，丰颐广额，一派雍容富态之貌。考古出土的唐三彩贵妇俑，一个个莫不面如圆月，丰润圆胖。“最明显的是曲眉丰颊，体态肥胖。既是贵族妇女的实际写照，也是当时上层统治阶级审美要求的反映”[3]。就唐三彩这一大唐文化名片来说，盛唐社会崇尚“以肥为美”的流行风尚，也尽现在我们面前。若是再看一看唐代画圣吴道子笔下的人物、洛阳龙门石窟的巨型雕刻，就会发现，无论男女，均是阔面圆腮，丰硕肥壮。可见，“以肥为美”的确是唐代的时尚。

绘画、雕塑、壁画这些艺术作品所展现的唐代女性“多为丰厚态度”[4]、“多秾丽丰肌，有富贵气”、“具秾丽丰肥之态”，是艺术家的个人喜好，还是当时社会风尚的体现呢？宋代董广川在跋周昉的《按筝图》时说：“尝持以问曰：人物丰秾，肌胜于骨，盖画者自有所好哉？余曰：此固唐世所尚。尝见诸说，太真妃丰肌秀骨，今见于画，亦肥胜于骨。昔韩公言，曲眉丰颊，便知唐人所尚以丰肥为美。昉于此时，知所好而图之矣。”[5]清楚地说明了周昉所画的“人物丰秾，肌胜于骨”，不是“画者自有所好”，而是“知所好而图之矣”。也就是说，是周昉——当然还有张萱等其他唐代艺术家对于“以肥为美”这一时代审美趣味的认同。既是对于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唐代“以肥为美”理念的具体体现。下面，对唐代“以肥为美”理念的原因作一浅析，不当之处，敬祈斧正。

1.自古至唐，以腴为美

综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唐代一直是崇尚妇女“以腴为美”的，只是自宋代以来女性才日渐变得柔弱起来。春秋时人“以肥为美”，这在《诗经》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陈风•泽陂》有云：“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婘，美也）。”“有美一人，硕大且俨。”意思是说，有个美人好长相，高大丰满，脸庞俊俏又端庄。《唐风•椒聊》更是赞美妇女腰身肥大，美得无人能比：“彼其之子，硕大无朋。”[6]战国时期，宋玉在《神女赋》中这样描写美女：“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7]明显是以丰满为美。屈原在《大招》中所描写的美女是：“丰肉微骨，调以娱只。”王逸注云：“言美人肥白润泽，小骨厚肉，肌肤柔弱。”[8]显然也是以丰满为美。汉代人对美女的要求是丰腴。司马相如在《美女赋》中是这样描写美女的：“皓体呈露，弱骨丰肌…… 柔滑如脂。”“弱骨丰肌”与屈原的“丰肉微骨”一脉相承。1967年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中，妇女的形象是肌丰体硕，体态丰肥。1973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人物，均是广额丰颐，体态圆润。魏晋南北朝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西京杂记》中对卓文君这一美人的描写是：“文君姣好……肌肤柔滑如脂。”[9]这种“以丰腴为美”的理念一直持续到隋唐。唐代崇尚浓丽丰肥之美，赏花要赏牡丹，骑的马也要臀部肥大。女子为了使自己显得更丰满，往往将裙子做得很宽大，六幅、八幅、十二幅，还要将腰身提高到腋下，这样整个人不见腰身，几乎像灯笼一样。在传统裙装基础上改造形成的袒露装，不但将脖颈彻底暴露，而且连胸部也处于半掩半露的状态。在唐代，这是自然的、高贵的、美丽的，也是时尚的。初唐欧阳询《南乡子》中有“胸前如雪脸如莲”之句，此外还有“长留白雪占胸前”（施肩吾《观美人》）、“粉胸半掩疑晴雪”（方千《赠美人》）等诗句。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房中补益》中也说：“凡夫人不必须有颜色妍丽，但得少年未经生乳，多肌肉，益也。若足财力，选取细发，目睛黑白分明，体柔骨软，肌肤细滑，言语声音和调，四肢骨节皆欲足肉，而骨不大。”[10]

2.上有所好，下必效之

虽然就总体趋势而言，从远古到唐代，人们对美女的标准是以“丰腴”为主，但中国对于人体的审美标准也并非数千年一贯制。《后汉书•马廖传》记载：“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11]可见当时的楚人曾经以瘦为美。李商隐《梦泽》一诗描写了楚灵王好细腰所酿成的悲剧：“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12]由于楚灵王阁下的偏好，“细腰”成为风靡楚国的惟一审美标准，于是满城年轻女子纷纷节食减肥，为了能在楚王面前一展娇柔的舞姿而不惜葬送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好细腰”的遗风，至汉代尚存，“楚肩细腰掌中轻”的赵飞燕能够把汉成帝迷得神魂颠倒，并登上皇后的宝座，即是有力的明证。到了唐代，“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元稹《会真诗》），天生丽质，体态丰肥而且已婚的杨玉环，硬是被唐明皇李隆基横刀夺爱，从他儿子手中抢过来，堂而皇之地占为己有，而杨贵妃入宫后，“太真肌态丰艳，晓音律，性警颖，善承迎上意，不期岁宠遇如惠妃，宫中号曰‘娘子’，凡仪体皆如皇后”[13]。贵妃之所以能使“六宫粉黛无颜色”，使玄宗“三千宠爱在一身”（白居易《长恨歌》），除了她的通晓音律，能歌善舞和善于逢迎而外，主要还在于她的“肌态丰艳”。这从“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杜甫《丽人行》）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白居易《长恨歌》）中，都可以看出此中消息。《开元天宝遗事》记载：“贵妃素有肉体，至夏苦热，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鱼儿于口中，盖藉其凉津沃肺也。”[14]因肥胖而不胜暑热，不得不借助于玉鱼儿以降温，可见她并非一般的肥胖。《古今宫闱秘记》载，玄宗曾对后宫人说：“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并特地制作新曲《得宝子》，可见宠幸之隆。因为杨玉环的得宠，以致时人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之谣。杨玉环所引领的肥胖时尚，也就迅速在民间流行起来。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因此，唐代“以肥为美”的理念，主要来自唐统治者，尤其是皇帝们的思想。

3.胡汉杂居，胡风盛行

自魏以降，北、西北的许多“胡族”纷纷离开自己的原居地，呈波浪状向中原迁徙，关陇一带甚至于“夷羌居半”，因而“胡风”得以顺利传入中原。到了唐代，则愈演愈盛。一是因为李唐皇族本身具有“胡人”血统，如唐高祖李渊之母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之母窦氏（纥豆陵氏改）、唐高宗李治之母长孙氏，均为鲜卑人。他们曾长期与“胡人”混居生活，又发迹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而后直接传承鲜卑族为主的北朝政权，所以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胡化”很深。唐统一天下后，便将这些“胡人”习俗带到中原。正如朱熹所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一六）二是因唐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及国际交流空前频繁，气魄宏大的唐朝对“蛮夷之邦”的文物风习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更助长了“胡化”之风日渐盛行。

胡汉杂居，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各族之间，往来密切，通过频繁的战争、和盟、通婚、生育、收养、赐姓、归宗、入待、任子、仕宦等，无时无刻不在互相影响，实践着民族的大融合、大交流，除了本土文化影响外来的胡人外，他们带来的本国、本民族文化同样也影响着唐朝的文化。加之李唐王朝对胡族文化，一贯大力提倡，带头为之，使唐代社会中的胡风胡俗，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胡饼、乳酪、热洛河（鹿血）、婆罗门轻高面等胡族食品，跃身而上唐人饭桌，大大改变了中原人民传统的饮食结构：“开元来，女人例著线鞋，取轻妙便于事，侍儿乃著履。臧获贱伍者皆服襕衫。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撰，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15]胡衣胡帽的盛行，展现着胡族服装的鲜美；涂唇、赭面、裸胸之风，又令多少中原巾帼趋之若鹜，西域葡萄美酒、波斯三勒浆，激发过多少唐代大诗人的创作灵感。唐人元稹有《法曲》诗为叹：“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而“胡人”的体态如何呢？《新修本草••葡萄》有云：“葡萄……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本注：“魏国使人多赍来……北国人多肥健耐寒，盖食斯乎？”[16]这条材料显示北朝人或许指鲜卑人多肥健；至于肥健的原因是不是食葡萄，则不必深论。这是现存文献中关于“胡人肥健”的为数不多的记载之一。不过，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进一步论证之。如李渊，史称他长了一副“阿婆面”。阿婆面，即“面团团”，疑为鲜卑族特征之一。有这样一个旁证：贞观年间的一次宫宴上，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讥讽欧阳询，询应声答道：“缩头连背暖，俒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唐太宗敛容曰：“欧阳询，汝岂不畏皇后闻耶？”[17]则无忌兄妹均为“面团团”无疑。李渊血统中一半是鲜卑成分，“面团团”极有可能。

在胡服、胡妆……为一时之盛，时人趋之若鹜驾，以为时髦之妆、时尚之服的大风气下，以“胡人肥健”作为审美理念，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换句话说，李唐王室由鲜卑游牧部落的关陇军事集团起家，入主中原后依然是“胡习”未去，大有胡气。因此，唐朝女人的浓丽丰肥，是倾注了“胡人”的丰沛激情的。

4.人口骤减，生育需要

唐太宗即位之初，国家经过隋末以来的战乱，经济凋弊，民户凋残。当时，全国的户口数由隋朝极盛时期的900万户减至300万户。直到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在上疏中还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资治通鉴》卷一九五）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唐太宗采取了增殖人口的政策，首先是尽一切努力招回流入或被掠入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如：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唐太宗刚刚即位，“突厥颉利可汗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贞观五年四月，唐政府“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等[18]。另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奖励婚嫁。贞观元年二月丁巳日，唐太宗颁发《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诏书说：“其庶人之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穷窦之徒，将迎匮乏者，仰于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裒多益寡，使得资送以济……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19]

生殖崇拜、生育需要大概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女性审美影响最为根本的原因，从红山文化的女性塑像可以见其端。丰腴壮硕是女性身体健康的标志，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仍在民间有着深广的影响。只有这样的体形，才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的最佳选择，尤其是广大农村中对儿媳的要求。那种杨柳细腰式的瘦削苗条、弱不禁风，老人们往往会大摇其头说：那是画上的仙女，中看不中用。

5.社会繁荣，生活富裕

唐王朝是在平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作为亲身经历了这场农民“大风暴”洗礼的唐太宗李世民，从维护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处处以“隋亡”为鉴，注意发扬民主，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依法办事，并以“民为邦本”的思想治理国家，整顿吏治，革新政治，从而开有唐一代“开明政治”之先河。在经济上，针对隋末唐初以来，因战乱和灾荒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等状况，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所施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诸如静民务农、体恤百姓、劝课农桑、均田垦荒、轻徭薄赋、增殖人口、释放宫女、义仓备荒、兴修水利等等，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此后，经过唐高宗、武则天数十年的发展和过渡，到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开元、天宝年间，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贞观四年，关中地区农业获得丰收，流散人口相继返乡务农，米斗不过三四钱。贞观五、六、七年，关外山东广大地区，风调雨顺，“又频至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20]贞观八、九年以及贞观十三年，全国广大地区又是连年丰收。杜佑《通典》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二钱。”[21]《新唐书•食货志》也有类似的记载：“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22]开元、天宝年间，更是“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23]

为了展示大唐王朝的繁荣富足、物阜民丰，以区别于前朝的战乱和饥馑，大唐皇朝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以肥为美”的热潮，甚至上升为一股爱国运动，京城长安大街小巷，肥婆肥女随处可见。官宦人家、皇亲国戚，更以妻妾的肥胖互相比美，煞是一派不肥不胖就是不爱国的景象。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乃至整个古代社会的盛世，政治开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正是这样的承平生活，造成了“关中妇女纤弱者少”、“天厩无瘠马，宫禁无悴容”（《画品》）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