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姜广辉先生质疑“清华简”的质疑

沈善增

在网上看到姜广辉先生质疑“清华简”的两篇文章：《〈保训〉十疑》与《作伪与防伪之博弈》。以我孤陋寡闻，不知姜广辉先生为谁，但从文章看，旁征博引，推理缜密，一定是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的专家。文章收藏了，待以后好好研读。但对他文章中提出的质疑，我也有些疑问，提出来向方家与各位对此问题有兴趣的朋友求教：

一，姜先生以舜“亲耕”来证明“清华简”涉嫌“高级”作伪的可能性“非常之大”，理由是：“因为在古代,‘亲耕’二字从来不是随便用的。我们查了汉代以前古籍,只有天子、诸侯行藉田礼时,方书‘亲耕’,三公九卿大夫随行藉田礼时,则书‘躬耕’。而天子微时、圣贤在隐,皆书‘耕’或‘躬耕’,绝对不书‘亲耕’。传世文献在述及舜的往事时照例皆书‘舜躬耕历山’云云。王连龙先生文章说:‘《保训》篇既然为传世抄本,即不排除异文讹误、甚至润色改写的情况存在。’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排除,即便如此,古人无论如何‘润色改写’,都不应该犯这种一面说‘舜旧(久)作小人’,一面又说‘亲耕于历丘’的低级错误的。犯这种错误的只能是不懂史书笔法的现代作伪者。”

看来理由很充分，把传抄时“润色改写”的情况也考虑到了，但姜先生在证明时，恰恰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所谓“史书笔法”，不是从来如此的。孔子对“史书笔法”（春秋笔法）的定型有巨大贡献，但不是孔子修《春秋》以后，所有史书就一律按照这种笔法来写了，而是要经过儒家的长期提倡，才为史家公认、采纳。所以，《保训》就是战国后期的追述作品，其中有不合“史书笔法”之处，于理也是很正常的。姜广辉先生说“查了汉代以前古籍”才得出这一结论，信如此，但今天能查到的“汉代以前古籍”，是所有的“汉代以前古籍”吗？是没有经过汉儒用“史书笔法”加工改写过的“汉代以前古籍”吗？恐怕姜先生不能证明。以此不能证明是全部的也是原汁原味的“汉代以前古籍”，来证明《保训》所记不合“史书笔法”，因而是伪书，就像用穷举法来证明太阳明天一定从东方升起，即便结论是正确的，从逻辑上说，证明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正可以反过来说，由于《保训》有不合“史书笔法”之处，说明它成文于“史书笔法”成为史书大一统笔法之前，故而它是真的。姜先生说：“犯这种错误的只能是不懂史书笔法的现代作伪者”，而他又说：“当然,今人要造出足以乱真的假简,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它需要有高技术手段(例如能通过碳14技术测定)和高知识含量(较高的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古文献学、古代史以及思想史等方面的知识),显然这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做到的,必须有若干具有高水平专业知识的人的合作,以及高经费的投入(此即所谓“三高”作伪)。虽然有这样的那样的困难,但并不意味着绝对做不到,民间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物都有,绝不可小看。”这两个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既然现代造假“必须有若干具有高水平专业知识的人的合作”，怎么又认定这“具有高水平专业知识的人”“不懂史书笔法”，犯“低级错误”呢？

二，说古代作伪，献伪《古文尚书》，尚有可能，因为这样做可能换取很大的功利，或者还有假托圣人前贤之言，取得某种话语权的意图。说今天组织三高作伪，于情于理是难以说通的。今天作伪，就是谋利，姜先生说：“近年竹简文献的价格已经炒成天价,这足以激起一些人作伪的热情。”但姜先生又说：“现代作伪者若造假,困难的可能不是让竹简通过碳14检测,也不是会认、会写古文字,并能把它设法写在竹简上,困难的恰恰是如何编出竹简的内容,并使其表述方式符合规范,其思想内涵合乎义理。”但造假竹简，为什么要编内容呢？造出与今天的传世文本大同小异的竹简，不是一样“可以炒到天价”吗？造假者、炒作者所关注的价值在于竹简的年代，而不是竹简的内容，关心竹简内容的是专家学者。站在造假者的角度，何必弃易从难，虚构内容，只要从现存的文本摘取一些，略加改动就可以了，免得一不小心露出破绽，犯了低级错误。所以，姜先生的推论，未免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结果。

之所以要对姜先生的质疑提出这样的质疑，一是因为我在顾颉刚首创的“古史辨”派文章里看到许多是以这样的思路来质疑历史的。古史辨派的观点，已经为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是错误的，但对其基本的思想方法的不合逻辑性，我未见学术界有认真的辨析，很多学者还认为这是研究历史的科学的方法。不合理性（逻辑）的研究方法怎么会是科学方法呢？所以，古史辨派的结论错误，不是掌握材料不够造成的，而是思想方法的偏执造成的。

二是因为，诚如姜先生所说：“回顾历史,在正常的科学探索和学术研究中,从不排斥‘怀疑’和‘质疑’,‘怀疑’和‘质疑’反倒可能促进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历史科学都是如此”，但作为学术研究的“质疑”和“怀疑”，必须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质疑”与“怀疑”反映了提出者的学养、知识与思想方法。像姜先生提出：“我们以为,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最重要而可靠的方法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弄清这批竹简的真实来历。如果这批竹简文献是真《古文尚书》和《乐经》等,那我们更需知道它出自哪里,给历史和后人一个明确交代,而不能再像前人那样将《古文尚书》问题弄成一笔很难理清的糊涂帐”，换言之，如果这批竹简始终弄不清来历，就只能始终存疑，不予采用，窃以为是太为苛刻了。对文物，应该是搞无罪推定。提出质疑是应该的，但质疑理由不能成立，就应该疑罪从无，认定文物是真的。要弄清来历，无疑是要被告自证无罪，这在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疑犯可能提供不了不在现场的证明，但不能因此认定疑犯就必在犯罪现场，或者要等疑犯证明了不在犯罪现场，才可以摘掉“疑犯”的帽子，恢复清白名声。而古史辨派对中国历史的质疑，很多是有罪推定。反伪科学斗士对气功、特异功能、中医药、生命全息理论的“质疑”，也是这样搞有罪推定。而这样的“质疑”、“怀疑”，不仅不能“促进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而且可能对科学研究、创新带来极大的损害，就因为这样的“质疑”、“怀疑”以“科学”的名义，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有“话语”优势。至于胡适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名为“科学”实质是伪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整理国故”，以达到使“国学”空心化，贬低乃至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的目的（详见《坛经摸象·题解》，“沈善增博客”上有），在中国学术界造成的恶劣影响，更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最后，我要声明一句，姜先生的质疑文章是按照科学研究的方法来的，使我受到不少教益。尽管我不能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因为他展示了他的论证过程，故而，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学术讨论。当今中国学术界需要这样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