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奎

                         乔健

我参加工作的最初的单位是一家街道小工厂，搞印刷，在大栅栏附近，车间是一座废弃的清真寺改造而成的，又破又烂。

大奎是厂里的书记。

我们一去，厂里就给我们办了几天学习班，学的什么，我都忘了。只记得大奎过去照了一面。他一进门，负责人让我们给他鼓掌。掌声过后，我以为他会说几句什么，比如欢迎什么的，没想到，他只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

这件事我记得十分真切，以致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并不是太好。

后来听说，他很忙，老是出去开会，在哪儿都待不住。

有一次，听几个师傅聊天儿——

一个说，“姆们当家子（说话的跟大奎同姓）还真忙，见天儿的出去开会。也不知道他哪儿那么多会？”

“这您就不懂了，当头儿的就得开会，那是他们的本功儿！”

“唉——也不易。下午我到厂部去，眼瞅着他骑辆破自行车刚从外面回来，屁股还没坐稳呢，上面一个电话又给提溜走了。”

“嘿，干什么有干什么的难处。”

“没错儿”

“还是咱们哥儿们滋润。”

“……”

大奎那时小四十了，身体不好，胖，他有血压高，得靠药顶着。说起来，一个高血压病人，整天这么跑来跑去的，也真是够呛。

但有什么办法呢？

除去在外面开会，厂里的会也等着大奎回来开。小会就甭说了，一天没有俩仨的下不来。关键是大会，一年十好几个，像传达文件、报告形势、批林批孔、学大庆、学大寨，以及每年的“五一”、“十一”、“元旦”、“春节”什么的，各种会议，都得他回来组织召开。

大奎做事认真，凡是开会，他都提前准备，他有一个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的，据说里面都是与开会有关的内容，他走到哪儿都把本子带在身上。

大奎喜欢开长会，一开就是两三个小时。都是他一个人讲。俗话说，语多伤气。每次开完会，大奎的脸上都会泛起一片潮红。懂点医道的就说，那是血压上来了。

现在想想，他真没必要把会开得那么长，工人里没几个人在那儿听的，大伙儿不是发愣、打盹儿，就是聊天儿、织毛衣，要不干脆就跑到车间大门口卷大炮去了。工人们对那些看不见够不着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白面卖多少钱一斤，冬储大白菜什么时候开卖。这些，大奎其实也都知道，所以开会时谁干什么，听与不听，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讲不讲是我的事，听不听，全在你自己。

大奎年轻时在团区委工作，喜欢年轻人。有一年春天，厂里组织青年职工到颐和园春游。厂里几个领导都说有事，躲了。但大奎没躲。中午在石舫吃饭，大奎跟我们一桌，说好了饭钱平摊（那时还不知道这叫AA制），每人两块，大奎非要出四块。负责敛钱的不要，大奎硬往人手里塞，说拿着吧，我挣得比你们多。

大奎平时话不多，不苟言笑，但私底下对人却十分和蔼。有一次，我陪一个外地来的亲戚到一家早点铺吃早点，正好大奎也在那儿，他问我，没领着（亲戚）出去玩玩？我说，没有，不好请假。大奎嗯了一声，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抬起头来说：这样，我回头跟你们车间说一声，你歇两天，外地人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好好陪陪……

唐山地震那年，厂里有几间房子的山墙被震裂了，行政科的人跑去向大奎汇报，大奎问：“（裂得）厉害吗？”

“厉害，站在屋里都能看见外面的电线杆子了。”

“这么严重啊？”走，去看看。”

……

第二天，厂里就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房屋抢修小组，一个是地震棚搭建小组（帮助有困难的职工家里搭建地震棚）。人员都是从各车间临时抽出来的。我被派到了抢修小组，负责搬砖和泥。

大奎也进了抢修小组（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日子他突然很少出去开会了）。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进来的，他一来就声明，我是来干活儿的啊，别的事一概不管。果然，那些天大奎就只管干活，别的事问都不问。他不会砌墙，只能干些搬砖、和泥的小工活。但他干得很卖力气。

打歇儿的时候，我们都累得就地一坐，喝水，抽烟，侃大山。大奎也一样，逮那那坐，每次都掏出烟来发给大伙儿。烟是香山牌的，算好烟，一般人舍不得买。有个青工，姓李，爱开玩笑，大奎发烟时，他总是先往耳朵后面夹一支，然后再拿一支点上。有一次，他忘了夹了，大奎拿了一支夹在了他耳后。大伙儿见了，乐得什么似的。

维修车间来的俩人是五七年的“右派”，俩人都会砌墙，是抢修组的主力。打歇儿的时候，他们总是坐得老远。大奎见了就叫他们：“过来，过来，这边坐，来，抽一颗。”

两个右派，以前喜欢拢一拨人谈论点儿敏感话题，偶尔也发发牢骚。一个张姓的，因为名春来，厂里人就管维修车间叫“春来茶馆”。“春来茶馆”里老有小道消息传出来，虽然后来都被证实是真的。但在当时，那些消息是不允许公开谈论的。有人反映给大奎，让他管管。大奎听了，一笑，并不说什么。有一次打歇儿，他问春来：“你这一来，‘春来茶馆’是不是关张啦？”春来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大奎没再说什么，他看着春来，光乐。

也有不乐的时候。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干活，来了个女的，二十多岁，站那儿冲着大奎就骂，什么难听骂什么，几个人过去一问才知道，是大奎的妹妹，嫌大奎没回家给他妈搭地震棚，急了。大伙儿劝大奎，赶快回去给老太太把地震棚搭了吧。你看她这闹得。大奎不好意思地苦笑了一下，撂下活儿，走了。

改革开放不久，大奎调到了别的厂，他走的时候，厂里没几个人知道。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听说。以后，有关他的消息就很少了。只知道他去的那家工厂在北京站附近，他还是当他的书记。

过了几年，有一次，听一个同事说，大奎病了。我问什么病？同事说，还是高血压，但这一次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同事说，大奎也真够倒霉的，头两年局里分房，本来有他的，但厂里一个没分上的班子成员到局里去闹，局领导就劝大奎先把房让给他，说明年局里分房第一个就给大奎。大奎同意了。可是第二年局里分房时却没给大奎，他跑去问，人家说给你打包票的那位领导已经退休了。新领导说了，“不理旧账”。也就是那以后不久，有一天，大奎去上班，刚走到二楼就晕倒了，直接从二楼滚了下来。

大奎休息了很长时间。本来恢复的不错，都准备去上班了。有一天，家里人过生日，大奎高兴，上灶掌勺想露一手，没想到菜炒到一半就又晕倒了。这一次他得的是脑溢血，没抢就过来，不久即去世了。

我最后一次看见大奎，是在虎坊路丁字路口路东。那天，我站在路边等人，远远的就看见他从马路对面朝我这边走来——他家就住在他身后的那片平房里。

他看见我时还冲我摆了下手。他走的很慢，鞋底趿拉趿拉的摩擦着地面，有些吃力。

我急忙迎了上去。

在这之前，我已听说他刚得了一场大病，身体还在恢复。可是等我站在他面前时，还是吃惊了一惊——他的头发有一半已经白了，声音嘶哑，嘴唇也因干裂渗出了鲜血……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大奎憨厚的微笑和说话时鼻子总要“吭”两声的习惯，我还记得。

大奎姓杨。厂子里不管年老还是年少，都叫他大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