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纹装饰是一种极具传统特色和丰富内涵的纹饰。如同其他原始纹饰一样，兽面纹从新石器晚期起广泛出现在玉石器、陶器、岩画石刻上。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更是与青铜礼器文化紧密结合。在《吕氏春秋·先识篇》等典籍中，兽面纹一度被称为“饕餮纹”。
　　从目前出土资料看，兽面纹最初是出现在玉石礼器上, 其中以良渚文化的玉器兽面纹为突出典型。它分为若干种形式，以具象的兽面纹与几何化的简式兽面纹并存，都以突出对称的大兽目和横列的口部为主要特征。其起源可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有专家举良渚玉文化中神人御兽的图案，推测“神人兽面纹”是从兽面纹衍变而来的。
　　从考古文献分析，一般都认为兽面纹属于史前东夷文化范畴；而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出土文物的实物却盛行人面像。所谓的“东夷”民族集团，一般指的是分布在中国东部沿海史前和上古时代的居民。东夷文化中最早的兽面纹，有出现在辽宁红山文化玉圭上的兽面纹，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简式兽面纹。两者的年代相当， 距今约5500年。1985年陕西长安张家坡17号墓出土一件玉器，上面的神人兽面纹饰介于东夷文化兽面纹与黄河中上游仰韶、马家窑诸文化的人面像之间。当时断代为西周时期，青绿色，扁平状。一面光滑无纹，一面琢出浅浮雕兽面纹。兽面上部平顶似冠状，梭形眼，蒜头鼻，长方形嘴。嘴内露出两排八枚方齿，嘴角各有一对獠牙，内侧朝上，外侧朝下。上部两侧向外卷曲的装饰，或是兽角。双耳下有环状饰物。眼睑、双颊、上唇、下颏等处，更有细线花纹。兽面颈部的下端，有斜方格纹和一对穿孔。
　　
　　这类神人兽面玉饰，在距今约4600-4000年的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六号瓮棺所出土的神灵头像上，能找到母题。神灵头像两耳上方出钩形角，口内除四颗平齐门齿外，其两侧还露出四颗獠牙，狰狞恐怖。獠牙这一形象，许多专家认为是融合了人与猛兽的双重特征。
　　
　　除了神人兽面纹饰是人与猛兽的合型，还存在从宗教与图腾等因素出发的文化解释。
　　
　　从玉雕风格看，该神人兽面纹饰与龙山文化传世的玉神人兽面纹饰属于一类风格，当属一个文化体系。仔细观察众多亦人亦兽图案化了的“神人兽面纹”的特征，无论其命名是归于“兽面纹”还是“饕餮纹”，它与兽面纹之间却有着一种明显的分辨特征：神人兽面纹的嘴部都具有对称性獠牙、形象十分凶狠；而商周时期兽面纹的饕餮形象，几乎都是“有首无身”，没有了那副被世人称为残暴、贪婪的獠牙。所以，獠牙的吉凶含义，是将使“神人兽面纹”归向人面纹饰或兽面纹饰两大范畴一个决定性的区别因素。獠牙有可能是描绘食人野兽的凶残狰狞，也可能是代表古代一些氏族社会的巫觋风俗特征。
　　
　　根据对大汶口墓葬部分入骨的观察，男性和女性都有头部人工变形与拔牙的习俗。—般是拔去上颌两侧切牙。拔牙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为“凿齿”。如《山海经·海外南经》：“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郭璞注：“凿齿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因以名云。”这说明我国古代的拔牙风俗和拔牙后安装某种獠牙具有的宗教性含义，与肖家屋脊六号瓮棺所出的玉神人兽面纹佩，同属一个时期的文化现象。
　　
　　甲骨文中没有“牙”这个字，只有“齿”字。而表示牙的是通假字“雅”。由此可推测，古人拔牙是源于对美的一种认识，是一种大雅的表现方式。从墓葬人骨所见的几种习俗拔牙，都在18-21岁之间。有专家根据我国台湾高山族、云南少数民族，以及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土著居民中尚存的拔齿风俗，推测拔牙是作为青春成人仪式的一种洗礼。从“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的文字记载中不难看出，“凿齿”应是一群部落族人，其形象特点是拔牙后再安装某种獠牙。安装獠牙应该源于对某种动物的原始崇拜，并由此形成族徽，被称为“凿齿”。他们崇拜的獠牙动物，很可能就是多产多子的野猪。人相信动物或者象征神器的物品，都是有灵魂的。对于比自己强大凶猛的动物，必然地产生了畏惧的心理，并由畏惧演生出崇拜。神人兽面纹饰玉雕件上的獠牙位置，正似将野猪的獠牙修整后装在人的缺齿部位。由此推测，这种装饰是古代先民希望通过对半兽半神的动物崇拜，达到人与神灵两者之间彼此的沟通，进而得到神力庇佑族人的作用。
　　
　　图腾，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既是原始社会的产物、一种文化形成的积淀，同时也代表着一个族人的徽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部落的人为避免近亲繁殖，就有了同部落的人“别婚姻”的规定。古代先民将图腾以徽识的方式做成玉雕件，由族人的领袖佩带，也就成为了氏族的“族徽”。图腾微铭文化为中国文字奠定基础的同时，也是人类逐步认识到近亲繁殖危害的开始，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由此可以说神人兽面纹应该是野蛮向文明状态转变的一种见证物。
　　
　　神人兽面纹饰的基础是宗教巫术，与当时原始社会人们所信奉的予人祸福的原始力量，以及对于大自然的畏惧紧密相连，属于“祭祀性艺术”。这种“神徽”化的饰物，成为当时人们思想中的圣物。它在新石器晚期文化中，是具有沟通天地神灵作用的图腾。受先民顶礼膜拜。商周文明在神人兽面纹饰演进上，与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之间存在某种承继的关系。但商周文明中的“巫”，在统治阶层中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神人兽面纹饰本身所带有的强烈宗教色彩，伴随着“巫”的地位衰落，留下的是神人兽面纹饰本身以形写神，气韵生动、充满神秘色彩所产生的静态美与内在精神美。在商周青铜纹饰中,常见对称的二虎纹或龙纹，拱咬一个兽面或人首的图形，这证明人面纹与兽面纹是同属关系，可以互换的。《且甲鼎》的徽铭在其对称的双虎纹中间, 已用金文“王”字取代了兽面纹或人面纹。这一事实，给人兽面纹象征神圣王权的观点，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证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神人兽面，经历了原始礼俗崩溃的阶段，成了更为抽象的纯粹装饰图案。如用于不同材质制作的具有象征性、图案化的兽面铺首，它已由其母题的宗教内涵，突破并有所创新地开始向纯艺术的装饰物过渡。
　　 研究神人兽面纹玉佩，给我们一种启示；中国原始艺术充满着宗教气息，尤其是中国古代玉器上的某些艺术纹样，往往明显地带着浓厚的宗教意味。我们面对它的时候，不要局限于前人的程式化说教，而停止了自己的必要思考。如果潜心研究它的话，我们将为自己打开另外一扇窗。使我们感悟到，先民的智慧和中国古老的文化习俗中的传统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