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站住，包打开我看看是啥东西？”前天上午，郑州的刘先生和朋友当街被3名警察要求检查其电脑包，并要求刘先生证明电脑确为其所有，刘先生感觉隐私权受到侵犯。对此，相关律师表示，警察可以在公共场合检查私人物品，但尺度掌握不好就有侵犯隐私之嫌。（ 5月6日《大河报》）

执行公务的民警当街检查行人的物品并不违法，但需要出示证件，更需要迅速解决。但正如刘先生的遭遇一样，派出所的言论却是有权是形迹可疑的人搜查。一个“形迹可疑”可谓漏洞百出，这无疑会让人想起在“文革”中一切，民警对于那些深夜在街头的人盘查不已，好像在这个时间点出没就是不安分的人一样。王小波在其作品中有颇多着墨，夜晚出来有可能是坏分子，但只要不犯法就是安全的人，对这样的“形迹可疑”的人进行盘查，无疑就是有罪推定的延续。

尽管，警察有权力在公共场所进行物品所有权印证，但在对含有个人隐私物品进行印证时，警察须先出示证件，不能对有实质性内容的物品进行检查，比如检查电脑，警察一旦打开文件夹，浏览文档或图片等实质性信息时，就涉嫌侵犯被检查人的隐私权。所以说，警察的权力不能侵入公民的隐私权利中去。如何掌握这个边界乃是一个问题，比如盘查是警察的权力，而如何才能保证不侵犯隐私呢？这又是一个度的问题。而所谓的“形迹可疑”更是一个明显带着有罪推定的假设，是公权力侵犯隐私权埋下了隐患。

可以说，公权力诸如警察的盘查权到底如何掌握这个度很重要，犹如一个自由裁量一样。有的人将其视作一种权力，看见所谓的“形迹可疑”的人就进行随意盘查，那就很容易侵犯到公民的权利。让公权力的领域处于阳光透明的状态，让公民权利处于受保护的状态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有的状态。否则，一旦“形迹可疑”就要进行盘查就走向了事件的相反的一面去。因为“形迹可疑”是标准很模糊，最容易给权力的泛滥留下“死角”，更可怕的是“形迹可疑”是一个很随意的概念，没有确定的标准。其中的度完全依靠警察自己掌握，这一点就显得很不可靠。（文■王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