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起，杭州市在3月初开始的城市道路严重交通违法集中整治的基础上开展“风暴行动”，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管重罚，重点针对车辆及行人闯红灯、酒后驾驶、违法停车、超速(飙车)、违反禁令标志、违法使用公交专用车道、路口违法穿插排队车辆、行人过路口不走人行横道等8种重点违法行为。据了解，自 3月1日起浙江严管严惩8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以来，全省已经处罚8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109979起，其中非机动车、行人闯红灯8283起，行人过路口不走人行横道1622起。（3月22日 新华网）

“中国式过马路”的根源何在？它源自国人对于规则意识的漠视，而之所以“凑一伙”也深深隐藏着打便车和法不责众的潜意识。所以，如何树立起规则意识乃是解决“中国式过马路”的根源所在，否则，都将是隔靴搔痒的花架子。尤其是罚款更是如此，且不说罚款本身不能奏效，只能逞一时之快，罚款的执法更是让人怀疑是否公平公正公开。

因为依靠罚款解决“中国式过马路”的尝试不是北京先例，石家庄推出的“惩罚前三”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且，安徽省通过了修改后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办法规定客运企业不得聘用吸毒人员、超时驾驶屡教不改将问责运输单位、将行人闯红灯罚款提高至50元。深圳市也拟提高闯红灯行人的罚款额度，可见，国内试图解决“中国式过马路”可谓罚款新招频出，但效果不佳，关键不在于罚款，而在于执法。

国外的例子最可以说明这一点。在新加坡，行人第一次闯红灯，罚款200新元，相当于1000元人民币，第二次、第三次再闯，最重可判一年监禁。在美国，各州都对乱穿马路者进行罚款，更重要的是所受处罚将会记入个人信用档案，且终身不能抹去。在德国，闯红灯者购物或买房时不能分期付款，并且贷款利率要远比其他人高，因为闯红灯的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是非常危险的人，生命随时不保。不仅是处罚本身，更重要的是严格的执行程序和公正执法，有法必依。

当然，除了执法必严外，交通信号灯的设计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国外机构研究发现，人们在红绿灯处等待90秒钟是极限，超过这个时间就会有闯红灯的冲动。但北京市的红绿灯最长等待时间超过了4分钟。国内许多城市都有超长的等待时间，无疑也助长了行人的忍耐极限超标。假如在合理的等待时间内，行人依旧我行我素的话，便真正需要依靠严酷的刑罚解决这样的矛盾，但是，规则意识的培养远远不是仅仅来自于严峻法律和罚款金额。

罚款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下下之策罢了，各地的尝试已经证明效果不佳。这中间隐藏着执法的困境也深藏着解决问题的简单思维模式。如果不将“中国式过马路”的根源寻找到并对症下药的话，任何的手段都将付诸东流。而规则的培养关键是靠教育和制度约束，这种教育和制度约束来自于先天和后天的环境，从天而降的一种希冀突变的罚款只能是“一阵风”，“中国式过马路”将依旧。（文■王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