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电影能够成功，剧本占据重要的地位。盘点他的影片，《活着》改编自余华，《红高粱》改编自莫言，《大龙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这些电影，无论是关注底层和历史断代都可以说是成功的，奠定了他在电影节的权威地位。但从《英雄》开始的所谓商业片模式的大场面大制作便开始一路下滑，除了其中的色彩可圈可点之外，基本乏善可陈。尤其是《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当电影和商业结合，或者是电影成了商业的婢女的时候，诟病便会随之而来。但《金陵十三钗》似乎在悄悄发生变化，它正在试图重拾张艺谋的早期时代。

造势，似乎成为贺岁片的必用利器。从拍摄之初，《金陵十三钗》便不断道出其中的玄机。聘请奥斯卡得主克里斯蒂安·贝尔担任男主角，玉墨的饰演者倪妮更是爆料出《我和贝尔演床戏》，抓人眼球，勾人魂魄。其实，这些都是朝着票房去的。但从影片本身看，尤其是其中人性之善战胜人性之恶的时刻，微弱的光明对抗者漆黑的暗夜，柔弱对峙着强暴，可以用编剧刘恒的话说，这部影片就是为了展示善战胜恶的，这种战胜不是数量上的而是在关键时刻从个人身上迸发出来的善的因子。

秦淮河畔，总是离不开胭脂粉气。妓女们也曾是男权社会中被广为诟病的，她们低贱，卑微，不入主流。但在关键的关头却挺身而出，舍生取义。重现了晚明时代妓女殉国的壮烈。从这里用原著者严歌苓的话就是，她们跪着原谅了世界。尽管，其中有着点到为止的床戏，但此刻，床戏也仅仅是花边，主流一下子成为残酷环境下个人状态的真实再现。如哈姆雷特的疑问：活着，还是离去，这是一个问题。也如孟子所言，身和义不能兼得的时候，只能舍生取义也。其实，不仅仅她们，那几个伤兵也有着如此的表达，更是视金钱如生命的假神父也如此。

当然，除了正面的声音，也有负面的评价。著名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便撰文指出张艺谋的模式是情色暴力民族苦难爱国主义。这样的批评可见是过了。电影之谓电影，仅仅是一种艺术的形式，除此之外，也是一种商业形式。试想，没有投资方便没有电影本身。我们不能再空中楼阁中去谈论电影的发展。从这一点，《金陵十三钗》能塑造出这样的形象，能将善战争恶的场景再现已经难能可贵，再多的便是苛求。否则就是一种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径，任何电影都希望获得票房的成功，这原本就未可厚非，这本身也不是评论一部电影的根本落脚点。

可以说，《金陵十三钗》也在颠覆着传统的思维模式，那种二元的模式。从孩提时代，被灌输的或者自己的的直观便是希望电影中有着好人和坏人之分，希望电影的结局是好人战胜坏人。但是，具体到一个人到底好坏乃很难界定，不能简单化。如那个假神父一方面视财如命，一方面视死如归。那群妓女一方面飞扬跋扈，一方面舍生取义。凡此种种也应该将看做是影片的一个贡献。对于那种主旋律电影的价值观颠覆无疑也将是致命的。

战争片能拍成这个样子绝非易事，在一个狭小的教堂内，空间的局促会让人物窒息。但影片进行了很好的整合，将各种事情一件一件剥离，顺理成章。不由想起《紫日》中的三个人的遭遇，其实，这也是战争片的逻辑。也是《西线无战事》，透露的都是细节上人之谓人的生命体对于战争的感知。当然，《金陵十三钗》的重点不在此，不是关注战争，而是侧重于人性，尤其是那些长期没有被关注过的风尘女子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