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传入日本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比较广为人知的传说是，在日本的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年），日本派出了留学生吉备真备（公元693——755年）到当时中国的唐朝来学习中国的文化，顺便他也学习好了中国的围棋，并把围棋带回到了日本。从此日本开始有了围棋。（此说法在中国的有关史书上有比较详尽的记载，所以本文也采用了这种观点，但是关于围棋到底是什么时间传入的日本和什么途径传入的日本，始终没有明确的结论，本文把有关围棋流传的探讨介绍给读者，希望引起读者对此问题的兴趣。另外中国围棋历史上也有许多疑案，现在还没有定论，本文也略略涉及）。这个说法大约是在围棋流行的日本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中期出现的观点，但是有许多疑问之处。因为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公元707——770年）同赴中国，具体的年份是日本元正天皇的灵龟二年（公元716年），而在此前的日本史书《续日本记》中，已经有了模模糊糊关于围棋在日本的记载。

http://s8/bmiddle/82f15d65t792e63ed4d97&690      有关日本的历史，很麻烦的是日本出现文字的年代比较晚，最早有文字可查的历史是在公元５７年，倭奴国王向中国东汉的皇帝进贡，东汉光武帝赐封他为“汉倭奴国王”并给了他一枚刻有“汉倭奴国王”字样的金印。在此之前，日本是连文字都没有的，自然关于日本和中国的交流在日本的历史书中是无法查找的，更谈不上考虑围棋何时传入日本的问题。

http://s2/bmiddle/82f15d65tbbcfeade1d11&690    日本人目前比较肯定的说法是：围棋在公元４——６世纪，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和中国的佛教、天文等华夏文化一起，经过朝鲜（新罗、百济、高句丽）传入日本的。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里，珍藏着三个围棋盘和数副围棋子，棋盘是紫檀木和桑木做成的，棋盘上的１９条横竖交叉的线是用白色的象牙刨成细条镶嵌而成，做工相当复杂。据日本人考证，这些棋具都是百济国（朝鲜）送给日本圣武天皇（公元７２４——７４９年）的贡品。它们和日本镰仓初期画师勾绘的吉备真备与唐朝棋手对弈场景《吉备大臣入唐图》都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国宝。

   上述说法和日本珍藏的围棋棋具，反过来有利于澄清多少年来中国人自己的一件糊涂围棋官司。

http://s6/bmiddle/82f15d65t792e64a5f2c5&690      从目前已收集到的资料看，中国保存最早的围棋实战对局是东汉末年孙策和手下谋臣吕范的的一局仅存４３着棋局。见载于宋本《忘忧清乐集》。此书是南宋御书院棋待诏李逸民重编，成书约于公元１２世纪南宋初。扉页引用了宋徽宗（赵佶）的诗“忘忧清乐在枰棋”语，作为此书书名。书的第二部分为收集的实战棋谱，第一局就是“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三国志·吕范传》中有如下记载：建安（公元196——220年）初孙策诏吕范对弈。但是《三国志》里并没有棋谱，那么到了南宋李逸民是根据什么把这盘棋的经过编进他的《忘忧清乐集》里就不得而知了。由于“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和古代的有关文献记载的不相符合，所以到了明清时期就有人对“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提出疑问。根据邯郸淳《艺经》里的明确记载：“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用今天的话说——围棋盘横竖17条线，有289个交叉点，白子、黑子各150个。按说有了邯郸淳《艺经》为证，就可以作出“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是后人伪造的结论了。但是根据考证学的常规，仅有孤证是不可以作为定论的。何为“孤证”，就是仅仅有一个证明。除了邯郸淳的《艺经》外，中国的古代文献里竟然就再找不到第二处关于围棋是横竖多少条线的明确记载了。明朝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清朝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二人在他们的著作里都以邯郸淳的《艺经》的记载为根据，对李逸民的《忘忧清乐集》关于孙策诏吕范对弈的棋局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是后人编造的。由于上述二人的观点依据的是同一个证明材料，所以也有人对胡、钱的看法表示反对，认为他们的观点取自孤证未免太绝对。

http://s2/bmiddle/82f15d65tbbcff7d27dd1&69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关于“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的真伪之辩有了新的证明材料。在河北的望都挖掘出了汉代墓葬的陪葬品，其中有一石头制作的围棋盘，明明确确刻画着横竖17条线。与邯郸淳《艺经》里的记载是完全一样的。稍感遗憾的是，这次出土的棋盘没有办法考证出具体年代——是孙策之前的还是孙策之后的，这直接关系到了上述疑案的结论。

    1975年4月在山东的邹县挖掘出了西晋时期的墓葬，根据从墓里挖出的墓碑确定：墓主刘宝，卒于西晋永康二年（公元301年）。墓碑铭文如下：“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领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关内侯、高平刘公之铭表，公讳宝，字道真，永康二年，墓志铭。”从墓里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具，更为珍宝的是第一次出土了一副完好的围棋。过去虽然也出土过围棋，但都不整齐，零散杂乱，不是白棋多了十几个字，就是黑棋多了许多子，总之难以判断完整的一副围棋到底有多少棋子。而刘宝墓中的围棋看上去一目了然，黑白共289个，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灰色的陶制盒子里。这副围棋明确无误地告诉后人直到公元301年西晋时期，中国的围棋还是17道的。这也为自明朝就开始的关于孙策诏吕范对弈棋局真伪之辩划上了句号。文字的证明有孤证与否之说，文物就大不相同，事实作依据，一件就足够。

http://s12/bmiddle/82f15d65tbbcffa05dccb&690    日本流传下来的棋盘都是19道的，现在日本方面比较确定的观点也认为围棋传向日本，是比西晋晚至少100年以后的事情，如此就和中国的出土文物及历史记载大体一致了。

    至于围棋什么时候从17道进化为19道，到现在为止尚找不到明确的文字和文物依据，也许以后会有新的出土资料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围棋从17道进化到19道，应该是个渐进的过程。以目前的足球来说，它的比赛规则也是在不断的完善之中，通过比赛发现了新的问题，不利于比赛的公平和精彩，于是就有人提出了修改的意见，意见被采纳了，足球就又进了一步。以今日之规律设想古人之行事，应该有相通之处。根据现代人的研究发现，围棋定为19道，在取势和取地的围棋的两大矛盾中最为合理折中，如果是17道的围棋，明显大家都爱取地，如果改为21道，明显取势的人占便宜，那样都将使围棋的棋艺趋向简单，所以自南北朝起围棋定型为19道，至今1500年过去，人们经过实践检验，认定19道的围棋最科学合理，所以就再没有改动。为什么说围棋的19道开始于南北朝，有敦煌出土的《敦煌棋经》为证，“棋有三百六十一道，放周天之度。”《敦煌棋经》据考证为南北朝后期北周时代的作品。

    日本没有17道19道之争论，说明围棋传到日本时，已经是确定的19道了，这给日本人不少方便。也给日本人改革围棋创造了条件，日本人在充分掌握了围棋的精神以后，在德川幕府初期日本人取消了从中国学去的，对局以前先固定四个势子（古代中国的围棋，在开局之前要先在棋盘的4个角上分别摆上黑白各2个棋子，然后双方再开始随心所欲的喜欢下那就下那，那固定的4个棋子被称为“势子”，也叫“座子”。）的旧框框。这一打破势子布局的革新，极大地推进了围棋的发展，也使的围棋在日本逐渐兴盛起来。从德川幕府时代（相当于我国明末清初时）开始日本有了“棋所”——官方为背景的专业围棋机构，这为围棋的普及、提高创造了空前的有利条件。日本人认为在此前后，中日两国棋手的水平已不相上下了。更有日本人言之凿凿地认为：那时日本的围棋水平就已经超过了中国。然而无论怎么说，都只是“关公战秦琼”式的打嘴仗，因为自唐朝以后中日棋手之间就没有较量过，所以有关强弱的争论都是瞎争。唐朝时中日之间的围棋较量，中国的有关书籍记载了很有意思的一段逸事。

    唐僖宗光启年间的进士苏鹗著有《杜阳杂编》，书中记载道：“大中中（唐宣宗李枕年号，公元848年），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馔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皇帝命令）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楸玉棋盘），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珍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不用区分），自然黑白分焉，冬暖夏凉，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状如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由于紧张，汗把手都弄湿了）凝思，方敢落指，则谓之镇神头，乃是解双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语鸿胪（礼宾官员）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第一国手矣。王子曰：‘愿见第一’。对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

    对于这次有书记载的中日间第一次围棋交流，后人并不完全认可，日本人大约认为自己国家的王子输给中国的待诏，面子上有些下不来。有日本史学家说：“文德天皇朝（相当中国唐朝的大中年）并无谴王子来华之事。”但是，《旧唐书·宣宗纪》明确记载说：“大中二年三月已酉，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 苏鹗的《杜阳杂编》成书距大中二年不过晚三十余年，顾师言与日本王子的比赛，很可能是苏鹗小时候发生的事情，苏锷没有亲见有可能亲闻，成进士后把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记载了下来，也未可知。中国历朝历代还没有人对他的《杜阳杂编》产生疑问。

    中国与朝鲜的交往也是从汉朝就开始了。当时朝鲜尚分成许多部落，主要部落有高句丽戚、韩等部。汉光武帝时，高句丽王派使者来中国，带回乐器、衣冠、服饰、书简等。戚人与汉人杂居，受汉人文化影响更大。韩又分为马韩、辰韩、弁韩三部分。汉光武帝时，马韩就已经开始受汉王朝的节制及各方面的影响。后来，在马韩的故土上建立了百济国，在辰韩、弁韩的故土上建立了新罗国。在《北史·百济传》上，有“百济之国……尤尚围棋”的记载。百济在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最为密切，所以围棋应该是先传入百济国。然后再在朝鲜半岛流传，《旧唐书·高丽传》已有“高丽好围棋之戏”的记载了。朝鲜的围棋棋盘也是纵横19道的。

    公元七世纪以后，新罗逐渐统一了朝鲜半岛，多次派谴唐使来中国学习中国的典章和文化。围棋在这一时期在朝鲜已相当普及。《旧唐书·百济传》载：开元二十五年，新罗王卒，唐朝特派左赞善大夫邢熟（？寿）摄鸿胪少卿，前往吊祭……又闻其人多善弈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杨季鹰为（？寿）之副。（？寿）等至彼，其国棋者皆在季鹰之下，于是厚赂（？寿）等金宝及药物等。”足见围棋在朝鲜已经有了很高的地位，非常受上层的重视。

    经过中国、新罗棋手的相互交流切磋学习，新罗也出现了不少围棋好手。唐末诗人张乔《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一诗，就写的是新罗优秀棋手朴球即将回国了，做为诗人的好朋友，马上就要离别，诗人追忆了他在围棋方面的成就，并感叹他回新罗后由于再没有了围棋上的对手，生活将会变得单调，所以不胜伤感。朴球曾在中国居住多年，并担任了唐朝政府的棋待诏。

    围棋在明代以前，就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慢慢传入东南亚各国。据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记载：“三佛齐国俗好……弈棋”，三佛齐国即今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葡萄牙航海家门德斯·平托在他的《费南·门德斯·平托航海记》中说：十六世纪时，葡萄牙航海人员曾在日本学过围棋，并将它带到了欧洲。如果这话可靠，则那时欧洲已有围棋。

http://s11/bmiddle/82f15d65tbbcffd7b185a&690    目前，欧洲，北美等国家和地区都已经组织了各种规模的俱乐部。就拿离中国最远的美国来说，也已经每年都搞全国性的业余围棋比赛了。中国的著名专业棋手江铸久还曾在美国居住多年搞围棋的普及工作。日本、中国的职业围棋比赛也都曾把比赛地点设在美国，期望借此机会推动围棋在美国的开展。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是围棋爱好者，多年前曾在文章中拿围棋来说明他的观点。

http://s1/bmiddle/82f15d65tbbd0003c4670&690    继英国、法国的业余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以后，前苏联的围棋代表团一行五人也曾于1989年8月到中国访问。他们在和北京市业余5段以上高手的比赛中是4败1胜，说明他们的水平还比较低。据这些前苏联的棋手说：苏联的围棋活动起始于20世纪的50年代，是一位在苏联工作的中国专家，先教会了一部分他周围的苏联同事，然后一点点普及开来。现在已经有了全苏的围棋协会。根据他们的统计全苏联有三万围棋爱还者。尽管围棋水平不高，但是爱好者的素质都不低，大多是专家，博士等高学历的人士。他们都会下国际象棋，接触了围棋以后兴趣就转到围棋上来了。

http://s10/bmiddle/82f15d65tbbd002f2b299&690    围棋向亚洲以外的国家传播，前苏联的方式是比较典型的——个别人出于自己喜欢，教会了他周围的人，然后象墨迹一样慢慢地扩散。但是这种传播方式由于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多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围棋的传播过程，很值得研究，为什么在日本取得了极大得成功，甚至比它得母亲国还兴旺发达；围棋在韩国现在也是空前活跃。但是在其他国家尤其欧美等国家，也已经经历了不少年头，虽然也出现了个别人专门到日本当职业棋手，他们中的佼佼者还达到了日本高段棋手的水平，可是从整体看，和亚洲中、日、韩比起来则属于刚刚起步的初学阶段。

    是围棋自身的魅力不够吸引人吗？《围棋天地》曾经报道了这样的一件逸闻：

    爱德华·拉斯克是德国人，1885年出生于德国。是国际象棋大师，曾五次获得过美国公开赛冠军（1915年前后），他去世于1981年，在临去世的前四、五年他向友人讲述了他学习围棋的经历。

    1905年，他是柏林大学电机工程专业的学生。一天他看到了一本旧的德文杂志，上面登着这么篇文章：《Des Go Spiele,ein Konkurrent des Schachs》（中文，“围棋：国际象棋的竞争对手”）他一看题目就产生了兴趣，通过文章他掌握了围棋的基本技术。如此学会的围棋显然不可能充分了解领会感悟围棋妙不可言的意境，不久他放弃了对围棋的钻研。又不久，他在一家咖啡厅捡到了一张日文报纸，那上面竟然刊登着围棋的图形，他大吃一惊，原来围棋居然也在报纸宣传，说明围棋在日本的地位和国际象棋在德国的地位是一样的，他和朋友把这报纸拿回家研究起来。报纸上围棋的实战谱他们逐渐明了一些，才发现围棋里真的可能包含着深奥的战略战术，其复杂多变绝不亚于国际象棋。于是他和朋友更对围棋有了兴趣，经过多方寻觅，他们在学校里找到了位来自日本，名北田安五郎的留学生，一问才知道，在日本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会下围棋，北田当然也不例外，这两个德国人在北田的指教下围棋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一年后北田就不在是对手。大约1907年，这年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伊曼纽尔·拉斯克博士回到德国。两位拉斯克认识以后，前者就将围棋教会了后者，后者一学马上就感觉到了围棋魅力，他说：尽管围棋形式简单，却蕴涵着精深的战略与战术变化。也就一年，后来的拉斯克的围棋可以让北田两个子了。不久，北田说要从日本来一位围棋大师，这三个德国人非常感兴趣，希望能会会这位大师。北田说大师可以让他们每人九个子，三个德国人半信半疑。等真的摆上了九个子，在德国人看来棋盘上好象都布满了自己的棋子，但结果还是被日本来的大师杀的大败，黑棋几乎都没有什么活棋。从此，爱德华·拉斯克就特别向往到日本和更多的围棋高手交流。1911年初，爱德华·拉斯克在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当工程师，于是三番五次向上司要求到日本去工作，因为他的英语不行就没有成行。但是，1951年在美国的芝加哥，来访的日本专业围棋六段福田正义和爱德华·拉斯克下了一盘让六子的棋。1953年，日本围棋杂志《棋道》刊登过日本业余三段古贺孝让爱德华·拉斯克二子局，爱德华·拉斯克大败。

伊曼纽尔·拉斯克对围棋有段评论，他说：“国际象棋是一种仅仅局限于这个世界的游戏，而围棋则有些不象是从地球上诞生的。如果哪一天我们发现有一种天外文明和文明玩同一种游戏，那一定是围棋，决不会有疑问。”

    如此执迷围棋的欧洲人肯定不止三、五个，他们对围棋的追求和对围棋的见解可以说也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但是直到现在，围棋除了亚洲地区盛行，在世界其他地方还真的象天外文明一样不能被他们所特别接受。由此可见，权力部门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围棋文化的传播无意中充分证明了这点，为其他任何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这点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但也是十分难得的宝贵经验，做为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