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吃”文化

以“衣必精美、物必丰盛、人必礼学”自诩的我泱泱华夏之子民，彼此见面的第一句话居然是问吃：吃了吗？——吃了。吃饱了吗？——吃饱了。对此我一直深感困惑。忽一日闻吾土西鄙之印度，每年死于蛇者达二万之众，故彼方人氏彼此见面的第一句话必定是：“有蛇吗?”始乃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平心而论，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孵化了原始人对吃的崇尚，本身并不算悲剧；只有当这种对吃的崇尚日甚一日地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代代相承，发扬光大，悲剧才真正拉开了帷幕。

中国传统年节便是这悲剧的一个缩影。除夕之夜，全家围坐而吃，美酒佳肴，倾其所有；随着三阳开泰，一路逢节而吃，其乐融融：三元吃长寿面，上元吃元宵，端阳吃粽子，中秋吃月饼，重九吃糕，腊八吃粥……一时间，男女老少各色人等无不卷入吃的漩涡。“吃”作为年节特定涵义的载体和年节活动的轴心，早已被国人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吃的过度崇尚，对于古代茹毛饮血的先民来说也许理所当然，对于旧中国食不果腹的劳苦大众来说也许无可厚非，对于尚得温饱的贫困地区人民来说也许情有可原，然而对于以拥有可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自诩的我们，则又意味着什么？

而这种可怜的文化现象又岂独年节为然哉？“吃”之对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渗透更可谓无孔不入，有加无已。

且略举数端。

上古时代的先民为了表达口味之美，造出一个会意的“美”字。《说文解字》曰：“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大则肥而味美。引申为声色之美。如《左传·二十八年》：“娶妻而美。”又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见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引申为才德之美。如王勃《腾王阁序》：“宾主尽东南之美。”一个“吃”字，成了中国美学的滥觞！

据《左传·庄公十年》记载，身为一介布衣的曹刿欲求见鲁庄公以解救国难，遭其乡人非议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而据《战国策·齐策》记载，“贫乏不能自存”的冯谖寄食孟尝君门下，则因“食无鱼”而发出“长铗归来兮”之慨叹。“肉食者”，位高也；“食无鱼”，位卑也。一个“吃”字，成了森严的等级标志！

《礼记·昏义》曰：“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把一个瓠分为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执一瓢而酳(用酒漱口)，谓之“合卺”。结婚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吃——难怪民间称“入赘”为“合吃”！一个“吃”字，成了全部婚姻的起始和归宿！

不幸的是，这种对吃的崇尚至今仍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念、等级观念和婚姻观念。

再看“吃”在语言文化中的魅影。仅以现代汉语中用“吃”的比喻义构成的词语为例：关乎“吃得”与“吃不得”的就有“吃得开”、“吃不开”、“吃得消”、“吃不消”、“吃得住”、“吃不住”、“吃得准”、“吃不准”，还有“吃不了兜着走”；单与“醋”字搭配的就有“吃醋”、“吃飞醋”、“吃干醋”、“吃寡醋”；其他诸如“吃香”、“吃苦”、“吃亏”、“吃罪”、“吃赃”、“吃败仗”、“吃官司”、“吃回扣”、“吃闭门羹”、“吃粉笔粉”……更是五花八门，令人瞠目结舌！

毋庸赘述，已足够抛砖引玉了。

然而，悲剧并不就此止步！

当中华鲲鹏抖落数千年历史尘埃举目长空奋力振翮之际，那些“继往开来”的“华夏儿女”们，也开始把“吃”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幽灵载歌载舞地推上比传统文化更为海阔天空的中国当代现实社会大舞台。可谓“天下攘攘，皆为吃往；天下熙熙，皆为吃来”。

“吃”，成了名利场上攻城略地无坚不摧的利器。求人者请吃！被求者吃请！而且吃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已不足以显示其“派”，最后居然吃起人民币来了——邓晨曦的报告文学《中国穷吃》就写到在饺子里包人民币的新鲜事。更有甚者，竟以金戒指为水晶包馅子！真令我辈孤陋寡闻者大开眼界！

然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知从何时起，“吃”由“吃私”悄然蜕变为“吃公”，且美其名曰“饭局”，使宋代文人发明的这一汉语言与吃文化完美结合的词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拓展。饭局，成了八小时内外堂皇冠冕的工作需要。君不见，诸如深圳某警长休息时间义赴饭局豪饮洋酒被因公牺牲申报烈士之类的天方夜谭早已不是天方夜谭！

公款吃喝到底吃掉多少纳税人的血汗钱？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从严管理，但红头文件始终管不住人民公仆中的饕餮之徒。仅据《新华每日电讯》2007年8月6日报道，全国公款吃喝一年开支就已超过3700亿！

呜呼！中国人以食为天，胼手胝足、薪尽火传而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难道就这样一朝断送在“吃”上？难道这就是我泱泱华夏民族的宿命？

我不敢逆料国人彼此见面的问吃还会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比如：“有饭局吗?”“今天你腐败了吗?”)不过我倒很想学学衔微木以填沧海的精卫，对着我的十三万万同胞作十三万万次呼吁——让我们见了面，彼此道一声：“你好！”或者，干脆像中规中矩的德国人，彼此互问：“你守规矩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