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新课程研究》2018年08期。

高中语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的呈现

       讲“传统文化”绕不过一个前提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化”？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界定和解释，然而罕有世界公认度较高的准定义。仅举两例参考，十七世纪德国法学家普芬多夫提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事物以及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事物的总和。”十九世纪英国文化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生活里所得到的一切能力与习惯。”笔者尝试给出一个简单直白的理解：与纯粹的“自然”概念相对，凡是注入了人类社会活动要素的事物都属于文化范畴。社会活动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文化中也难免会有本来是“自然”性质客观存在的载体。

       传统文化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自身也是在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前行的车轮不断地发展变化，有丢弃也有创新，必然地打上了各个时代的深深烙印，因而就难免消极要素甚至糟粕。传统文化史料极其丰富、精深，今天学校对未成年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必须要弘扬那些先进的、科学的、优秀的部分，这对教育工作者的辨识取舍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可否认，现在中小学校进行的一些所谓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中，还难免夹杂着一些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信息和材料，是我们应当保持警醒的。目前中小学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使用的教学材料，多有启蒙教育的“三百千千”、《弟子规》、《笠翁对韵》、古诗词文汇编、“四书五经”摘句甚至《二十四孝》等。部分学校开发了冠以传统文化类名目的校本课程及教材，部分社会机构编写了针对中小学生的所谓传统文化系列读本，内容上不外乎这些东西的拼凑和选编，质量参差不一，错讹之处多有；而且仅仅依靠这些内容传承传统文化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传统文化也绝不是仅仅从“四书五经”中摘录出的几则章节片断。

       一、高中生是否需要文化专题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多余，其实非常有代表性。增设传统文化课程客观上给高中学生增加了课业量，不是减负而是增负。这对于部分片面地紧盯子女考试分数、目标完全惟一直指高考的家长而言，恐怕不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是高中生确实需要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别阐述。

       立身处世的切实需要。从学生自身全面健康发展而言，高中是接受基础教育的最高阶段，学生们要在这里度过18岁这个标志性的年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法律界限，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绝大多数人学习、工作、生活在大陆社会环境之下，如果缺乏关于这片土壤上传统文化的相当知识积累和储备，可以确定会在多个方面、屡屡面临一系列的碰壁和被动。

       国家课程标准的规定内容。2017年底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多次明确强调文化学习的重要性：“语言文字的运用体现时代的发展状况和人的文化修养，语文课程应该引导学生自觉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精华，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与传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解和借鉴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拓展文化视野，增强文化自觉，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文化，防止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等。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提高学生整体文化修养、帮助学生形成健康向上的人生观方面，高中语文课程有这个独特优势、也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这一优势，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一代高素质接班人，任重而道远。

       新一届国家领导班子的格外重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颁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中小学各学科课程要融入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发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将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任务，逐步落实课程标准修订和课程开发工作。时代发展对未成年人的传统文化教育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二、单独编写传统文化读本

       既然是传统文化的专门知识读本，建议设计成为有相对完整体系、涉猎相对全面的专辑，诸如物质形态的衣着饮食、日用器物、建筑园林、车马舟楫、诗文典籍、书画金石、工艺成品、古迹名胜、碑碣雕像等等，非物质形态的神话传说、风俗民情、科举职官、音体美戏、宗法伦理、刑名法律、宗教礼制、天文历法等等。相对全面也并不是一定要面面俱到、不分深浅繁简。针对高中生的学习需求，还要有一定的选择范围，深浅适度、深入浅出，必要的知识点能够图文并列，符合高中生的认知水平和规律。

       要充分考虑到读本进入高中课堂的合法途径，可以考虑以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渠道切入，当然这会涉及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问题。至于读本的篇幅和规模，可以适当参照高中的课时安排。每周1课时，可以按照每个学期一册15个课时定量，也可以按照每个学年一册25—30个课时定量。当然，这个读本也不见得全都占用校内课时，留作学生们的语文课外辅助读物也是大有裨益的，学生们的相关疑问困惑可以课外跟教师单独交流解答，问题较为集中的知识点可以在课上集体研讨解决。

       同时，对于读本参与编写人员自身的知识储备、教科研能力、学术水平要高标准、严要求。兼具多能的人员最理想，或者编写队伍组成要涵盖以上几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如果只是简单地从网络上、他人著作等处搬移过来印刷成册，这样的实例不少见，则实在不必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学生们完全可以自己在课外时间完成信息的搜集学习。尽管包括文化资源在内客观上不可能完全地由编写人员彻底“原创”而来。

       三、现行教科书中增设独立单元

       按照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在高中6册语文教科书中分别增加独立的传统文化知识单元，具体内容编排最好结合或者靠近教科书的单元教学主题，适当照顾到学生的认知接受规律。如果这项改编工作能够与即将到来的高中语文教科书修订工作结合在一起，那将是较为理想、便利的途径。否则，依照国家教科书管理文件政策，非官方审核批准的组织和单位无权擅自变更国家课程教科书的内容。如果教育部对高中阶段编写教科书的申报审查完全向社会放开，充分准许社会各机构单位自行组织编写教科书并报送接受审查，则各编写单位就更容易操作，按照各自的意图和总体设计来有计划地推进落实，而且有可能呈现期待已久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当然，这也对教育部审查申报教科书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现行教科书单元中适当拓展

       形式上可以考虑以下几种：在单元导读中对该单元选文中涉及到的传统文化知识点进行综述，在课文页面下注释中或者每篇课文后梳理该篇课文中出现的传统文化散点并适当延展，或者在单元小结部分辟出专门板块对本单元中涉及的传统文化知识点进行专题解说与适度拓展。内容上与本单元的课文密切关联，长短不求划一，编排自由灵活，针对课文中的知识点，又可以此为支撑点作相关相近知识点的外联与拓展。由于是分散的点式分布，统筹6册教科书中这类板块的编排，避免相同知识点在高中三年教科书中的重复出现，这一点就尤为重要。

       如《鸿门宴》中的“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良西向侍”，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延伸到关于我国古代座位方向与地位尊卑关系；“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就可以由“卮”引申到古代的食饮器具系列，由“婚姻”引申到词语表意古今演变衍生出的意义扩大、缩小或者转向；“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可以由“参乘”引申扩展到古代车的构造、马的排列、驾车方式、军民乘车位置差别等。《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涉及官场名称较多，如“上卿”、“九宾”、“有司”、“上大夫”，并及“舍人”、“宾客”，宫殿如“章台”，刑罚如“汤镬”、“负荆”，乐器如“瑟”、“缶”。这些知识点都可以延伸外联出系列传统文化的常识。

       文言文中涉及的传统文化知识相对较多，现代文中也会触及传统文化知识点，如《飞向太空的航程》中提到了人类“真正的航天始祖”万户，由此可以涉及到火药的发明、国人乃至人类的航天梦足迹；《荷塘月色》中由“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引出古乐府《江南曲》及关于“乐府”的文学史知识点；“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引出“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莲”即“怜”，“清”即“情”，语义双关、谐音双关，诗中用了7个“莲”字以着意渲染缠绵的情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由“裳”、“裾”引申到古人着装、衣冠、起居等常识。《故都的秋》中“廿四桥的明月”引出关于“二十四桥”的文学掌故及风流韵事。《中国建筑的特征》一文中涉及了大量的古建筑专业知识，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作必要的知识点拓展。

       这些传统文化知识点的逐年积累对于学生们的成长非常必要而且重要。浅近而言，增加文言文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的铺垫，有利于拓宽学生们的视野，便于提高阅读理解速度和水平。有利于发展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以及语感和思维，帮助学生在阅读与欣赏的实践中全面提升语文学业水平乃至人文素养；深远一些说来，有利于增进祖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与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联系，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传承人类文化遗产，学会从发展的角度、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文化体系的内容、思想倾向和社会历史价值，从而探索作品中蕴涵的民族心理、智慧和时代精神，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

       五、是否列入中高考试卷

       应当说，每一个生活在大陆这片特定土壤上的学生，时时、处处都浸润在祖国传统文化大氛围之中，都在有意无意地继承着一脉相传、淘洗至今的传统文化，这是没有疑义的。对于高中生这个特定年龄段的特定群体，华夏民族的特有文化背景和心理正处在逐渐趋于形成的过程状态。同时开放的社会大环境、日益多元的思想价值观、便利的多媒体信息、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等也会对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淘洗、消解甚至完全毁弃，这是传统文化无法回避的挑战和交锋。

       2014年4月1日，新华网发布消息称，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今后我国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教育部负责人透露，已启动的高中阶段课标修订将把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列入修订内容。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全面助力。

       高中阶段文化教育以增强理性认识为重点，引导学生感悟精神内涵，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考试向来作为一种检测的方式和手段，而非目的。在时下中高考作为强有力指挥棒的现实处境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可以最大程度地引起家长、学生、学校的高度、普遍重视，或主动或被动地激发学习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客观上利于强化、巩固传统文化在当今大变动时代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传统文化面临着被急功近利的畸形需求异化的危险和尴尬，扭曲成为学子们借以奋力叩开高校殿堂的纯粹的敲门砖之一，从人内在的终生精神支柱的重要组成元素堕落为彻头彻尾牟取功利的一次性工具。诚如此，则传统文化成了特定教育体制之下的科举牺牲品，几近万劫不复。手握双刃剑，一政之出，可不慎哉！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波澜壮阔，而且遗留下来大量的史料。在历史上有其伟大的贡献，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和缺陷。百年树人，必须对传统文化加以考察、分析、选择、扬弃，以传承精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满足当今时代基础教育战线培养全面发展新一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社会需求，服务于这一宏伟目标并且助推其早日圆满实现。

作者信息：

韩宝江，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学术研究领域涉及文学、美学、文化、艺术、教育，从事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教学研究及相关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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