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学院转设急刹车打了职业教育的脸

刘文明

虽然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已经与某高职院校达成转设协议，双方合并组建“职业技术大学”，但是这一举动很快受到了之江学院在校生及其家长的强烈反对，形成了巨大的网络舆情。随后，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部分学生因对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工作不满，在校内长时间聚集，还将并将前来做解释说明工作的学院院长常某非法扣留，限制其人身自由达30余小时。（6月16日《人民网》）

在高考之后、填报志愿之前放出的这两则重磅消息，简直就是两枚“深水炸弹”，吸引了众多高考考生、独立学院在校师生及校友与家长的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此事发生不久，浙江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厅等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纷纷发文明确，全面暂停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工作，山东省教育厅则更加明确，全面终止独立学院与职业学院合并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工作。 

同时就此发出声音的还有独立学院的母体高校。他们以一纸张红头文件明确表示：自己的独立学院不再与某某职业学院合并转设，办学性质不会发生改变，更不会转设变成职业本科。也有态度暧昧一点的母体高校，发文向在校的学生和已经毕业校友承诺：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原则，对以独立学院名义招生录取的在校学生，毕业证、学位证均以独立学院具名用印，学信网上的个人信息与招生录取学籍注册时信息一致，校友归母体学校。

 与省教育部门、母体高校高调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涉及的相关高职院校当中，没有一家站出来发出声音、表达立场。不论是教育部门态度明朗的通知，还是母体学校义正严词的申明，或是高职院校的集体沉默，无不透露着这样两个逻辑：第一，在这一轮的合并转设中，独立学院明显属于强势的主导地位，人家想合就合、想分就分，想翻脸就翻脸，说不干就不干；第二，合并转设中，独立院校及其在校学生甚至校友们似乎“吃大亏”了，而高职院校及其在校生和校友似乎“占了大便宜”了。

独立学院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的特定历史产物，作为一种民间资本与高等教育资源的增值合作模式，在当时的视域中，顺应了高等教育产业化和大众化的临时潮流，满足了国家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确实达成了个人、母体高校、企业的三赢局面。

然而实际上，由于企业投资者盈利性与教育纯洁公益性之间，存在着显然目标偏差，从投入产出绩效本能及学校本身吸引力上看，民办独立学院除了必备的硬件投入之外，软件投入、师资配备等显得不足。仅以师资为例，独立学院自己拥有高职称、高学历专职人员少，而投在这些人身上的培养经费更少，于是就导致了他们承担的教学任务重，课时多，工作压力大，教学质量难以保障。

相对而言，办得好的高职院校，尤其是2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骨干高职院校，50余所“双高”建设的高职院校，无论在办学理念、办学质量、人才培养还是在社会服务方面，不仅毫不逊色于独立学院，还可以说在很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囿于国家有关教育政策限制，局限于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固有偏见，好的高职院校暂时未能放开手脚，举办职业教育本科。由此，一些耐不住坐“冷板凳”的高职院校，积极主动寻求突破，借着教育部要求转设的东风，与独立学院一拍即合，试图借壳走捷径“升本”，华丽转身。

毋庸讳言，这回转设“急刹车”风波，涉及高职院校的脸面被打得啪啪直响，而且还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真是教人心疼，这让原本就不太被认可的职业教育更辱斯文。笔者建议，教育部门、独立学院母体学校，高职学校自己，都要回到法治的框架下，以契约精神，对大众有个交代，对高职院校给个说法，妥善处理好这个原本已经谈好的合同、定好的方案，减少对高职院校的负面影响，也为职业本科教育压压惊、正正名、吹吹风。

注：此文发表在2021年6月20日《番禺日报》上。

独立学院转设急刹车打了职业教育的脸

刘文明

前段时间，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已经与某高职院校达成转设协议，双方合并组建“职业技术大学”。但是这一举动很快受到了之江学院在校生及其家长的强烈反对，形成了巨大的网络舆情。随之，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部分学生因对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工作不满，在校内长时间聚集，还将并将前来做解释说明工作的学院院长常某非法扣留，限制其人身自由达30余小时。

在高考之后、填报志愿之前放出的这两则重磅消息，简直就像两枚“深水炸弹”，把原本令人看好“职教本科创办联姻模式”炸得粉碎。虽然，这种联姻模式一开始就带着各自心计一拍即合：独立学院找到了一条转公续办的光明道路，职业院校找到了一条渴望许久的升本捷径。然而，这枚炸弹很快就检验出了决策者的审慎性、院校双方的交融粘度。以省级教育部门的态度看，此事发生不久，浙江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厅等纷纷发文，以快刀斩乱麻的姿态向社会宣告：全面暂停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工作，山东省教育厅则更加明确，全面终止独立学院与职业学院合并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工作。 

同样态度高调而决绝、显得有些不近人情的，还有独立学院的母体高校，他们以一纸张红头文件昭告天下，自己的独立学院不再与某某职业学院合并转设，办学性质不会发生改变，更不会转设变成职业本科。当然，也有也有态度暧昧一点、不至于显得绝情的母体高校，发文向在校的学生和已经毕业校友承诺：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原则，对以独立学院名义招生录取的在校学生，毕业证、学位证均以独立学院具名用印，学信网上的个人信息与招生录取学籍注册时信息一致，校友归母体学校。

 与省级教育部门、母体高校高调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联姻模式涉及的相关高职院校当中，居然没有一家站出来发出声音、表达立场。不论是教育部门态度明朗的通知，还是母体学校义正严词的申明，或是高职院校的集体沉默，无不透露着这样两个逻辑：第一，在这一轮的合并转设中，独立学院明显处于强势的主导地位，人家想合就合、想分就分，想翻脸就翻脸，说不干就不干；第二，合并转设中，独立院校及其在校学生甚至校友们似乎降格了、丢面子了，“吃大亏”了，而高职院校及其在校生和校友似乎沾了光了、“占了大便宜”了。

独立学院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的特定历史产物，作为一种民间资本与高等教育资源的增值合作模式，在当时的视域中，顺应了高等教育产业化和大众化的临时潮流，满足了国家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确实达成了个人、母体高校、企业的三赢局面。然而实际上，由于企业投资者盈利性与教育纯洁公益性之间，存在着显然目标偏差，从投入产出绩效本能及学校本身吸引力上看，民办独立学院除了必备的硬件投入之外，软件投入、师资配备等显得不足。仅以师资为例，独立学院自己拥有高职称、高学历专职人员少，而投在这些人身上的培养经费更少，于是就导致了他们承担的教学任务重，课时多，工作压力大，教学质量难以保障。

相对而言，办得好的高职院校，尤其是2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骨干高职院校，50余所“双高”建设的高职院校，无论在办学理念、办学质量、人才培养还是在社会服务方面，不仅毫不逊色于独立学院，还可以说在很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囿于国家有关教育政策限制，局限于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固有偏见，好的高职院校暂时未能放开手脚，举办职业教育本科。由此，一些耐不住坐“冷板凳”、遭冷眼的高职院校，独辟蹊径，积极作为，主动寻求突破，借着教育部要求转设的东风，与独立学院一拍即合，试图借壳走捷径“升本”，实现华丽转身。

毋庸讳言，这回独立院校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急刹车”风波，涉及高职院校的脸面被打得啪啪直响，而且还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真是教人心疼，这让原本就未必被社会广泛认同的职业教育，在客观上被辱了斯文。从中也可以看出，国家层面对于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和顶层设计，一旦到了下面，可能就会走偏走样，甚至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以不惜消费职业教育的心态来处理涉及相关事务。说到底，这是存放在骨子里的对职业教育偏见的最本真流露。

笔者建议，教育部门、独立学院母体学校，高职学校自己，都要依法行事，平等地回到法治的框架下，以契约精神，对大众有个合理交代，对高职院校给个体面说法，妥善处理好这个原本已经谈好的合同、定好的方案，优化匡正合并转设中制度设计，减少对高职院校的负面影响，也为诞生不久的职业本科教育和职业本科院校压压惊、正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