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跨越过去之时，便是默克重回巅峰之日

译   刘考拉

在2011年1月肯·弗雷泽（Ken Frazier）上任美国默克CEO九个月之前，弗雷泽向他的前一任——罗伊·瓦格洛斯（P. Roy Vagelos）进行了一趟朝拜之旅。

当瓦格洛斯掌印时，默克曾是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现代的高胆固醇药物、高血压药物、水痘疫苗等等都是由默克创新开发成功。毫不夸张的说，瓦格洛斯是一个传奇。然而瓦格洛斯说，自从他1994年退休之后，还没有哪个高管愿意驱车24分钟前去拜访他。“我是瓦格洛斯提拔的最后一个高管了。” 弗雷泽说，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耀，同时也是一项职责。

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掌印者一直保持着联系。瓦格洛斯认为弗雷泽是“最好的，他上任CEO对默克是个好消息，因为我对前几任都不满意”。

小心翼翼的新CEO

默克在过去的60年里上市的新药比其他任何一家公司都多，在过去10年间的新药获批数量却仅仅排在第五位。自从2003年以来其股市表现就摇摆不定，而且，除了对先灵葆雅410亿美元的并购之外，默克的业绩一直停滞不前。不管是股票升值还是股息，默克几乎被所有的竞争者甩在了身后。自从2007至今，默克没有一个上市的新药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销售额。

瓦格洛斯时代的默克是个创新“发电机”，而现在已经沦为中等水准。

58岁的弗雷泽也许真的是最适合将默克带回正轨的人。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5年，最初是公司的律师，之后成为法律顾问和营销主管。弗雷泽对于科学家有着近乎于宗教信仰的信任。在习惯CEO的职位之后，他开始做出一系列调整，最重要的就是让罗杰·佩尔穆特（Roger Perlmutter，2001年以来就在Amgen研发部门任职）替任研发部门总管。

不过似乎弗雷泽还是习惯以律师的角度审视自己——他还未真正成长为一个决断的总指挥。他非常小心不使别人显得难堪——在采访里几乎“过于用力”地强调佩尔穆特的上一任不是被公司解雇。弗雷泽也不喜欢别人对他有“做出太大调整”的印象。弗雷泽小心谨慎的个性来源于他在公司内部长期的爬升过程，和卓越的法律素养（弗雷泽在对默克的Vioxx的诉讼中救了默克，同时也助自己登顶）。但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弗雷泽要学会忘掉这些。

在一个由白色人种（要么是科研人员要么是销售人员）主导的行业里，弗雷泽看起来不太像个老板——不单单是因为他是律师出身，而且因为他是非洲裔美国人，从小在费城长大。弗雷泽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守卫，受教育程度不高，但弗雷泽称他为“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父亲一天看两份报纸，然后是三个孩子的大学课本。弗雷泽小时候的偶像是大法官Thurgood Marshall，后来去宾州州立大学求学，接着是哈佛法学院。就是在哈佛求学的时期，弗雷泽意识到“哈佛法学院是个培养企业律师的地方”。1978年，弗雷泽加入费城的Drinker Biddle & Reath律师事务所，作为一年级律师被指派到一个关于默克子公司（如今已经不属于默克）的案子里，然后代表客户默克首战告捷。

在这个案子之后，弗雷泽越来越多地代理默克和其他制药公司的业务。如今许多曾经的客户已经破产或者被并购而不复存在，这使得弗雷泽经常提醒自己：“我的工作是希望在10到15年之后人们还记得默克。”

登顶之路

弗雷泽认为默克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研究的质量。因此他非常敬重那些可以在一个项目上工作15年甚至更久的研发人员。“默克是与众不同的。虽然所有的制药公司都有研发部门，都生产、销售药品，但各个制药公司的重点不同。我想我已经爱上了默克的科学。”

1992年，弗雷泽被聘为阿斯特拉-默克集团的法律顾问，这是一家为了营销奥美拉唑而成立的合资公司。Tony Coles——另一个在九十年代由瓦格洛斯任用的非洲裔美国人高管这样评价弗雷泽：“他一直是个超级明星。”1994年，就在瓦格洛斯被强制退休之前，他提拔弗雷泽成为公共事务总监。后来的CEO——来自于器械制造商BD的雷·吉尔马丁（Ray Gilmartin）在1999年将弗雷泽任命为法律顾问，刚好赶上Vioxx的诉讼。

Vioxx是抗炎药物，对胃的副作用相对于阿司匹林和布洛芬要小一些。但Vioxx有引发心脏病的可能。批评声音说，默克应该从一开始就用显著的标示在药品包装和广告里说明这种危险性。默克拒绝之后，艾瑞克·托波尔（Eric Topol），美国斯克利普斯转化科学研究所（Scripps Translational Science Institute）的负责人谴责这是“关于危险性的严重问题”。如果当时默克听从了这一建议，也许现在Vioxx还能在市场上销售。

2004年，弗雷泽接到默克研发负责人彼得·金（Peter Kim）的电话，说默克内部的一个试验证实Vioxx增加了心脏病和中风的几率。然后弗雷泽和金一起告诉了当时的CEO吉尔马丁。在咨询了外部专家之后，三个人决定将Vioxx撤市。

律师们像看到了腐肉的秃鹫一样一拥而上。分析师估计默克要为Vioxx付出500亿美元，并向默克施压。但是弗雷泽坚持一个官司一个官司地打，即使CEO吉尔马丁已经迫于压力被逼辞职。

弗雷泽坚持“指责默克在明知道会侵害消费者健康的情况下还销售药品是无稽之谈”。他认为挑战在于向陪审团——大多是文化素养和他的父亲一样并不高的人——解释科学问题。“我知道这种老生常谈——不要试图向外行的陪审团解释科学问题——是个假命题。”弗雷泽回忆，问题其实是我们的律师要学会以通俗的语言解释。最后，默克令人惊奇地赢了一系列Vioxx的诉讼，2007年默克与原告们达成了48.5亿美元的赔偿和解——这甚至少于原来所预估金额的十分之一。

危难之时

吉尔伯特的继任者是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一个在默克工作了一辈子的冷静粗暴的人。在Vioxx事件结束之前，克拉克就开始劝说弗雷泽接手营销高管工作。弗雷泽一开始明确拒绝：“我要完结Vioxx的事，这是我律师生涯最大的成就。”但是克拉克一再坚持，于是2007年，弗雷泽忽然成为了默克的CEO接任者候选人之一。

2006年到2007年，默克上市了五个重要的新药。西他列汀（Januvia），多剂型的糖尿病药物，年销售额达57亿美元，EvaluatePharma预计该药到2018年将会再增长70%，成为全球头号畅销药；宫颈癌疫苗加德西（Gardasil），去年的销售额是16亿美元；突破性HIV药物拉替拉韦（Isentress），去年销售额15亿美元；疱疹疫苗Zostavax，销售额6.51亿美元；还有小儿腹泻疫苗乐幼康（RotaTeq），去年销售额6亿美元。

2007年，福布斯发表了一篇报道，揭露默克和合作伙伴先灵葆雅主动避免对高胆固醇药物维多灵（Vytorin）的一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最后发现，维多灵的效果跟便宜的仿制药根本没有差别。雪上加霜的是，耶鲁大学的心血管专家Harlan Krumholz称维多灵是“昂贵的安慰剂”。第二天默克的股价就大跌15%。有数据显示，维多灵的处方数量从2007年的2200万下跌到2012年的460万。今年2月，默克跟股东达成了一项6.88亿美元的和解，后者指控前者有意隐瞒消极的临床试验结果。不过弗雷泽否认了这些指控。

先灵葆雅的股价下跌对默克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默克在2009年以较为便宜的价格（410亿美元）收购了先灵葆雅。默克在二十年里都不屑于此类的大型收购，但是这个交易几乎使默克的息税前利润、税金、折旧与摊销从99亿美元翻倍，达到178亿美元。默克为此裁掉了29000个岗位，占其原来职员数的三分之一。

弗雷泽上任CEO的那个月，先灵葆雅最有潜力的候选新药——血液稀释剂Vorapaxar出了大问题。Vorapaxar本来应该能够阻止血液结块，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但它引起了过多出血，严重影响了商业潜力。

祸不单行，2012年12月，默克的心脏病药物Tredaptive的一项大型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其无效并且不安全。今年1月，默克将其全球退市。

骨质疏松症药物Odanacatib曾经让华尔街为之兴奋。但是在去年，默克发现它有一些副作用，但为了不影响正在进行的研究，没有说明这些副作用具体是什么。今年2月，默克宣布将上市申请延后一年，这又吓到了投资者们。

换血研发，

铺就重回巅峰之路

今年年初，弗雷泽说他开始寻找研发部门新的领导者。他说默克的首席研究官金在经过了十年压力异常大的工作之后，想要退居二线，并补充说研发部门换头儿的决定并不是由金的工作表现决定的。但其他人显然不怎么看。“我相信弗雷泽的策略。” Rock Springs Capital的Kris Jenner说，替换R&D部门的领导是个艰难的抉择。我认为他是对的。

弗雷泽的第一站中包括去西海岸拜访罗杰·佩尔穆特，他是九十年代里曾与弗雷泽共事过的同事，并且还有一年就要从Amgen退任。“罗杰和我探讨了我们需要寻找的研发人才，然后我持续与其他人接触。但是到最后我发现，像罗杰这样的人最合适。”

佩尔穆特在2001年离开默克。他当时想要默克在蛋白质药物上快速增加投入，并且采取其他措施改变默克的研发流程。“我年轻时候很愤怒，觉得很多事情都需要改变。”

佩尔穆特在Amgen见证了八个新药获批，包括一个基于蛋白质的帮助骨骼建造的药物，年销售额已经超过10亿美元。从那时候开始，默克连一个主要的蛋白质药物都没有上市，而蛋白质药物已经开始驰骋市场。弗雷泽说佩尔穆特从头开始建设一个研发团队的经验非常可贵。默克的传统是挑选一个学术界大佬，但弗雷泽不想这么做。“学术界是有很多人才。”他说，但是我们认为挑选一个已经在业内有过成功记录的人也会很有帮助。

默克目前有一系列候选者可以供弗雷泽和佩尔穆特大施拳脚。一种副作用小于唑吡坦的失眠药物被Science评为“有可能引领新的失眠治疗方法”。还有一种被FDA延迟审批的麻醉剂，也有可能在今年获批。另外还有投资者非常关注的癌症新药。

但是，尽管弗雷泽再三强调他对科学和研发的热忱，一线的科学家们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正在进行的裁员，并且对这位十年内的第三任CEO的信任也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建立起来。引入佩尔穆特是个很好的开头，但是其他的重磅人物也在从默克流失，例如心血管药物明星专家Andrew Plump——去了赛诺菲任基础研究部门主管。

“弗雷泽想要默克重回创新的文化氛围，但是进展很少。”咨询公司Inno Think的分析师说。“也许是公司的惯性太大了。但是这正是对于领导力的要求。”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弗雷泽能否大胆面对失败。默克目前很多试验性项目——例如另一个调胆固醇药物和一个阿尔茨海默病药物，这两个所处的领域目前都是制药业最棘手的领域。有Vioxx 和Vytorin失败的先例，有些声音认为默克应该熬过这些。作为CEO，他能否兼听则明？还是他会让诉讼律师的本能带着他前进？耶鲁的心血管专家Krumholz说：“默克是个伟大的公司。但是他们还没有表现出承担过去错误的勇气和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