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泰坦尼克号》是在高中的时候，懵懵懂懂，看到的只是杰克与露丝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没有太多的感动，也没有太多的遐想，因为还没法理解爱情，也更不明白灾难意味着什么。时隔12年之久，当这部大片再度搬上荧幕的时候，我才想起当初那个似懂非懂年龄留下的一些些遗憾。

一百年来，我们反复吟诵着泰坦尼克号上美丽的人性之光，却忘了问一问，灾难从何而来？生命因何而逝？我们选择在泰坦尼克起航之日来纪念这个悲剧，是因为，这艘传奇巨轮从离岸之时起，人们的命运就已注定……

生还者回忆，1500人垂死挣扎时的悲叹久久不散

“船上大约还有1500人，他们跟彼此聚在一起，就像一群蜜蜂；当长约76米的巨型船尾指向天空，他们成对儿或是单个掉进了水中。”

“没能搭上救生艇的1500人中，多数在船沉之后还存活了一段时间，但在零下2度的海水中，最耐寒的人也挺不过半个小时。船员莱托勒把跳进冰冷海水里的感觉比作“被1000把刀刺痛”。

救生船上的人能听见那快被冻死的1500人的疯狂呼救声。对6号救生船上的海伦·坎黛来说，那声音就像“一个人在垂死挣扎那一刻发出的最后一声悲叹”。9岁的弗兰奇·戈德史密斯后来搬去了底特律，住在老虎球场附近。每当那里的棒球比赛打出全垒打，人群中爆发的呼喊就使他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

打捞，鉴别，运送，悼念……随着一项项“工作”的完成，1500个生命的鲜活痕迹渐渐褪去，慢慢变成了媒体上的一个数字。这些逝去的生命，变成了衬托别人的存在。媒体开始大张旗鼓宣传灾难中的人性一面，泰坦尼克号神话就此诞生。

泰坦尼克号神话强调了“海上法则”——让妇女儿童先走。男乘客的责任就是无言地、冷静地站在一边，而他们的妻子、母亲、姐妹和女性朋友则坐在救生艇里。需要时或应船员的要求，他们还会搭把手，但是扎根在他们思想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使他们坚忍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口号并非是虚构，但是，逃生的几率主要取决于乘客当时所在的船舱等级。“我们发现，三等舱中的乘客只有26%生还，与此相应的是，二等舱乘客的生还率是44%，头等舱是60%。头等舱男乘客的生还率比三等舱中儿童的生还率还稍高一点。”

仅有少数知识分子提出了真正的异议。

一名叫肖的知识分子发表了文章《无人提及的教训》。文中指责，媒体和公众不敢直面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基于“正义、浪漫的死亡”而错误地对英雄主义进行推崇。他质疑人们是否真正地遵守过“妇女儿童优先法则”。他指出，有一艘救生艇上有10个男性而女性只有2人。史密斯船长到底有没有在碰撞后发扬高贵的品德并不是关键，真正重要的事是他在接到多次警告后，仍让轮船全速前进以至于与冰山相撞。“从来不把尼尔森作为写作题材的作家们从未听说过史密斯船长，却在当时都转向写他。”他嗤之以鼻道。而且当时乐队正是秉着英雄主义精神一直演奏到最后，这使许多乘客打消了上救生艇的念头，而等他们缓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音乐让他们错误地认为已经安全了。

泰坦尼克号的巨大和奢华都是无与伦比的。这艘巨轮究竟有多大？从船头到船尾长约269米，10层楼多高，吨位更是超过了45000吨。它的船舵甚至比一个板球场还长。

而船只的所有者和建造者都觉得，钱应该花在确保“泰坦尼克号是海洋中最豪华的轮船”这一美名上，“我们花了2个小时讨论头等舱的地毯，而救生船只用了15分钟。”

泰坦尼克号“在许多细节方面模仿了凡尔赛宫”，甚至三等舱也有大理石的洗漱池和床头取暖设备。这种奢华的程度在当时无可比拟。即使对住惯高级酒店的世界级富豪来说，泰坦尼克号的光辉壮丽也让他们感到新奇。

他们对科技充满自信，对危机却所知甚少。“我无法想象，什么样的情况会让轮船沉没”，船长史密斯在1907年的一次采访宣称。“现代造船技术已经可以确保那样的事不会发生。”

在泰坦尼克号庞大的外壳之下，当然有一套用来消除风险的安全系统。泰坦尼克号的建造者对可能会导致沉船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认定，可能会导致沉船的原因只有如下三个：第一，船体搁浅；第二，撞上另一艘船或是遭遇自然灾害；第三，被另一艘船撞上。他们推论出，只要提供可以处理这三种情况的安全措施，就能避免大多数风险。“几乎不可能沉没的船。”《造船专家》称道，这看上去简直是个万全的系统。

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那个白天，是个周日，这天船上本该进行的救生演习被取消了，取而代之以宗教仪式。就像许多灾难一样，泰坦尼克号背后，也有着对制度的漠视。

在冰山区域内原速前进，毫无疑问，也是这次灾难的致命之处。事实上，灾难发生前，船员们接到过数次冰情预警，但从船长到船员，都无人想过减速。船员们已经习惯了涉险过关，因为之前有很多轮船都撞上过冰山，并最终存活。1907年，德国游轮威廉皇太子号就在北大西洋当头撞上了冰山。它的船头被撞皱了，但前部的舱壁完好无损，这艘船最后还是安全抵港。如果其他船都能相对完好地逃脱，冰山又怎么可能威胁得到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现代科技奇观呢？

三等舱乘客的死亡率，是这场灾难的另一个争议点。据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描绘，人们一直认为是锁着的防水门挡住了三等舱乘客的逃生之路。而事实上，此时，这根本不是障碍。对于这种带有时代特色的规定和现象，我们也无意评述。除此之外，最大的障碍源于，在没人指引的情况下，三等舱乘客自己很难在迷宫一样的走廊里找到通往救生船的路。

泰坦尼克号的“大”是它的卖点，也是致命伤。“我花了整整14天，才能毫无障碍地从船上的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经验丰富的海员在泰坦尼克上也常常迷路。服务生更是抱怨“我从来就没找对过路”。这对初次登船的乘客们来说，更是巨大的障碍。

在经历了克拉玛依“让领导先走”之后，经历了“老人倒地扶不扶”的大讨论之后，再回头看泰坦尼克上的人性之光，是如此的耀眼，如此的不易。

1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惊叹，那些“泰坦尼克号”的乐手和船员，在面对即将灭顶的海水，面对汹涌而至的死亡，怎么能有那么巨大的勇气，不奔不逃，坚守职责；怎么能有那样的人道情操，把救生艇让给孩子和妇女，把最后的时刻留给自己。

富豪本杰明·古根海姆看到女性登上救生艇之后明白自己没有获救机会，他返回自己的船舱，穿上了自己的晚礼服。“我们已经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准备像一个绅士一样下沉。如果这真的发生了，告诉我的妻子，我已经尽自己所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中国文化常常强调“宽容”而忽视“责任”。“他们尽力了”是许多人面对灾祸时的态度。而“死者为大”更让许多次的灾后问责被忽略。但只有在私人生活中“宽容”才有意义，而在公共生活中，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中，主张宽容其实是一种智力低下的表现，至少也是糊涂，或者用孔子的话说，乡愿，德之贼也。

这样的情况却屡见不鲜。2010年，大连发生严重的716火灾。面对灾难，许多人直接控诉“这不是天灾，这是人祸”。但意外的是，灾情过后，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问责，而是表彰大会。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及下属9个单位和197人分别被授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灾难是一个民族伤痛的记忆，而不是一部励志大片。

汶川大地震中，志愿者的身影让我们感动，但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那些一震就倒的“脆弱校舍”如同吃人的恶魔，吞噬了太多花儿一样鲜艳的生命。天灾不可抗，人祸却可防。面对不可抗拒的天灾时，我们并非要有意夸大人祸的因素，而是我们必须戴上放大镜、不放过每一丝人祸的影子。因为，唯有查找出每一处人祸，让制造者承担应有的责任，并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未雨绸缪。当再有天灾降临时，我们才能少一些“意外”，少一些代价，少一些惋惜...

近几年，中国天灾人祸，接连不断。许多鲜活的生命没来得及悲叹就离去，许多美丽的灵魂没来得及高尚就远走。

这是灾难的无情，却是生命的平常。我们不必赋予每一个死亡以高尚的名义，而浪漫英雄主义，也不是灾难的遮羞布。直面灾难，引以为戒，在问责中防患于未然，才是，最为高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