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辽国建于916年，早期与五代并行， 960年始与北宋并存。辽瓷的器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原传统风格的器型；另一类是契丹民族风格的器型。辽代的白瓷与五代和北宋定窑的白瓷有许多相似之处。辽代白瓷又称“辽定”，尤其与宋代白瓷更为近似。这南北诸窑都有的白瓷，比较难以分辨，这就给辽代白瓷的考证鉴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又因辽国地处我国北方地区，交通不便，契丹文化不易传播，加之民间辽瓷的传世品极少，以及出土的数量有限，又由于某些民族的偏见，所以，除确有纪年及民族特征者外，常被误为或被当着其它的同类产品，甚至于不识和无法界定。尤其是民间传世的，因年代久远又比较特殊罕见的辽代器物，由于深藏闺房，世代传承，秘不示人，一旦显现，无人能识。因此，也就很难为世人所认了。我国陶瓷文化源远流长，遗存的古瓷品种数量众多，藏界早有共识，古瓷的确有极其特殊罕见的，或者压根儿就有前所未见的孤品存世，因此，博物馆以及书籍史料中，也就无法查找根本就不存在的参照资料。

在目前存世的各种瓷质香炉中，以清末及民国的为多见。清代早中期的瓷炉已经很难见到，宋代五大名窑的瓷炉更是存世极罕。又几乎都藏于各大博物馆内，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馆藏的一件残缺了小半个的簋式炉仍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出土后修复），台湾故宫博物院《宋官窑特展》采用香炉作为封面，颇能说明宋官窑瓷炉的价值。至于辽代官窑制作的，并且采用模具拱印带有“辽国”铭文款的白瓷“仿金器”香鼎（即瓷炉），从无史料记载，更未见有关报道。今征得藏家后人的同意，在此介绍展示一大一小两件传世的辽代官窑白瓷“仿金器”香鼎。

大鼎尺寸为：口部8× 6厘米，高8.5厘米，两面口沿横栏内，共有古式钩云纹八朵，两面鼎肚中间各有一个“鼎”字和一个“寿”字，“鼎”字和“寿”字的两旁都有对称凸起的三道括号纹饰（图一、图二）。该鼎里外全部饰金，因时代久远，金彩磨损基本无存，但仍留有金彩底色的遗痕，外露的白釉、釉质较薄，釉色本白含灰，并带有稍许的杂质，足底露胎细白坚致。小鼎尺寸为：口部5×4厘米，高7.5厘米，两面口沿横栏内有从右到左的铭文款，一面是“了（遼）国香鼎”，鼎肚中间有一个“鼎”字（图三），另一面是“吝大欢（喜）”。鼎肚中间有一个“寿”字（图四），“鼎”字和“寿”字的两旁都有对称模印凸起的两道括号纹饰，该鼎里外全部饰金，金彩年代久远磨损严重，但局部以及外底仍遗存较厚明亮的金彩，外露的白釉细腻肥润，晶莹如玉，足底露胎纯白致密。

 这两件一大一小的香鼎，外表体貌完全相同：口部微显长方，平口方唇，两侧塑有对称的酷似玉龙形的双耳，两面口沿有较长而略矮的横栏，横栏连接缩颈，鼎肚外拱四角带圆，外拱的鼎肚超大于口沿，胎体较薄均匀，鼎肚底下塑有乳钉形四足。由于这两件香鼎在造型和风格上比较特殊罕见，并明显有别于中原传统风格的各种瓷炉，在通过多次地请教和求证于专家无果后，笔者经过数年的研究考证，以及根据（《辽代陶瓷鉴定与鉴赏》李红军著，江西美术出版社）第58页上的实物图录和内容介绍，下面试从六个方面对这两件香鼎在烧造的年代上予以客观求实的论证，以飨藏界同好，并欢迎各方评判赐教。

一、这两件香鼎大致在形制上均仿造近似于商周的青铜鼎，其造型古拙典雅，体形内外曲面优美流畅，外壁四面的棱角转折、自然、和谐，口部的尺寸与青铜鼎的口部方中略显长方的比例略同，鼎肚外拱，敦实饱满，乳钉形四足沉稳庄重，两则所塑的玉龙形双耳，在形体和纹饰的艺术刻化上，模印纹饰清晰，曲线流畅生动，玉龙形双耳在造型上据有沧古原始的风貌，其形象据有红山玉龙的气息和神韵。这两件香鼎上的图案纹饰和铭文，全部采用模具压印成凸起的阳纹，经细致研究观察两鼎上的拼合连接处，如要制作一件独立成形的香鼎，均需要有四种不同内容的模具；即玉龙形双耳为一种模具，鼎肚的两个侧面为两种模具，鼎的底面及四足为一种模具，有了这四种不同内容的模具，才能压印制作出一件香鼎所需要的四种不同的拼件，最后才能组合粘接成一件完整独立的香鼎，如要制作这两件大小不同的香鼎，那就需要有八种不同内容的模具。因此，足以证明这两件香鼎在成型工艺上的难度之大。同时，不难看出，这两件香鼎的胎质和釉料，质地讲究，成型和模印工艺精湛，无疑属瓷品中的细白瓷。这两件香鼎由高温烧制，出窑后，里外全部饰以金彩，再第二次入窑由低温烧成，使这两件香鼎里外通体金碧辉煌，这样不计成本，费工费时的白瓷通体“仿金器”作品，可以推想，当时的确属于世间最珍贵的瓷器极品，这样的极品，非官窑烧造以及非帝王宫廷使用莫属。此外，民间早有“圆炉易得、方鼎难求”之说，这两件香鼎不但是方型，而且还带有明确模印凸起的“了（遼）国香鼎”和“鼎”字的铭文，用于佛前或抚琴焚香用的这种小巧的方型瓷质香鼎，尤其是年代久远的，在历代众多的瓷炉中所见极罕。同时，通过进一步对这两件香鼎的造型和纹饰，以及总体的风格和特征的考证，有据为证的是，这两件香鼎在目前收藏瓷炉和研究瓷炉的领域中是绝无仅有的，其表征有着明显浓郁的北方民族的“异国”风貌。这种“异国”独有的风格和气息，不难分辨，明显区别于中原传统类型的各种瓷炉。由于这两件香鼎一直没有相同类似“标形”的出现。因此，在鉴定上比较难以分辨和确认其烧造的年代。根据小香鼎上所出现的这种特殊的“了（了）国”模印拱起的铭文，据笔者推测认为，这“了（了）国”二字的原意和谐音，原本就是专指“辽国”的国名，由于受模印汉字横栏的空间和面积的限制，因此，小香鼎上的铭文即采用了同音假借字和减笔简写的方法。尽管如此推测，但是，鉴定一定必须要有客观合理的依据，或是有确切有力的旁证，这样才能界定确认这两件香鼎其烧造的基本年代，否则是不能凭空臆断这“了（了）国”二字，就是千年以前我国历史上的那个由契丹民族所建立的“辽国”。

二、通过参见李红军先生所著的《辽代陶瓷鉴定与鉴赏》，第58页上用以起展示说明作用的，辽代契丹“黄釉印花海棠式套盘”的实物图录（图五），以及在套盘条目中的介绍：“此类器是由形状相同、大小相等、带有子母口的盘组合而成，既可单独摆放，又可上下套合，属契丹器型，所见皆釉陶”。此条目明确指出了该套盘属于契丹器型。套盘的组合一套共有五件，但每个单件盘子上都有对称凸起的四个模印的图案，每一个图案的两旁都有对称拱起的两道括号纹样以此来作为装饰，但是，使人感到特别惊奇的是，这套套盘上对称模印拱起的两道括号纹样，与这件带有“了国”铭文的小香鼎上，对称模印拱起的两道括号纹样竟然不谋而合，并有着惊人的相同近似，如同一辙。这件小香鼎（瓷质）和这套辽代契丹套盘（釉陶），两者尽管器型不同，胎质不同，但两者在括号纹样的构图上，以及所采用的模印工艺上，即是完全的相似和雷同。这些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这是辽代契丹民族独有装饰风格的必然。这种完全一脉相承模印凸起的括号纹样，显然是辽代契丹地区独特的一种民族纹饰的标志，除了辽代契丹器物上偶有出现之外，有据可考也有物为证的是，在我国历代种类繁多、数量之大、浩瀚如海的任何陶瓷实物上，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模印凸起的括号纹样。因此，根据这两件香鼎与这套辽代契丹套盘上，所共有相同模印凸起的括号纹样，也足以能够相互地印证，它们制作的时代都是属于辽代时期烧造的产品无疑，同时，小香鼎上那直接明确标注的“了（遼）国香鼎”的重要铭文，更是真实可靠地在向世人传递表述证明“辽国香鼎”国名的属性和它用文字书写的古老历史，并用它所承载的文化而成为历史的见证。这套辽代契丹套盘，现不知珍藏在何地贵馆，可能与这两件辽国香鼎有着千里之遥，但都属于我国契丹民族文化的遗珍。在时隔千年之后的今天，除了“了（辽）国”国名的属性可考之外，辽代契丹民族这种独有的装饰纹样，也是一个有力的实证，足以能够鉴真和认定这两件香鼎真正的实归时代。

三、辽建国以后，对中原汉族文化即十分重视，在极力吸收汉族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契丹文字。在遗存的辽代货币中，仍能见到部分货币是采用汉字铸造，如珍贵的“天禄通宝、会同通宝”以及“应历通宝”，这些辽国的钱文基本出于契丹民族文人之手，所以在书写汉字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省笔借用和省划借廓的一大特色。其书体文字浑厚古朴，粗犷豪放，楷隶兼备。从这件小香鼎上的这两句“了（辽）国香鼎”和“吝大欢  （喜）”的铭文，不难看出，辽代时期的汉字书体，仍然沿袭保持了唐代的楷隶带篆的遗风。由于小香鼎的体积较小，口沿横栏内框的空间底矮狭窄，能够采用模印汉字的面积有限，加之汉字的笔划繁多，所以，故特意采用了古史料和文字学中的同音假借字，以及采用减笔简写和原字拆零的方法，因此，了解上述书写的技法，就不难理解和解读小香鼎上的铭文和词意，“了（遼）国香鼎”，这“了（遼）”国的“了（遼）”字，就是采用了这个同音假借的“了”字的谐音来组合成句的。在这个“了”字书体的写法上，可以看出，正是由于采用了篆体才得以书写成这样气韵生动、秀美得宜、古意盎然的书艺，采用篆体所写的这个“了”字，在“了”字上部这个扁口长方形的运笔上，其笔意方折殊异、顿笔有力，在连接下口沿垂直的一笔较短，而“了”字的钩笔左撇即显得较长而缓慢遒劲，使得整个字形华美流畅，一气呵成，在这个“了”字的书体上即彰显了大篆小篆兼备的唐代遗风。这“辽国”的“国（國）”字，则采用了外口内王的书体简写。尽管“国”字口内的繁笔已经简化，但是由于受到小香鼎横栏内框面积的制约，因此而造成口内的“王”字也难以模印书写清晰，所以口内的“王”字即略显朦胧而稍能微见。尽管不尽人意，但仍然有直接对这个简化的“国”字在认读和字意上的认定和见证。这就是在这个简化“国”字的前面，还有一个同音假借、谐音准确而无可辩驳的“了”字。只要观者一看一读便可确认和熟知这就是代表“辽国”的国名。根据这个简化“国”字的内外结构和字形以及在“流水”的认读和音韵上，也足以能够印证这个简写新造的文字必属“国”字莫属，同时也名至实归地还原了辽国当时对这个“国”字简化新创的本意和初衷，从古人对这个“国”字在简化的研究上就可以推知，首先要有资深的汉族文化的基础，并且还必须要对汉字具有相当的研究和考证，最后才能决定对这个“国”字进行科学合理的简化。古人对这个新创而成异体化的“国”字，有据可考，与《中国汉字大字典》上所有的字形决不雷同，在字意和音韵上也决不混淆。通过对这个简化的“国”字的字形和结构的揣摩分析，辽代的古人可能当时还出于据有逻辑性和形象化的考虑，这就是“外方为城、国由王立”的构想。这个由辽代简化的外“口”内“王”的“国”字，与1955年和1962年我国着手对部分汉字改革简化的外“口”内“玉”的“国”字，即因在“王”字上多一点或少一点，而造成这两个不同的“国”字在时代上即相差远离千年。另一铭文“吝大欢喜”，这句词在《中国大词典》里根本就不存在。词典里仅有“皆大欢喜”这句词。为了慎重起见，经过多次对“吝”字和“皆”字的比对揣摩，同时根据对“吝”字和“皆”字的字形和笔路的走向研究分析认为，其“吝”字是上“文”下“口”（七划），而“皆”字侧是上“比”下“白”（九划），尽管小香鼎上的这个“吝”字的上部“文”字略欠清晰，但是，由于“吝”字与“皆”字在字形和笔路上相差甚远，所以，完全有理由可以界定这个字就是一个“吝”字而决不是“皆”字，尽管词典里没有“吝大欢喜”这句词，但是，古人对制作器物的基本理念就是面对现实和方便实用，尤其在刻模时决不可能随意滥用这个字意看似不达词句的“吝”字，何况，这个“吝”字已经明确地模印出现在小香鼎上，因此，我们就不能否认古人采用所结成的这一事实。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件带有国号款的小香鼎上能够刻意特选启用这个“吝”字，请不要小看或低估了这个“吝”字，可以说这是辽国最高领导层对当时形势的一种特殊的需要（请看下文释疑）。在“吝大欢喜”里的这个“欢（歡）”字，同样采用了简化书写的方法，从这个简写的“欢”字上，不难认定，古人对这个“欢”字不是随意的滥拼和臆造，而是以科学的态度来进行对所需汉字繁体的简化，不别多言，事实已经证明这个简化简写的“欢”字与今日的汉字简化完全相同，可见古人对简化汉字的研究成果，并已被后人肯定和使用。同时，古人对原词里的原字拆零的应用，更据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独创性，并又能使人感到有一定合理通达的趣味性。由于横栏底矮狭窄，空间有限，为了减少字体的笔划，又要表达原词里的意文，只有对原词里的原字拆零，才能在解读原词的同时，原词里的字意和意文才不会“变味走样”，于是 “吝大欢  （喜）”的“  （喜）”字，古人干脆把“喜”字的上半部“吉”字去 掉，留着下半部这个所谓的“   （喜）”字，让人们去认为或感觉它就是原来的 那个“喜”字。尽管在古汉字里从未有过此种文字，但只要把这句词“吝大欢”读上一遍，就会立即认同，观者一看一读便会明白其意。由此可见，古人为了这句词意，竟然如此地用心良苦和精心地研究，并也达到了人们认可的良好效果。同时，在这件小香鼎上所出现的这两个相同的“鼎”字，由于仍然受到空间面积和框内低矮狭窄的限制，因此其“鼎”字上部的那个“目”字，只能模印一个凸起的小方块，以此来代替“鼎”字上部的这个“目”字，所以“目”字里面即人为有意的不再书写这两横的笔划。尽管采用如此大胆的减笔写法，但是观者立刻即可速认这就是一个“鼎”字，在这两个“鼎”字上所采用的这种省划借廓和省笔借用的书写方式，与辽代所铸的汉字钱文在书写风格上和特征上同样具有完全相类互通的特色。通过上述可见，古人对“特需”汉字异体化的创作和处理的艺术手法，使后人在赞叹之余，还留有无穷的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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