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觉得，无论湖湘人物或者湖湘精神，在本质上都是中国士的精神。士这个词在今天翻译成知识分子，但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想法与古代士的精神差别比较大，原因有很多。为什么这么讲？士为四民之首，整体上说，他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中华文明的推动者。皇帝常常不一定出于士，但是宰相和由宰相统领的庞大的文官集团是由士来担任的，所以不能忽略士这个群体以及他的本色。《论语》中很多地方讲到“士”，比如“士志于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与士接近的另外一个词是君子，士君子常常并用，《论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欧阳修《朋党论》开篇就讲“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友。”等等。

 我们讲湖湘人物也好，湖湘精神也好，追根溯源，都在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源流里面。比如说，屈子是秭归人，贾谊是洛阳人，张南轩是四川人，朱子是婺源人，林则徐是侯官人，船山先生和同光大佬曾胡左是湖南人，他们不都是湖湘人，但他们都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之列，他们都体现了士的精神当中。在士的精神中，有一种很重要的情怀，就是天下情怀，这是中国文化非常突出的地方。今天讲到所有的湖湘精神和湖湘人物的思想，一定都可以追溯到中国最重要的经典《四书五经》当中去。

 沿着这种思绪，郑老师讲到近代以来湖湘精神五种思潮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四个词，我想可以表达我对于湖湘先贤以及中国士精神的理解，我觉得是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体道；第二个是忠君或者事君；第三个是经世；第四个是安民。

 ※  关于体道

在中国文化精神当中，由这四个维度构成完整的士的精神。我们今天对儒学的研究，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忽略了它的形上之道。儒学的形上之道体现在哪里？主要体现在《中庸》和《周易》尤其是《系词》里面。儒学在后来发展中，比较强调它的伦理教化功能，而忽略了它内在和形上的根源。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根实际上是在天，与天相对的有地，有天地，立于天地之间而树立人文，这是中国文化的维度。只有这样的精神，只有这样的天地境界，才可能有天下情怀，这就需要体道，体证天道。如果没有体道的话，出于功名利禄也好，出于个人兴趣也好，都有局限，绝对不可能有天下情怀，这一条是被忽略了的。

我们讲到很多的修养，很多的内容，在《礼记》、《论语》、《尚书》、《国语》（《春秋左传》）里面，都体现了形上之道，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非常大的不同。西方文化的形上之道主要是通向神，通向上帝，通向一个人格神；中国文化的形上之道是通向天，通向天道，而不是神，尤其不是人格神。它是本源，也是价值主体。这一条特别重要！我们学习中华文化，如果没有体道的精神，后面的一切很难谈起。

※  关于事国

忠君思想在古代非常重要，但同时有它的局限性，清末以来批判很多，所谓“一家一姓之天下”。但是“一家一姓之天下”也是“天下之天下”，所以说到了今天，我们要换一种说法：事国。忠的思想有局限性，忠君一人、愚忠都有历史局限，但同时忠的思想中也有不容否定的合理性，忠于国家和民族大义，忠于团队利益，家人、朋友之间要忠诚等都不能否定。从古代读书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以天下为己任”、“国士”的精神，非常重要。这种精神在老辈的知识分子身上得到充分体现，现代知识分子也有传承。 

※  关于经世

我们讲体道，这种形上之道一定不是落空的。古人三立有立功，孔门四科有政事，儒学有很强的入世向度，关学特别强调经世致用，湖湘精神也强调经世。离开经世，体道、事国根本无法体现，道也不能一以贯之。同光以来的湖湘先贤在经世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关于安民

孟子讲“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有鲜明的民本思想。清末左公平定西北，在西北获得了一个美誉“左安民”。同时，左公勘定中俄边界，为中国维护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如果没有左公，西北又会是什么局面？不敢想的。所以说这是他们的贡献，而这种贡献的根本就是说读书人的士的精神。经世安民的精神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

杨度说“若欲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个话说得非常狠，但是对湖南人和湖湘精神的表扬。湖湘精神满腔热血的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

开湖南近代工业化和风气之先的，还有贡献很大的一个人，今天没有提到，陈寅恪的爷爷陈宝箴先生。在戊戌维新的时候，只有一个省支持，那就是湖南，为什么湖南支持？因为陈右铭任湖南巡抚。而陈右铭为什么会任湖南巡抚？因为他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所以一脉相承。文化一脉相承，人的精神一脉相承，他们的功业也一脉相承。所以说我们今天来怀念先贤，怀念这种精神，激励我们自己，很重要的是正本清源，返本还源，追溯我们的文化精神。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文化精神当中去寻求我们民族精神的滋养，从而重新树立起我们的民族精神。而且今天要树立民族精神的话，一定是面向全球，面向现代，面向未来。

                           本文作者：  张顺平（腾讯儒释道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