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人竞渡纹铜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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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人竞渡纹铜钺”是一件战国时期的一级文物,出土于1976年宁波市鄞县云龙镇甲村石秃山。它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最生动形象地精彩表现,中国古人航渡活动的记录图。这件堪称国宝级文物出土,极大加强了宁波地区在历史时空中的价值定位,其充满文化张力的图案表现,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具有特殊标志意义。
“羽人竞渡纹铜钺”目前陈列于宁波博物馆,给人的感觉是铜色保存得十分完好,从战国时期到现在,2000多年过去了,铜钺几乎没有大的锈蚀点。铜钺背面是光素的,没有纹饰。正面基本上按着器型的轮廓勾刻了框线,上面是卷尾的双龙,类似伏羲女娲造型构图,下方为主题纹饰,四个于越族古代先民,双手持桨,奋力划船,动作整齐如一。
宁波博物馆文保部副研究员陈明良说,该铜钺尺寸较小,高9.8厘米,刃宽12.1厘米,并没有使用的痕迹,推测应该为礼器,是身份与王权的象征。钺是由新石器时代作为复合生产工具的穿孔石斧演变而来。人们将斧的刃部放大,取名钺。青铜时代成为兼职礼仪等级很高的一种兵器,盛行于商代及西周,后基本成为一种礼仪用具。
为何纹饰上的图案,人们头上都戴有羽毛呢?对于记者的问题,陈明良解释,当时在宁波地区生活的人主要是于越族,越族先民普遍有鸟神崇拜,因为崇鸟,往往在一些活动中,把自身也装扮成鸟的形状,头戴羽冠、身披羽衣。他们把羽人形象铸在铜钺上,正是这种图腾崇拜的体现。
宁波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之一,她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海外传播起到了重要桥梁作用。据《吕氏春秋·贵因篇》中记载,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由此可见,远在当时,宁波地区的水运就很发达,已经有了很高的造船技艺。
陈明良表示,因为羽人竞渡纹铜钺表现的是一幅人类早期航渡活动的记录图,且铜钺上图案的个性特征非常鲜明,文化的时空跨越感强,它所刻的地方又是在代表王权的铜钺上,文物与文化价值非常高,所以,许多专家学者都建议,将这件器物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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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云龙镇甲村石秃山出土:中秋羽人竞渡纹铜钺
钺由新石器时代作为复合生产工具的穿孔石斧演变而来。斧用于战斗后,人们便将它的刃部放大,名之为钺,“钺者,大刃之斧也”。钺还有另一特殊用途,即作为王权的象征物。早期甲骨文字中,“王”字的象形颇像钺之形,王字下面一横写作月牙形,像钺之刃口。另一方面,钺又是执行刑罚的权柄。《礼记·王制》也记载:“诸侯赐弓矢而后征,赐铁钺而后杀。”正因为钺是代表王权的信物和体现朝廷尊严的器物,所以在后世帝王出巡的车驾中,也载以钺,以彰显君王威严。
羽人竞渡纹铜钺,上首有两条龙,有学者指出现今的龙舟演变自百越的独木舟,因为此独木舟是以蛟龙为图腾的。宁波古属百越民族之一的“于越”,越人地处水乡泽国,出行多驾舟,以舟代车。《吕氏春秋·贵因篇》载:“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述异记》中叙述:“吴王夫差作天池,池中有龙舟,日与西施戏水。”这件铜钺说明,龙舟竞渡之习俗早已盛行于吴越之地。
铜钺上的“羽人”,反映了百越民族的“鸟神”崇拜。百越民族崇鸟,自称“大越鸟语之人”。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鸟形”、“鸟形象牙匕”、“双鸟朝凤象牙器”、“鹰形陶豆”,均反映了越人对鸟的信仰。越人因崇鸟尊鸟而仿鸟,《吴越春秋》讲述继承越王事业者,作“鸟禽呼”;《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勾践被称为“长颈鸟喙”的模样;许多越王刀剑,刻有“鸟篆文”。而那些头插羽毛、身披羽毛的仿鸟人,则被称为“羽人”。
这件羽人竞渡纹铜钺,反映了宁波先民龙腾虎跃、劈波飞渡的奋发进取精神,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文物,也是有关宁波中秋划龙舟的最早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