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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刚老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一)

(2014-09-29 09:30:43)
标签:

书法

书画

字画

柯小刚

文化

分类: 妙文共赏

柯小刚

字如之,号无竟寓,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毕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道里书院山长,著有《在兹》、《道学导论(外篇)》、《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等专著五部、译著两部、编著一部。曾访学德国、英国、美国。本色读书人,信奉孔子所谓“为己之学”,在经典学问和书画艺术中自得其乐。喜欢随机性教学、启发式教学、互动式教学,享受教学相长的愉悦。不想出名,但有一腔“为往圣继绝学”的热忱。

*本文转载自道里书院,已经柯老师授权。


 

士人书画所为何事?孔子的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可以作为最简要的回答。在传统士人生活中,艺事无论大小(大至经艺,小至词赋)都是要“游”的:只有在宽裕从容的“优游涵泳”状态中,才能打开学习和创作传统艺术的空间,找到贴合的节奏感。《周易》所谓“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乾》九二文言传),《礼记·学记》所谓“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都含有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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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点瞳子,飞白拂上”: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写真神游
  
  现代学院严格的“系统训练”便于培养大批合格人才,生产大量“能品”;而古代“师徒从游”的教学方式则更容易出少量非凡人才,为“神品”和“逸品”的产生创造条件。“神”和“逸”都是一种“游”的状态,而“游”则是在“余地”中的自由生长。宽裕的空间、自由的时间、旷逸的心志、渊博的涵养,这些都是为“游”提供条件的“余地”。《庄子·养生主》所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游”的“余地”有多大,书迹画象的“逸”就有多远;“游”的“余地”在哪里,“神”就寄居在哪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张怀瓘论顾恺之云:“顾公运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历代名画记》卷五)。
  为什么顾恺之能图画人象之神?因为顾恺之常常神游于图象之外。“顾公运思精微,襟灵莫测”:你看到他身在此处图写人像,但你不知道他的心思神游何方,襟怀旷逸何极。他的笔端游丝走线所以传神,是因为他的眼睛能追踪莫测其端的神气。
  《晋书·顾恺之传》记他“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睛”,又载他为患有眼疾的朋友殷仲堪写真,“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青云之蔽月”,似乎都有言外之意:真正能见的,可能并不是凝视物象的眼睛,而是游方物外的心灵;真正可观的,可能并不是形诸墨迹的图画,而是逸出象外的神采。
  所以,对于顾恺之来说,图画之事不过是一件“寄迹翰墨”以通神达道的游戏,而不是斤斤于形迹本身如何的技术。于是,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顾恺之给自己的著作取名《启矇记》,以及为什么他会愚痴到相信桓玄给他的柳叶可以帮他隐去形迹,让人看不到他:“桓玄尝以一柳叶绐之曰:‘此蝉所翳叶也,取以自蔽,人不见己。’恺之喜,引叶自蔽。玄就溺焉,恺之信其不见己也,甚以珍之。”(《晋书·顾恺之传》。附识:为什么《晋书》爱抄小说逸史?这不只是文献学的问题。对于“逸人”来说,记述“逸事”可能是最忠实的写真。)

 

“何必见戴”、“吾与点也”:“游于艺”中的兴、势、趣
  
  “游”起于“兴”:兴起而游,兴尽而返。书画亦如此:兴起则笔势发动,兴减则笔势渐收。“兴”与“势”的关系是书画游艺的关键。为什么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王徽之(字子猷)最得乃父之“势”?很可能与他的“随兴”、“乘兴”的性情有关。《世说新语》记载了他的一件非常有名的故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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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其说是一次计划出访,不如说是一次随兴出游。与其他有计划的工作一样,书画创作也有目的:做出作品。尤其是定制作品,如画院画工的应制之作,或文人的应酬之作,更是如此。但是,作为士人日常修养的书画活动,虽然客观上也指向作品的完成,但却是不一定非要见到“戴安道”不可的。书画之“猷”(《尔雅》:“猷,谋也。”)只须“安道”即可,不必“见戴”。

  所以,传统士人书画的“目的性”并不是“计划的目的性”,而是“兴趣的目的性”。所谓“兴趣”就是“兴之所至”的“趣向性”、“无目的”的“目的性”。庄子所谓“无待”的“逍遥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孔子叫弟子各言其志,曾点“舍瑟而作”(“作”就是兴起),说他的“志向”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孔子许之曰“吾与点也”,里面也含有这个意思。
  跟子路的强兵之志、冉有的富国之志、公西华的学礼之志比起来,曾点的这个“志向”实在很难说是一个“志向”,因为它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你不知道他究竟想要做什么。它要说的重点并不在于“志向”的“所向之事”,而在于“志向”之为“志向”的兴发兴起之力。(更多解读参拙文“春天的心志”,见收拙著《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这种力是春天的力,蓬勃向上的少阳升举之力。只有乘借此力,曾点才能“舍瑟而作”,《逍遥游》的大鹏才能“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兴,然后能游;游,然后能观。所以,“舍瑟而作”构成了曾点慷慨言志的“引子”;“抟扶摇而上”,然后大鹏才能俯瞰大地的“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它特别突出了“兴”对于“游”的重要性。这个道理在儒家、道家和书画艺术那里都是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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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依于仁”原来是“游于艺”的前提
  
  王子猷雪夜访戴,未及见戴而兴尽返回:“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然而,如果他在见到戴安道之前尚未尽兴呢?甚至,如果他在见到老朋友之后更加逸兴横飞呢?他的父亲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可以告诉我们,那将是怎样一番兴味:“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我们不应忘记,王子猷虽然只以个人的兴致为转移而不以是否真的见到朋友为意,但他雪夜登舟的兴致却并非无端而起,而是因思戴而起;乘舟夜游的方向也并不是一任水流,而是有着明确的方向:戴安道所在的剡溪。
  因此,如果说“兴”是“游”的前提,那么“相与感发”则是“兴”的前提。不但是朋友之间的相与感发(“忽忆戴安道”),也有天人之际的相与感发(“夜大雪……四望皎然”)和古今之间的相与感发(“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共同促成了王子猷雪夜登舟游剡的兴致。
  如果对“个人性情”和“一时兴致”的感发条件和周围情境缺乏比较全面而持久的响应能力,过分强调“个人性情”和“一时兴致”的任性发挥,那么,在书画创作上虽然兴致勃勃、易得笔势和生意,但也容易导致骨节外露、呼应不周、不够涵泳蕴藉的毛病。
  比较《万岁通天帖》中的王羲之、献之、徽之三人书,我们可以很直观地体会到宋代书家黄伯思论羲之诸子“徽之得其势、献之得其源”的意思(参氏著《东观余论》)。与父亲和弟弟的字比起来,徽之单纯依赖“兴致”的“得势”之笔显然过于直露了些,少了些委婉顾盼的遒媚,气场比较单薄,不及羲献那般荡气回肠、优游涵泳,越看越想看,爱不释手。
  过于随兴直白,藏的意思就少。一打眼感觉有势,但不够耐看。兴致勃勃,又能节制,慢慢来,悠着点,“徐徐接兴”(王羲之论书),才能做到“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孙过庭《书谱》论王羲之书)。这样写出的书画,不但有兴致,而且有持久的兴致,里面藏有更多的意思,比一味随兴挥洒的笔墨更耐看。当然,节制太过,也会稀释兴致的浓度,降低作品的直感触动力;审度营为太过,也会伤害兴致的天然畅达,导致匠气的俗品。这就是为什么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那么重要,而对这个故事的全面深入理解更重要。
诚然,是否想乘舟,是否想见朋友,都取决于王徽之个人的“兴”,然而,我们不要忘了,如果没有天地(雪)、古人(左思)、朋友(戴安道)这些相与感发的外物,所谓“个人的兴致”不知从何生发?有天地人物而有“感”,“感”而起“兴”,“兴”而出“游”,“游”而后有艺术。故孔子曰“依于仁,游于艺”。“依于仁”原来是“游于艺”的前提。虞世南《笔髓论·辨应》云“字为城池,大不虚,小不孤”,相依于仁之谓也。所谓“辨应”,应者,仁也。
  “依于仁”之“仁”,何晏集解以为仁人师友,朱子集注以为仁德。解字不同,而义实相通。仁以交友,友以辅仁:有仁性仁德,然后能交仁人师友;交仁人师友,然后能辅仁性、修仁德。无论怎么解,都与“个人”得以成为“个人”的周遭情境有关。故《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学》解之曰:“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相互切磋与自修其德,都是仁而能感的条件,也是个人能学而成人的条件。自得其乐的兴致和天人之际的感应、古今之间的感通、朋友之间的感怀,都是仁通的表现,总是交融在一起的。故庄子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睥睨于万物”(《天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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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刚老师读经游艺共修班正在招生,席位珍稀,报名请点击“我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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