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大禹谟》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尚书》中的这样一段话，应该是中国文化在大禹时期典谟中明确的“法律、司法”性概念。而“法治”这个中文词有日子的一直很流行，被写在纸上，刷在墙上等被铺天盖地在到处都可以随时能看见的地方上。“法治”一词英文中最起码有两种表达；rule by law和rule of law，两种表达，虽说只有by和of两个介词之异，含义相差已经不可以道里计。前者意谓“用法律来统治”，后者意谓“法律的统治”或“法律主治”。自然，后者代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如果我们以《论语》中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并且他遵循“禅让”的制度将天子之位置禅让给益，若再以我们已经常识化了的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制度论，那么无论是自觉的，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单以此“禅让”制度论，应该说这是“法律的统治”是不过分的。更深层意义则乃是对于“自然”的律法自觉的遵循的行为。
　　
　　

《书、大禹谟》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此“帝”于先秦之时，我们是明白的，此“帝”不具体指人物。那么无非也就是在指喻《易经》，或者是哪个象形的“花蕾、花蒂”的符号文字。“帝德罔愆”应该是说《易经》不允许复杂拖延，也就是“临下以简”，这就是我们今天满口的“大道至简”的意思，而此即是“帝德”。《书、大禹谟》曰；“御众以宽”；即是说宽宏。那么这个“罚弗及嗣”，就应该是不允许株连无辜后代者了，并且是明令的颁布，也即才称呼为是《大禹谟》！中国历史中株连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但以《史记》中秦始皇帝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而不见有株连无辜后代的情况发生。并且商鞅变法的《商君书》中也是无法去判定司马迁之“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的“不告奸者腰斩”还要株连其他者的高度关联字句。并且“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明白的是不允许出现宗族宗法的制度举措。三代以上呢，我们也是见不到有此等事迹，因为仅仅存有《尚书》，如果从《诗经》去观察呢？基本就是不可能制度化的出现此类事情。那么或者春秋战国时也是间或的有着零星的发生。或者秦二世时开始制度了，若以家族宗族化越来越浓厚论呢，那么大范围及明确到了制度上铁定的是汉才开始出现的。而且关于殉葬的事迹也是起自周之衰微与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墨子《节葬》论，其前中国文化与历史中是没有的。墨子《节葬》说；“满意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并且“今虽毋（违背）法而执厚葬久丧者言”，都是打着“以为事乎国家”的名义。而且以文字存留说，也不曾见到有大规模与范围的发生过的。《战国策》记载有；“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此既是墨子所谓的“满意若送从”，说明并不仅仅杀害的是弱势群体。怎么就是四处弥漫着的是奴隶社会呢？意思是我们祖先不是人了，是没有人性的，我们今天就好解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