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最社会的，教育也是最个体的；教育是最个体的，教育也是最社会的。不是我在绕口令，事实就是这样。

    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作为“个体”的他们要努力“上升”，而这个向上的“管道”却是社会性的；他们要想“天天向上”，不是自己说了算，在很大程度上却要社会说了算。于是，孩子们和家长们不免就产生了焦虑——这被称为“教育焦虑”，如今这样的焦虑在城乡大面积蔓延。为了消解这种焦虑，基本路径就是去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以此期待在考学中不落后于城里的孩子，最终能“更上一层楼”。问题是，培训班上得越多，负担越重，个体的焦虑很可能不减反增。

    可是，城里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同样很焦虑。尽管父母拥有较多的话语权和社会资源，可他们也担心自己的孩子“往下掉”啊！于是，这“教育焦虑”在社会各阶层都蔓延了。

    说起来，“教育焦虑”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媒体早有各种报道。有个初三男生，有一天就是赖着不起床，他老爸怎么强制也不行，情急之下就拨打了110电话报警，请民警前来帮忙。民警出警了，孩子的母亲也从单位赶来了，一直闹腾到上午10点多，孩子才在母亲的陪同下去学校……孩子、家长、社会，都一块儿跌入这极其苦痛的“教育焦虑”之中。

    像这样的事儿，与其说是孩子有病，不如说教育有病。与一位心理咨询师谈孩子的焦虑问题，人家告诉我：现在有焦虑情绪的学生真是太多了，心理咨询几乎忙不过来，尤其是中考高考前的这段日子！简单地一言以蔽之，这都是“应试教育”给害的。北京的“小升初”、各地的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都是学生家长的“焦虑源”。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只是不同身份地位的家长、不同智力水平的孩子，其焦虑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相比于中上层怕子女“往下掉”，最焦虑的还是身处最底层、盼着孩子将来有出息的家长们。在农村或来自农村的社会底层人群，要想向上流动，考学几乎就是唯一路径。但他们几乎就是“奋斗20年才能与城里孩子一起在咖啡店喝咖啡”。在这次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厉以宁对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有过一番深刻的剖析：由于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不足，以致学校设备差、师资力量差、学生很难继续深造，从而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由于农村的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差，又缺少专门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因此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对他们实际上是关闭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下的不良循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下一代的不平等……

     教育不仅是起跑线位置不同，前进的“跑道”其实也很不一样。短期的教育焦虑，长时间的教育焦虑；孩子的教育焦虑，家长的教育焦虑；家庭的教育焦虑，社会的教育焦虑……各种焦虑纷繁交织，构成了一幅中国教育的现实图景。这些问题的解决，唯一出路也在改革——教育体制的真改革。

    著名作家刘恒有一天悟出一个人生定理：“人，生来就是被贬低的。”他认为一个人从小到大，一生中任何时刻都在被贬低。刘恒说得还真有道理，尤其是考学时代的孩子，被现行的教育制度贬到了极为可怜的“最低”——想不焦虑都不行啊！